1.波斯湾之晨
为美军部队举行军事演习的机构是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其办公地点是弗吉尼亚州萨福克的两幢毫不起眼的低矮混凝土建筑，它位于一条蜿蜒公路的尽头。从华盛顿出发，向东南方向开车到达这里，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办公楼停车场的门口是一个小岗哨，但由于四周围有钢丝网栅栏，从街上是看不到岗哨的；街对面开着一家沃尔玛超市。从里面看来，办公楼非常普通，楼中设有会议室、几排小隔间，以及一条灯火通明、没有铺地毯的长长的走廊。然而，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的职责却绝不能用“普通”二字来形容，它是美国国防部设立的基地，用以测试有关军事组织的新提案，并实验新军事策略的可行性。
这次军事演习的计划始于2000年初夏。为此，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邀请了几百名军事分析和软件制作方面的专家。在军事演习用语中，美军及其同盟军被称为“蓝军”，而敌军则被称为“红军”。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为每支部队都设计了全面而翔实的资料，其中涵盖了各军所需要了解的有关本队和敌军力量的信息。1演习开始前的数周内，红蓝两军进行了一系列训练，为最终的较量做好了准备。叛变军官变得越发暴戾，而美军一方也越发警觉。
时年7月末，两支部队分别来到了萨福克。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主楼一层设有一个没有窗户的大房间，演习就在这间实验室进行。来自全美多个军事基地的陆战队及海陆空三军将士严阵以待，充当演习中红蓝两军的士兵。蓝军发射的导弹和派出的战斗机，要么是真枪实弹的导弹和飞机，要么就是由42台独立电脑合成的特效。这些电脑可以精准地模拟每个指令，其逼真程度让作战室中的人们难辨真伪。演习持续了两周半的时间。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的一组专家记录了所有的对话以备日后分析，另有一台计算机全程统计了所有发射的子弹、导弹，以及调度的坦克。这场演习可不仅仅是一场实验，演习后不到一年，美军便对中东某区域进行了武装入侵，此区域驻扎着一位叛变的军官，他在当地拥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并疑似窝藏恐怖分子。一切真相大白：这场演习其实是战争前的一次正式预演。
“千年挑战”表面上是美国国防部对一项激进的新作战方案的测试。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击溃了萨达姆·侯赛因位于科威特的武装力量。然而，这次战争是一场循规蹈矩的较量，是两支全副武装、纪律森严的武装部队在露天战场上的作战演习。沙漠风暴行动落下帷幕之后，美国国防部认为，这种作战方式马上会被时代淘汰。因为没有人会蠢到敢与美军进行硬碰硬的纯军事对抗。他们认为，日后的战争方式会变得让人难以捉摸；战争发生的地点既可能是战场，也不排除市区；敌我双方较量的既可能是武器，也可能是战术；战争所涉及的因素也会从军事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方面。正如联合司令部的一位分析专家所言：“下一场战争不会只是军事与军事的较量了，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你摧毁了几辆坦克、击沉了几艘战船，或击落了几架飞机，而是要看你在敌军系统中所扮演的是何种角色。我们追求的是军事制造业的能力，而非作战的能力。军事系统与经济文化系统以及国与国的关系息息相关。我们必须理解联系这些系统的链条。”
就这样，在“千年挑战”军事演习中，蓝军拥有了史上任何军队都无法匹敌的战略资源。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研发了一套名为“作战净评估”的战略系统，这是一套正规的军事决策工具，能将敌军情况划分为“军事”“经济”“社会”“政治”等板块，并依次制造一张网格列表，以表示这些板块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列表能显示出哪些板块的联系最为薄弱。蓝军的长官们还学习了一套被称为“基于效果作战”的军事理论，此理论引导他们在定位和摧毁敌军军事力量时避免中规中矩的思考方式。除此之外，蓝军长官们还人手一份被称为“常见相关操作图片”（Common Relevant Operational Picture，简称CROP）的实时地图，这种地图不仅能让人一目了然，还可被用于战斗形势的实境模拟。这些长官熟谙“联合作战计划”这一概念，他们不仅可以共享来自美国政府数量空前的情报信息，还可以从一套严谨、严明的作战体系中汲取灵感。可以说，美国国防部军火库中的每样宝贝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军事演习结束后，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长官威廉·F.克南（William F.Kernan）将军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们仔细审视了我军能够渗透至敌军内部的各种因素，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制等，并对每种因素进行了彻底的分析。我们的政府部门有能力阻断一个国家的作战能力，我们可以扰乱其通信能力，可以将权力转移到人民手中，还可以影响其国家意志……以及摧毁其供电网络。”两个世纪以前，拿破仑曾经写道：“一位将军绝不会精确通晓一件事，绝不会洞若观火地观察敌人，也绝不会透彻地明晰自己所处的位置。”战争往往是被迷雾笼罩着的，而“千年挑战”演习的目的，就在于向大家表明，在高端卫星、感应器以及超级电脑的协助之下，这股迷雾可以被拨开。
正因如此，指派保罗·范里佩尔担任反方红军长官不愧是个“高明”的决策，因为他的个性与这一套理论截然相反。范里佩尔并不相信人们可以使笼罩战争的迷雾散去。他在弗吉尼亚州有一幢房子，房子二层设有一间书房，里面整齐地摆满了一排排有关复杂理论研究和军事决策的书籍。由于亲身经历了越南战争，并阅读了德国军事理论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作，范里佩尔坚信，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预见、无章可循的。20世纪80年代，范里佩尔时常参与各种军事演习，根据军队教条的规定，他必须参加制定各种决策的训练。在制定决策时，决策者应具有很强的分析性和条理性，并且过程十分费时，他对此很是厌恶。但这种决策方式又偏偏是“千年挑战”演习所要考察的。他告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师长发话了，‘暂停。我们来看看敌人现在处于什么位置’。我们花了整整八九个钟头，等到发现敌人时，他们已经转移至我军后方了，我们原本的计划也就泡汤了。”范里佩尔并不是对所有的逻辑分析都心存反感，他只是认为，这种分析方法不应该在战争进行中出现，因为战争的过程瞬息万变并且应该分秒必争，不允许人们慢条斯理地逐一筛选不同方案。
20世纪90年代初，范里佩尔曾任弗吉尼亚州匡提科海军陆战大学的校长，当时，他与一个名叫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的人交往甚密。克莱因在俄亥俄州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并著有一本名叫《如何作出正确决策》（Sources ofPower）的书，堪称决策类书籍中的经典。2克莱因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护士、重症监护人员、消防员以及其他一些需要在压力下做出决断的人。他总结道，专家们在做出决定时，并不会对一切可行的方案进行系统而有逻辑性的比较——这是老师教给我们的决策方式，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方式太过耗时了。克莱因所研究的护士和消防员们自有办法，他们会在大脑中对形势做出大致的模拟，然后凭借自身的经验，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并立马付诸行动。在范里佩尔看来，这才更加接近人们在战场上做决策的方式。
一次，范里佩尔、克莱因以及十几名海军陆战队的上将一起飞赴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想到交易大厅里一窥究竟。范里佩尔自忖道：除了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站里，我还从没见过如此将星云集的场景呢，说不定我们能从这里学到点什么东西。一天的交易活动完毕后，上将们步入大厅，玩了几局模拟交易游戏。之后，他们携几名华尔街的交易员横跨纽约港，来到了位于总督岛上的军事基地，让他们用电脑试玩了模拟战争游戏，这些交易员的表现可圈可点。在模拟战争游戏中，参与者需要在高压状态下凭借有限的信息，接二连三地做出果断的决定。而这正是交易员们在每天的工作中所要面对的任务。范里佩尔又将这些交易员带往匡提科，让他们坐上坦克，参加了一次真枪实弹的演习。范里佩尔越发感到，这群“体重超标、不修边幅且蓄着长发”的人所从事的工作，与海军陆战队长官们的工作本质相同，而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用金钱来赌，后者拿生命来博。加里·克莱因说：“我还记得交易员与上将们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边是两三星的海军上将——你也知道海军上将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而且他们中还有几个人从没来过纽约；另一边则是这些交易员，都是些二三十岁、年轻气盛的纽约本地人。但当我环顾整个房间时，却发现这两帮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了一起，每一群人中既有上将又有交易员。他们可不是在客套，而是在兴致勃勃地攀谈，交流经验，相聚甚欢。我自言自语道，‘这些人简直是碰到知音了，他们的相处中充满着对彼此的尊敬。’”
换句话说，“千年挑战”演习并不仅仅是两军之间的战争，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哲学之间的较量。在数据库、信息网络以及作战原则的帮助之下，蓝军得以系统地了解敌军的作战意图及实力；而红军的长官，却将衣冠不整、瞎碰运气、咋咋呼呼、在一个小时内要做出上千个瞬间决断的交易员奉为至交。
军事演习正式开始的当天，蓝军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涌入波斯湾地区，并于红军基地近海停驻了一艘航空母舰。在向红军炫耀完兵力后，蓝军向范里佩尔发射了8枚炮弹，并发出了要求红军投降的最后通牒。蓝军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因为他们的作战净评估系统早已使红军的薄弱环节暴露无遗，并推测出了红军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的可选择范围。但范里佩尔才不会乖乖地按照电脑的推测行事呢。
蓝军摧毁了范里佩尔的微波塔，切断了他的光纤通信线路。蓝军推测，红军此时的联络手段只剩下卫星和手机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监听到红军的通信内容了。
“蓝军说我们会被扰得措手不及。”范里佩尔回忆道，“措手不及？任何一个有点学识的人都知道，卫星和手机通信是靠不住的，这只是蓝军一厢情愿的臆断罢了。在美军于阿富汗奇袭乌萨马·本·拉登失利后，谁还会使用这些手段进行通信啊？我们通过驾驶摩托车的通信员传递信息，还把信号掺杂在祷告语中进行传递。蓝军问我们：‘在飞行员无法与控制塔联系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让飞机从机场起飞的啊？’我回答：‘你们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我们用的是灯光传信。’”
蓝军本以为可以一眼识穿的红军，顿时显得有些不可捉摸了。红军是如何办到的呢？势力强大的敌人兵临城下，范里佩尔本应感到自惭形秽、无力招架，但担任过狙击手的他才不会举手投降呢。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他向海湾调遣了一队小型战艇，以跟踪蓝军入侵海军船只的行踪。接着，他出其不意地向蓝军连发巡航导弹，对其进行了持续一个小时的连番攻击。红军的突袭完毕后，蓝军16艘美军战舰沉没湾底。如果“千年挑战”演习是一场真实的战争，那么两万名美军将士就会在自己的军队一弹未发之前葬身海底了。
范里佩尔告诉我：“有一次我正坐着，突然想到蓝军曾经说要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所以我就抢先来了个攻其不备。我们当时已经计算出蓝军的舰队所能抵挡的巡航导弹的数量了，于是我们在此数量上加码，从陆空、近海和海底对他们进行了多角度攻击。我们估计击沉了他们一半的战舰，这些战舰都是我们选好的目标，包括航空母舰以及他们最大的巡洋舰等。蓝军共有6艘两栖战舰，我们击中了5艘呢。”
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分析学家有关这场7月战争始末的解释纷至沓来。有人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军事演习的特殊运作方式造成的；有人说，在实际战争中，战舰是不会像在演习中那么不堪一击的。但这些解释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蓝军一败涂地。红军的叛变长官采取了恶霸叛徒应该采取的行动：他负隅顽抗，还出其不意地攻打蓝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盖蒂博物馆在评估那尊少年立像时的失误是如出一辙的：盖蒂博物馆对那尊少年立像进行了理性、细致、彻底的分析，把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考虑到了，但即便如此，分析师们还是漏掉了一个凭借直觉就可以洞悉的事实。而在波斯湾一战中，红军将其快速认知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蓝军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