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自我分析
第一次赴东南亚时，保罗·范里佩尔担任的是南越的顾问。在灌木丛中执行任务时，他常常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当时的他是一名年轻的中尉，还是战争方面的新手。每每听到枪声，他的第一反应总是发电报，询问战场上的部队究竟出了什么状况。然而，几周之后他却发现，自己通过电报联系到的人对于枪声的了解并不比他多。枪声就只是枪声而已，它仅仅意味着某种冲突的开端罢了。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冲突呢？战场上的部队也不明确。因此，范里佩尔停止了询问。第二次奔赴越南时，每当枪声响起，范里佩尔都会静观其变，他说：“我会一直看着手表，因为我在5分钟之内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部队需要增援，他们就会通知我。若5分钟后枪声停止了，我也就不用采取什么行动了。你得让部队自己分析战斗形势，让他们自己搞清楚出了什么状况。发电报询问情况的危险在于，前线部队会随便应付你几句，好让你别再打扰他们，而如果你按照字面意思断章取义的话，就很可能会给我方造成损失。你的插手还会使部队分心，会使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不该集中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会阻碍他们解决问题的进程。”
早在执掌红军指挥权之初，范里佩尔就将这一经验烂熟于心。他借用了管理学大师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一句箴言——我向我的团队所讲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掌握主动权，我们也要失控！“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总体的战略方向和目标是由我和高级将领们设计的，但是在战场上，战士们实际要遵循的可不是上级下发的难懂的指令。他们需要在行动中运用自己的直觉来判断，并采取出乎敌人意料的行动。几乎每天，我们红军的空军长官都能本着令敌人猝不及防的战略原则，萌发各式各样的新点子，从各个角度对敌人进行攻击。但他从未从我这里得到过任何具体的行动指示，我只是把战略目标告诉了他而已。”
范里佩尔不喜欢在交战过程中进行自我分析，不喜欢各种形式的解释说明，也不爱举行冗长的会议。他说：“我告诉我的部队，我们要坚决避免像蓝军那样满口专业术语。除非是在日常谈话中，否则你甭在我面前提‘效应’这种词。我也不想听到别人拿‘作战净评估’跟我说事儿，我不希望我的部队流于这种机械的做事方式，而是希望大家能够运用才智和经验，并且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显然，这种管理体制有其自身的风险性，这意味着，范里佩尔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对部队的行动了如指掌，并且他要在下属身上倾注大量的信任。他本人也承认这是一种“混乱”的决策方式。但与此同时，这套体制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优势：就像即兴表演中的“接受”法则一样，此体制给予了红军士兵采取行动而无须过多解释的自由，鼓励了他们对快速认知力量的运用。
我来举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请在脑中回忆一下最近一次在饭馆就餐时招待你的女服务员的面容，或今天在公车上坐在你旁边的乘客的面容，或者任何一个你最近见过的陌生人都可以。现在，我让你作为目击证人，从一群人中指认出那位女服务员，你能做到吗？我觉得你应该能行。辨认某人的面容是潜意识认知力的一个典型例证。我们无须思考，女服务员的面容就会自动浮现在脑海中。但如果我让你拿好纸和笔，尽可能详细地描写出女服务员的外貌特征，叙述其五官、发色和衣着，以及是否佩戴珠宝等信息。信不信由你，如果现在再让你从一群人中找出此人，你的指认就没有那么准确了。这是因为，虽然你本来具有轻而易举就能辨认某人的能力，但是通过描述此人的外貌，你的这种能力被削弱了。
在此方面率先展开研究的，是一位名叫乔纳森·W.斯库勒（Jonathan W.Schooler）的心理学家，他将这种效应称为“语言屏蔽”。4在人类的大脑中，有一部分（左脑）是用语言进行思考的，而另一部分（右脑）则通过画面进行思考。当你用语言描述一个人的面部特征时，你的视觉记忆会被语言取代，思考活动也会由右脑转移至左脑。这时，当你再一次从一群人中指认女服务员时，你所凭借的记忆是你对她面容的语言描述，而非视觉画面。然而，症结就出在这里，因为在辨认某人的面部特征时，我们的视觉辨识力要比语言叙述能力可靠得多。如果我向你展示玛丽莲·梦露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照片，你不出一秒就能认出他们。我猜你现在已经能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这两个人了吧？但是，如果我让你用语言来描述他们的外貌，你能描述得很准确吗？如果让你用一段文字描写玛丽莲·梦露的面容，并且不向我透露你所描述的是谁，我能不能猜得出来呢？我们记住面部特征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但如果我强迫你用语言文字表达出这些记忆，非要你给出解释，那么我就是活生生地抹杀了你的这些本能。
辨认面部特征所涉及的范围看似很有限，但是斯库勒告诉我们，从“语言屏蔽”中学到的东西可以被运用在更广泛的领域中，以帮助我们解决更多难题。请思考一下下面这道脑筋急转弯：
父子二人遭遇了严重的车祸。父亲身亡，儿子被送到急救室中。医生一见到男孩儿，便大惊失色：“这是我的儿子！”
问：医生是谁？
这是一道考察洞察力的谜题，并不像数学题或逻辑题那样，用纸笔就能一步步地演算出来。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你的直觉进行瞬间决断。你必须要跳脱“‘医生’总与‘男性’挂钩”的思维定式。医生当然不会总是男性，此题的答案是：医生是小男孩的母亲！我再出一道考察洞察力的脑筋急转弯：
将一个巨型钢制锥体倒置，使其顶点平稳地支撑于地面。任何接触锥体的动作都会使其翻倒。锥体下方现有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问：如何拿走钞票而不必弄倒锥体？
先思考一会儿，然后用笔记下你刚才解题的全过程——如解题策略、从何入手、想到的所有答案等，越详细越好。斯库勒做过一次类似的实验，他给每位实验对象发了一张纸，让他们解答纸上所有的谜题。结果发现，那些按照要求给出答题解释的人，要比不必解释的人少答对了30%的题目。简而言之，如果你在答题时将思考过程记录在了纸上，那么顿悟闪现的概率便大大降低了，而顿悟却恰恰是解题的关键所在。同理，在描述完女服务员的面容后，你便无法从一群人中认出她来了。（顺便说一下，锥体谜题的答案是：用某种方式将钞票毁掉，比如撕烂或烧掉。）
在逻辑问题中，要求答题人给出解释不仅不会降低其答题能力，有时反而会帮助其解题。但是，需要通过闪念和顿悟才能答出的题目可就另当别论了。斯库勒说：“这种由于分析而导致思维能力降低的例子，在体育界也屡见不鲜。如果你在比赛过程中深思熟虑，那你的能力就会有所削弱，动作流畅度也会下降。运动中存在着一种自然连贯、无法言喻的东西，很容易受到破坏。”身为人类，我们运用闪念和直觉的能力可谓炉火纯青，我们不仅能通过记忆牢记某人的面容，还能灵光一闪就解出一道谜题。但是，斯库勒这番话的意思是，这些能力都是极其脆弱的。顿悟并不是一只安住于我们大脑中的灯泡，而是一根一吹即灭的风中残烛。
决策专家加里·克莱因做过一项实验，他采访了社会各界的工作人员，让他们谈论自己在瞬间做出艰难抉择时的经历。其中一名受访者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消防队总指挥，他在采访中说，几年前，他还是消防队副队长的时候，接到过一项看似寻常的救火任务。一幢位于住宅区的单层民宅后部的厨房起火，这位副队长带领消防队员从前面破门而入，取出水龙带喷水灭火。按理说，这时的火势应该得到控制，但火焰却依然在熊熊燃烧。于是，消防队员们再次往火上浇水，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消防队员们从拱门撤回到起居室里，就在那时，副队长倏地意识到：事情不大对劲。他转向消防队员们喊道：“快出去！马上！”他们刚刚撤离，屋里的地板便顷刻间塌陷了。原来，火源在房子的地下室。
克莱因一边回忆一边说：“那位消防队总指挥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命令大家撤出去，他认为可能是第六感的关系。他可没有开玩笑，他真的相信自己拥有第六感，并且认为是第六感保佑他在工作中免遭伤害的。”
克莱因是决策方面的专家，他拥有博士学位，是个博闻强识、缜密严谨的人，因此，这位消防队总指挥的答案并不能让他信服。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克莱因不厌其烦地让这位受访者回忆火灾当天的经历，希望把他意识到和没意识到的细节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克莱因回忆说：“他说第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是火焰不太正常。”厨房里的火势理应因喷水而变小，但那次的火势却没有得到控制。他接着说：“接着，一行人退到了起居室，那位总指挥官告诉我，他习惯将耳罩拉开，好感知火焰的热度，而刚刚厨房里火焰的滚滚热浪让他颇感吃惊。由厨房引起的火是不应该那么热的。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不对劲的地方？’一般来说，行家里手是能够察觉到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他告诉我，还有一件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厨房里的火焰并没有嗞嗞作响，反而很安静，但鉴于屋子里的滔天热浪，这是很反常的。”5
事后看来，所有的疑点都“真相大白”了。消防队队员喷的水对减缓厨房火势没有作用，是因为火源并不在厨房；火焰之所以安静，是因为声音被地板阻隔了；起居室里的炎炎热浪，是位于起居室地板下方的火焰生成的热气向上蒸腾造成的。然而在当时，我们的主人公并没有从显意识上将这些点联系起来，他的所有思考过程都是在潜意识的密室中进行的。这是凸显薄片分析法作用的一个绝佳例证，指挥官体内的“计算机”急速地运转着，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一片混乱中摸出了解决问题的门道。然而，最让人心悬一线的是，那天的灭火任务距离一场劫难仅仅一步之遥。如果指挥官停下来与队员们分析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对队员们说，“我们来好好商讨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换句话说，如果他采取了人们认为领导在面对难题时应该采取的那一套行动，那么，他可能会干扰了自己获得顿悟的能力，他和队员们的生命也就难以保全了。
然而，这恰恰是蓝军在“千年挑战”演习中所犯的错误。根据他们使用的作战系统，长官必须要不时地停下来商讨战况，搞清楚事态的发展。如果摆在蓝军面前的问题必须经过逻辑推理才能解决，那么这个方法还行得通，但范里佩尔带给蓝军的问题不是单靠逻辑就能应对的。蓝军本想窃听范里佩尔的通信内容，可谁料他却使用骑摩托车的情报员来传递情报。蓝军本以为范里佩尔无法派出飞机，可他却借用了“二战”期间一项被人遗忘了的技术——指示灯系统通信。蓝军认为范里佩尔无法跟踪他们的船只，却没想到他在海湾中布下了大量小型鱼雷快艇。接着，红军的战地指挥官果断出击，顷刻之间，蓝军本以为平凡无奇的“厨房大火”，变得完全无法用逻辑来解释了。摆在蓝军面前的是一个考察洞察力的难题，但他们的洞察力已被扼杀殆尽了。
范里佩尔说：“我听到蓝军总在进行冗长的讨论，他们想弄清政局如何，还专门制定了表格，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上下箭头。我记得自己当时心想，等一下，你们一边打着仗，一边还要忙活这些？他们的用语中包含了很多首字母缩略词。比如，综合国力分为“外交”“信息”“军事”“经济”四大要素，他们就把国力简称为DIME[1]。他们老是DIME来，DIME去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信息工具”简称为PMESI[2]。于是，他们在讨论时老是拿我们的DIME和他们的PMESI做比较，真是造作至极，我听了就想吐。这些人到底在谈论些什么呀？你知道吗，如果你太执着于图标网格和电脑程式，那么你是会无法自拔的。蓝军太过于注重手段和方法了，他们从来没能从宏观层面全面地看待问题。在拆分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你往往会迷失其意义所在。”
事后，参与演习的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的一位高级长官迪安·卡什（Dean Cash）少将承认：“‘作战净评估’本应当是一种让我们能够观察一切、通晓一切的工具。哎，毋庸置疑，这种工具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