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教训
1863年春，美国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发生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钱斯勒斯维尔城。在这场战役中，传奇的南方邦联军总司令罗伯特·E.李（Robert E.Lee）和绰号“好战的乔”的北方联邦军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狭路相逢。彼时，李50多岁，身体状况欠佳。他赤胆忠心、颇有原则，一张阴沉的长脸上长着灰色的络腮胡。他深受军队崇敬，在战争中展现了无可比拟的军事才能。他的对手胡克则正好相反。胡克年轻、高大、白皙。“他当时是个单身汉，深受一众女性喜爱。”历史学家盖瑞·加拉格尔（Gary Gallagher）说道，“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有句名言：在胡克的指挥部，一半是酒吧，一半是妓院，体面人在那儿没法谈正事。”但在他的指挥下，波托马克军团从衣衫褴褛、毫无纪律的队伍转变成了胡克所谓的“太阳底下的最强军团”。这是胡克的典型做派，他时刻自信满满。在布尔朗战役后，他对林肯说：“要说我在战场上是一位比您强得多的将军，那绝不是在虚张声势。”1863年春，在与李交战之时，他变得更加自信。“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在作战之前，他对部队说，“当向他们开战时，希望上帝对李仁慈一些，因为我是不会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的。”
钱斯勒斯维尔城所处的环境很简单。拉帕汉诺克河从北方的蓝岭山脉蜿蜒流出，将弗吉尼亚北部一分为二，最后注入切萨皮克湾。1863年，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李已沿拉帕汉诺克河南岸一带筑起防御工事，这一带位于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首都里士满和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之间，林肯总统此时正在华盛顿焦急地等待着战报。李的军队有6.1万人，同时另有一位邦联军传奇指挥官“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襄助。胡克与李隔河相望，胡克手下有13.4万人听令，其重炮兵也是对方的两倍。他最简单的选择是直接冲到河对岸，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拿下李的队伍。但胡克决定采用一种更为精妙的方式。他分出大约半数的队伍，让他们行进至河流上游15英里处，在秘密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后再向下游行军，到李部队后方的十字交汇点钱斯勒斯维尔城集结。当时，胡克可谓胜券在握。他对李已形成了钳形攻势：李的前后都是比自己人数更多的敌方军队。
胡克的情报工作也走在了李的前头。他在联邦军中安插了间谍网络，所获的情报信息让他能在对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7万人的部队转移至其后方——这一点，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而且，他还有两只任由其支配的热气球，为其提供关于李阵营的精准空中侦察信息。从任何一个常规维度来说，联邦军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取胜都是毫无疑问的。胡克在钱斯勒斯维尔城与大部队汇合时，将部队集结在一起，下达了最终命令：“本将军对现在的形势深感满意，兹宣布，经过三天的精心筹划，我们的敌人要么会可耻地逃遁，要么就会从防御工事中出来和我们正面对垒，他们必会溃不成军。”
但当战役开始后，在部署阶段看似再清晰不过的情势很快变得混沌不明。胡克本以为，李面临着被前后夹击的严峻形势，只能从唯一一个方向撤退——退回里士满；而在混乱的撤退过程中，联邦军将乘胜追击，李的部队便会如瓮中之鳖。这样的场景，他想过，也讨论过，并且已经将其固化在了他的大脑中。结果李并没有撤退，相反，他对部队成员进行了重新部署，然后出其不意地在钱斯勒斯维尔城与胡克迎头一战。胡克在阵营和人数上原本大有优势，但他现在懵了——李完全不像是在人数上处于极度劣势的样子，反而像是在人数上远超对手一样。一些邦联军在被俘后，告知联邦军，另一位邦联军将军詹姆斯·隆斯崔特（James Longstreet）正率大部队驰援李。这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但胡克当时已经有点糊涂了。从理论上说，他对李有着压倒性优势。但打仗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厮杀。在巨大的压力下，胡克喊了停，让部队撤退，将战场优势拱手相让。“没关系，”胡克强作勇敢，对他的一位将军大流士·库奇（Darius Couch）说道，“我已经把李弄到我计划好的地盘上去了，他得在我的地盘上和我决一死战。”但库奇并没有被这番说辞愚弄，他说：“我在李的面前撤退了，当时我觉得，我的长官已经偃旗息鼓了。”
李也嗅到了胡克的弱势，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重新分配了军队成员，并派出了“石墙”杰克逊，在夜幕和浓雾的掩护下潜行至远处的胡克军队侧翼，奇袭了北方军自认为最坚不可摧的最远端阵营。下午5时刚过，李的部队出击了。当时，胡克的士兵们刚好在吃晚饭，步枪都被堆在一旁。李的队伍从四周的树林中叫喊着冲出来，拔出刺刀一阵刺杀，胡克的军队人仰马翻、四散奔逃。这是美国内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2.保罗·范里佩尔的战争
在所有为撰写《眨眼之间》而做的研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保罗·范里佩尔将军的采访——他正是五角大楼“千年挑战”军事演习的“英雄”（或者说是“反派”）。范里佩尔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城外，他的房间十分整洁，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房间主人的军旅生涯。我还记得，当他带我参观他的房子时，我因他书房里的书籍之多而惊呆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惊讶表现确实显得有点愚蠢。为什么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就不能拥有和英语教授同样多的藏书呢？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天真地以为将军自然是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之人，他们应当是行动主义者、当下的风云人物。但范里佩尔教会我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也许只有在接受长期而严格的教育和经验积累后，才能在瞬间做出出于本能而又颇为睿智的反应。范里佩尔击败了蓝军，凭借的既是他在越南战争中学到的丛林作战经验，也是他从自家书房中学到的东西。范里佩尔曾是一名军事史专业的学生。你想知道他最喜欢的是哪场战役吗？答案是钱斯勒斯维尔之战。
我在范里佩尔家中与他见面时，他提到了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后来我们又在电话里谈起过那次战役。但直到这本书写完、即将出版之时，我才真正去图书馆读了关于这场战役的历史。我几乎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何范里佩尔会如此执迷于胡克和李之间的这场决战。我们会以为类似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的两个对手之间的关系是很容易搞懂的。我们会去数双方的士兵人数，对比两支队伍的军事力量，也会比较双方的作战战略、军情质量、军事阵地的强弱等方面信息。然后，我们会像做算术题一样，把双方所有的优势和劣势直接进行加减。但是，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当遇到瞬间发生且风险较高的情形时，比如战场（或者急诊室、试镜，抑或深夜发生在布朗克斯区的枪击事件），那种正式的、传统的分析法就不太管用了。这场战役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神奇的决策能力，李有，而胡克没有。
这种神奇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伊夫琳·哈里森和托马斯·霍温在看到盖蒂博物馆中的那尊希腊少年立像时的感受，也就是维克·布雷登在看别人发球时知道其会双发失误时的那种感受，这是一种要用大量时间去学习、观察和实践后才能获得的智慧。它就是瞬间决断能力。《眨眼之间》里所有的故事、研究、论述，都旨在试着去理解这个被称为“瞬间决断能力”的神奇而神秘的事物。
想一想李，他能够觉察到胡克的优柔寡断，并在千钧一发之际果断出击，做出奇袭胡克的作战方案。换句话说，在战场上凭借本能快速行动的能力，是他能够击败人数两倍于他的敌军的关键因素。瞬间决断能力很重要——它能区分胜利者和失败者。现在，想想胡克。他不是傻子，也不是懦夫，而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那他到底为什么会在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时退缩了呢？很多历史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哈利·汉森（Harry Hansen）在他的权威历史学著作《美国内战历史》（The Civil War）中写道：
或许胡克在最后关头想起了林肯“别太轻率”的警告；或许他在这紧要关头少了威士忌的酒精刺激——而在此之前，威士忌是他的每日必需，只不过他曾公开表示，在阵前指挥的时候绝不饮酒；又或许他怀疑起了自己将7万大军几乎毫发无损地移师李军正后方的可喜成就——因为途中完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一切似乎都太顺利了，好像李盼着他到达此处一样。又或者比这个原因更简单，也许他只是吓坏了［不是生理上的恐惧，而是心理上的恐惧］，就像海明威笔下的斗牛士盖洛（Gallo）一样——海明威说他是“第一个因为牛看他的某种眼神而拒绝杀牛的人”。盖洛有着漫长的职业生涯，在他最著名的一场演出中，他勇敢地与公牛搏斗，等到要对其痛下杀手的时候，他转过身，手握利剑，走近那头牛。那头牛正低着头，死盯着他。盖洛突然折回斗牛场边的栅栏处。“你来杀它吧，帕科，”他对同为斗牛士的同伴说道，“我不喜欢它看着我的样子。”也许，当胡克得知李调转头准备与他正面交锋时，他也是这样的反应。
当你读到这里时，我希望你能够意识到，瞬间决断能力的典型特征是其脆弱性。从经验中，我们会获得一项强大的天赋，即快速做出本能反应的能力。但这项天赋很容易被干扰，这也是我在《眨眼之间》一书中想要努力传递的信息。阿马杜·迪亚洛案中的四名警察就是被迪亚洛的肤色、缺少的时间停顿，以及在那七秒之内生理学上的干扰因素扰乱了他们的判断。他们是坏人，或者坏警察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情形下做了最坏的决定。胡克也是。你能想象他当时处于怎样的压力之下吗？他的背后是坐镇白宫的林肯，指望着他能够抵挡住向华盛顿行进的邦联军；他的面前是作为和他同时代的最为传奇的军事人物之一的李。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军统帅在一个关键点交锋后，就有人会退缩，”加拉格尔说，“胡克被李给吓退了。李可以震慑近乎所有人，在他的面前，你只能希望自己不要输得太惨。我也不认为当时胡克的内心深处真的认为自己有任何胜算。他并不认为自己可以赢得和李的这场战役，于是他寄希望于李可以自己撤退，让他轻松一点，但李从来不会让任何人轻松。”
当我读完关于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历史记载后，我对胡克的感觉就像我第一次读到那四名警察对深夜发生在布朗克斯区的迪亚洛案的证词一样，我为他感到遗憾。这是《眨眼之间》里要传递的第二个信息：在理解了瞬间决断的本质后，我们应该对那些受情势所困、致使其未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人抱有宽容之心。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还蕴含着第三个教训——自《眨眼之间》首次出版以来，我就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即便李对胡克的军队的了解得远不如胡克对李的军队的了解，但李思考得比胡克更为深入。胡克才是真正知道敌军有多少人马的人——他有两只热气球在空中进行侦察，为他提供准确的敌军信息。尽管李掌握的信息比胡克少，但他仍然赢得了这场战役。我认为应该把这句话换个说法，那就是，可能正是由于李比胡克掌握的信息少，他才赢得了这场战役。现在，你已经读完了《眨眼之间》，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还记得盖蒂博物馆吗？这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远比托马斯·霍温和伊夫琳·哈里森对希腊少年立像的“了解”更多。但最后，他们从律师、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手上获取的证明文件都没能帮上他们，反而对他们产生了误导。在古典音乐家的试演中，音乐大师无法在看到选手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演奏做出公允的评判。只有当屏风挡住选手的时候，大师们的判断力才能展现出其应有的水平。想一想，试演中有多少“信息”是通过“看”得到的？70%？80%？事实上，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视觉系统得到的。但音乐家的试演应该侧重听觉系统的感受。而我们主要还是在看——这位音乐家穿得怎么样？他/她是高是矮？他/她拿乐器的姿势如何？他/她演奏的动作如何？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一旦移除了音乐大师们能接触到的80%的信息，你看，大师们的判断力一下子就提升了。
当我在过去的几年中和别人谈起《眨眼之间》一书时，总是惊讶于这一点被提及之频繁。实际上，我敢说这本书里没有哪一个论点能像它一样引起这么多读者的共鸣。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指尖总有无限的数据，我们也深知，知道得不够多、功课做得不够足的危险。但我能感觉到，知道得过多、淹没于信息之中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的，由此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挫败感。我们混淆了“信息”和“理解”这两个概念。
我最近读了一本宏篇巨著：历史学家罗伯塔·沃尔斯特（Roberta Wohlstetter）的《珍珠港事件：预警与决策》（Pearl Harbor：Warning andDecision）。珍珠港的美军情报机构被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沃尔斯特指出，这并不是因为美军未能足够了解日本的企图。相反，他们掌握的信息非常充足。事实上，美军已经破译出了许多关键的日军密码。他们甚至直接掌握了日军的邮件。她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美军的情报分析员被海量信息淹没了。他们早上上班时，会发现收件箱里有一英尺高的一摞报告。他们看不见整片森林，只能看到一棵一棵的树。与此同时，是谁准确地预测了日本准备在1941年夏秋实施计划的？是记者。一个单纯的《纽约时报》的读者，应该都能比掌握了所有军事密报的情报分析员更准确地理解日本的企图。这并不是说记者就更了解日本，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知道的更少，所以他们才能梳理出自己知道的内容，并从中找出规律。
当我读沃尔斯特的书时，正值“9·11”事件之后进行尸检的时期。每个国会议员都在指责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没有掌握恐怖活动的足够信息，提出需要进一步扩展和强化我们的情报搜集能力。真的是这样吗？我能想到的就是珍珠港事件、“千年挑战”军事演习，当然还有钱斯勒斯维尔战役——胡克掌握了他所能掌握的关于敌军的一切，但这些信息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做出优质决策的关键不在于信息，而在于理解。我们在信息的海洋里畅游，但却极度缺乏对信息的理解能力。
最后再说一件关于保罗·范里佩尔的事。我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见到了他。我们当时都对未来几年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战争的阴云已开始在中东聚集。我永远记得范里佩尔说过的话：他对我说，未来可能在伊拉克发生的战争让他感到紧张。当时，中央政府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能轻易取胜的短平快之战。但范里佩尔的经验告诉他，这绝不可能，他认为，在我们向巴格达开战之前，应当意识到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范里佩尔告诉我，有许多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退役的同仁都和他持相同的看法。他和其他一些富有军事经验的同僚预知伊拉克战争的未来情势之时所做的，正如伊夫琳·哈里森和托马斯·霍温只瞥了盖蒂博物馆的那尊少年立像一眼便知其真伪时所做的一样。我希望范里佩尔能向所有读者分享他对伊拉克战争的直觉认知。
3.在什么时候眨眼，又在什么时候思考
《眨眼之间》出版一年后，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阿姆斯特丹大学心理学家艾普·迪克特赫斯（Ap Dijksterhuis）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实验结果。迪克特赫斯假定有四辆汽车，并设定了它们的四种不同车型及其性能。例如，一号车油耗低、易驾驶、后备箱大，但音响系统较差；二号车同样油耗低、后备箱大，但车龄老、不好驾驶。在四辆车中，有一辆车的车况明显是最好的。问题是：要给消费者多长时间从这四个选项中选出那辆最好的车？迪克特赫斯对80个人进行了测试，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播放车辆特征。每名受试者有四分钟的时间思考答案。结果半数以上的受试者都选对了。
然后，他又给另一组人做了同样的测试，但这次他除了给足受试者全部信息，还让他们做填字游戏来分散其注意力。四分钟后，他突然问出和上面的测试相同的问题：你最想要哪辆车？这一次，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试者选择了正确答案。换句话说，如果你需要做决定，别着急，先想一想。否则，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一定。迪克特赫斯重做了这个实验。这一次，他分出了12种车型——之前的简单选择现在变得复杂了。这次实验结果如何呢？在这个实验中，经过四分钟的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了正确车型的只有20%的受试者。而在被填字游戏干扰后，被迫做出下意识的、本能的直觉决定的人选对的概率则达到60%。
自《眨眼之间》出版后，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该相信本能，什么时候又该深思熟虑地思考问题再做决定？嗯，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不太完备的答案——对于简单的选项，精心分析是最佳做法；当对问题的分析和个人的选择变得复杂，我们需要面对很多不同的选项时，下意识的思维过程可能更好。我意识到这与我们的习惯截然相反。通常，我们认为那些需要进行快速判断的琐碎的问题适合使用瞬间决断的能力。比如，这个人有吸引力吗？我想不想吃那块糖？但迪克特赫斯的结论恰恰相反：也许在面对相互竞争的多个变量时，我们脑中掌管下意识的大型计算机才会处于最佳运转状态。
迪克特赫斯还做了另一个类似的实验，这次是在现实世界中：他询问了从一家专卖厨房配件等便宜商品的荷兰商场——女王百货（De Bijenkorf）里走出来的购物者。他问他们，在决定购买他们手中的商品之前，他们花了多长时间进行思考。几周后，他再次致电这些购物者，询问他们对所购之物的满意度。果然，在购买之前深思熟虑的消费者的满意度最高，而冲动消费的人通常都对自己的购买决定感到后悔。在实验的后半部分，迪克特赫斯去了宜家家居（IKEA）——消费者会在这里购买更加复杂而昂贵的商品——结果情形完全相反。几周之后，那些反复思考后才掏腰包的人就不那么开心了，而全凭直觉下单的人的满意度最高。迪克特赫斯称，他的实验发现代表了一个人类认知的基本原则，而且“并无先验理性说明这一原则不能推而广之至诸如政治、管理等其他类型的选择中”。在我读了这篇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后不久，一位读者发给了我一段引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话。这位“潜意识之父”似乎也认同：“当对不太重要的事情做出决定时，我发现充分考虑事情的正反面是有好处的；但对于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言，比如择偶或者择业，最好是让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做决定。我认为，在个人生活的重要决策中，我们应当让本性中的深层次内在需求来掌控我们的选择。”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说迪克特赫斯的研究对于何时启用本能、何时依靠理性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个“不太完备的答案”。事实上，针对这个问题，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它太过复杂了。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适合每个具体案例的有意识和潜意识分析的正确组合。
例如，库克郡医院帮助他们的急诊室医生更好地诊断胸痛症状一事。此前，这里的内科医生对于心脏病患者的初步判断都不太准确。然后发生了什么呢？心脏病专家李·戈德曼通过一个强大的计算方程式梳理了有关心脏病患者的海量数据，最终发现了最有助于诊断胸痛的几个关键因素。布伦丹·赖利运用这个研究成果重新训练了医生们的瞬间决断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赖利并不指望彻底替代医生们原来的瞬间决断能力。他仍然需要他们对患者的身份和需求进行辨别，推断如果患者不是心脏病又是什么问题，并在最佳诊疗方案等方面做出快速判断。赖利只是说，在诊断胸痛症状时，最佳决策来自理性分析和临床诊断的结合——通过将计算机理性分析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找出海量数据中的统计形态；同时，充分发挥人类临床诊断的优势，将一般的数据经验应用到特定的情形和个体身上。
我认为，弄懂如何将有意识的思考和本能的判断进行最佳组合，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如果你是一名教师，在你决定如何对待你的其中一名学生时，其标准测验的成绩对你的决策有多大影响？你对这名学生的学习动机、态度及其前途的个人判断又对你的决策有多大影响？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并且要决定是否再冒险做一个新产品，在针对现有市场的理性分析情报和本能地相信自己的新理念拥有的潜力之间，你该如何进行权衡？
不久前，我为《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了一本特别有趣的书，叫作《成功的代价》（TheWagesofWins）。它是大卫·贝里（David Berri）、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史黛丝·布鲁克（Stacey Brook）这三位经济学家的一次尝试，他们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更为精妙的评估职业篮球运动员的统计度量法——“胜利分数”（Win Score）。这套评分系统基于一个将得分、助攻、篮板、失误和投篮命中率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等式。
他们发现，当用“胜利分数”等式计算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得分时，那些被认为非常优秀的球员的得分却很平庸，而那些被认为平庸的运动员的分数却出乎意料地高。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费城76人队的前队员阿伦·艾弗森（Allen Iverson）——他常年都是全明星球员，还获得过一次NBA最有价值球员称号；球迷们都认为，艾弗森是联赛中的顶级球员之一——而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结果，他甚至没能挤进前50名中。由此可见，使用基于理性分析的工具真的会颠覆我们的直觉。
这篇书评发表后，我收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邮件。原来，很多球迷都拒绝相信一套统计工具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球员的优劣。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的直觉能提供更好的答案。难道《眨眼之间》的作者不也应该相信这一点吗？
未必。实际上，评估篮球运动员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内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即了解何时依赖或不依赖本能十分必要。仔细想想，其实我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员评估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运动员的场上表现，也就是他/她在某一场比赛、系列赛或一个赛季的表现如何来对其进行评估。这样的评估很难依靠直觉进行。首先，直觉判断依赖于经验，但我们并未亲身经历篮球场或棒球场上发生的一切。我们错过了很多信息。我们不可能观看每一场比赛，也不可能看到一场比赛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此外，我们试图评估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微妙。经济学家们指出，棒球传奇人物泰·柯布（Ty Cobb）一生的平均打击率是0.366，几乎比一生平均打击率0.338的前圣地亚哥“教士”队外场手托尼·格温（Tony Gwynn）高出0.03个点。“所以柯布能击出37%的安打，而格温的安打率仅为34%。如果只是观看他们的比赛，你能说出谁是更好的球员吗？你能仅仅通过盯着他们的场上表现来辨别37%和34%之间的区别吗？不凭借统计数字来评估球员的问题就在这里：在每100次击球中，柯布会比格温多打出三次安打——就是这样，三次安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体育运动中坚持进行数据统计的原因，这也是对诊断心脏病发作的所有因素在计算机上进行分析的意义所在——在某些情况下，人类的大脑需要一点“外援”。
但是，对于了解一个运动员的优劣来说，了解其在比赛中的统计表现仅仅是一个很小的部分；还有一个能力问题：他在成为一名成功运动员方面的技能和特质如何？他的训练有多努力？他是一个好队友吗？他是整夜在外酗酒吸毒，还是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愿意向教练学习吗？面对逆境，他的韧性有多强？当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比赛正处于焦灼状态时，他的表现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表现会变得更好吗，还是已经达到峰值了？我想，我们都认同这类问题比简单的赛场表现统计指标要复杂得多，也与其同样重要，特别是在涉及高深莫测的职业体育世界时。想象一下，你正看着17岁的迈克尔·乔丹。他不是最高或者最壮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起跳也不是最好的。他的各项数据都不是全国最佳。迈克尔·乔丹与同行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态度和动力，而这些品质是不能用正式的测试和统计数据来衡量的。它们只能通过实战进行判断，由一位拥有多年经验的专家利用其头脑中的大型潜意识数据库得出结论——是的，他们有这样的品质，或者不，他们没有这样的品质。最棒、最成功的篮球队和其他任何最棒、最成功的组织一样，懂得如何将理性分析与直觉判断结合起来。盖蒂博物馆请来律师、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这一做法并没有错，他们错在只依赖于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4.行动倡议
在我的第一本书《引爆点》中，我试图为那些对创造社会变革感兴趣的人制订一个行动计划。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公式（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远比公式神秘）。我的本意是将其作为一本指南。《眨眼之间》显然是一本不同类型的书。我的本意并非将它作为一本整齐划一的行动倡议，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冒险故事——一次进入我们潜意识中的奇妙之旅。但在本书出版后的这段时间里，当我与读者交流并重新审视我的一些想法时，我意识到《眨眼之间》也带有一个社会议题。
我回想得最多的故事是结尾中的一个：盲眼试演的故事和阿比·科南特与慕尼黑爱乐乐团的交锋。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原因很简单：其解决了古典音乐界的一大难题。在盲眼试演出现之前，美国大型交响乐团中女性人数的比例不到5%。20年后的今天，这一比例接近50%。这一项成就不可谓不大。试想在使用屏风以前，你我曾是某个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解决大型交响乐团中歧视女性的严重问题。我们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我想，我们会讨论为音乐界的女性创立赞助性行动计划，我们会讨论消除性别偏见的宣传项目，以及如何教会女性音乐家更加自信地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们还会长时间探讨社会歧视问题。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提出的变革建议会是全球性和长期性的。想想看，最后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管弦乐队由音乐大师运营，他们往往十分强大、才华横溢。其固有思想也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会像管理私人领地一样管理乐队。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走到大师面前，对他说：“大师，您不认识我，说实话，我对古典音乐也了解不多，但我真的认为，您之所以不录用女性，是因为您对女性抱有强大的、潜藏的偏见。”我怀疑，在漫长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可能会举起手来说，只需要等到那些对女性有根深蒂固偏见的当代大师被一批更年轻、思想更开明的乐队指挥取代就行了。
但实际发生了什么呢？古典音乐界的专家们在试演中加入了直觉判断，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只在做出快速决断的人身上，还查验了做出快速决断的环境，也就是无意识环境。然后，他们拉开了屏风，当场解决了这一难题。
如果说我对《眨眼之间》一书有什么期望的话，那就是让它来帮助分析和解决这种实际问题。举个例子，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黑人因犯罪而被捕、定罪、入狱的可能性比白人高得多。我在这里不是要谈论总体犯罪率中的种族差异。我所要说的是，假如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被指控犯有相同的与毒品有关的罪行，那么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入狱。这一差异有多大？以下是摘录自非盈利性机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一份近期报告：“在全国范围内，黑人男性因毒品问题进入州立监狱的百分比是白人男性的13倍。有十个州的黑人男性因毒品指控而进入州立监狱的比例是同州白人男性的26至57倍。例如，在黑人男性毒品罪犯入狱比率最高的伊利诺伊州，黑人男子因毒品指控入狱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57倍。”
这些数字非同寻常。但我认为，如果读了《眨眼之间》，你会发现它们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这与伊恩·艾尔斯研究芝加哥汽车销售员对待黑人男性态度时的发现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那项研究中的汽车推销员并不是有意歧视黑人男性的。但他们确实那样做了——在我们大脑的深层区域确实存在对黑人的偏见，而那些汽车销售员正是受到了那些偏见的影响，这些潜意识中的想法和有意识的观念对我们行为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同样会发生对黑人的偏见。司法应该是盲目的，应该看不见人们的肤色。但事实上，它并不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嗯，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20年里努力解决社会中的无意识种族偏见这个根本问题。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以一种直接且实用的方式，修补那些因为有缺陷而扭曲了司法公正的快速决断。如果法律界向古典音乐界学习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在法庭上装上屏风会怎么样？西方世界的陪审团制度是基于一种可以回溯至古代的理念：被告有权与原告对质，并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当时的人们认为，为了实现正义，陪审团、原告和被告都必须见到彼此。但现在我们知道得更多了：我们知道了自己看到的东西——特别是肤色、性别或年龄——并不总是有助于我们的理解的。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信息做出更好的判断。我认为，刑事审判中的被告不应该出现在法庭上。他/她应该在另一个房间里，通过电子邮件或中间人回答问题。我认为审判中所有让陪审团知晓被告年龄、种族或性别的证据和证词都应该被删除。
几个月前，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场演讲，向一群全美国最睿智的年轻人阐述了我的这个想法。我本以为他们会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们没有。尽管许多人对这一想法的实用性，或者它最终会带来多大的不同提出了合理的担忧，但似乎所有人都认同，我们对此必须有所行动，从而缩小在法律体系中根据肤色确定待人方式的可耻差异。这才是《眨眼之间》真正要教会我们的：仅仅探索我们潜意识的隐秘之处是远远不够的。一旦我们了解了大脑的运作模式，以及人类判断力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就有责任行动起来。
（何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