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宁缺毋滥
库克郡医院的改革实验为何如此重要？因为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决策者掌握的信息量越大，对他们就越有利。如果给我们看病的专家告诉我们，他/她需要对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大多不会认为这是个坏主意。在“千年挑战”演习中，蓝军认为由于他们手头的资料比红军的详尽，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占有相当的优势。这也是蓝军认为自己无可匹敌的原因之一：他们比范里佩尔更具逻辑性，更有条理性，知道的也更多。但戈德曼等式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恰恰相反的事实：那些多余的信息绝不是什么优势，实际上，你只需知晓很少的信息，就能发掘深埋于复杂现象之下的本质。你需要的只是心电图、血压值、肺部积水和不稳定性心绞痛方面的信息，仅此而已。
这个观点在当时几乎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假设一名男性患者来到急诊室，说自己在上楼梯时左胸会偶发间歇性的疼痛，持续时间从5分钟到3个小时不等。此人的大脑、心脏检查以及心电图的结果都显示为正常，他的血液收缩压是165毫米汞柱，算不上需要紧急治疗的症状。但是，此人已年逾60，是一位业绩斐然的公司主管，他处在源源不断的压力下，抽烟、超重、缺乏运动、血压值常年居高不下，两年前还做过心脏手术。此时的他大汗淋漓，看上去，他无疑应该被立马送往冠心病监护病房。但戈德曼等式得出的结果却是：这位患者不应被送往病房。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考虑等式之外的一些重要因素：比如，这位患者的现状、饮食和生活习惯，都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让他罹患心脏疾病；这些因素甚至还可能会悄然提高患者在未来72小时发病的概率。但是，戈德曼的等式却告诉我们，这些额外的因素无足轻重，并不足以说明患者此时的病症，因此，即使摒除这些因素，我们也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也恰恰是理解蓝军在海湾一战中溃败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多余的信息非但无用，还有将问题复杂化的害处。在确诊病人是否患有心脏病时，医生们之所以表现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他们考虑的因素太多了。
在诊断过程中，有些医生会完全忽视病人心脏病发作的征兆，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无法辨认患者是否濒于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并发症，这也是信息过多造成的问题。研究发现，当医生面对的患者是女性或少数族裔时，他们更易犯此错误。这是为什么呢？总体来说，在与心脏疾病有关的问题上，性别和种族等因素并非无关紧要，黑人与白人的总体患病风险有所差别，女性较男性的心脏病发作时间也要晚许多。8而在对单个病人进行诊疗时，如果以上因素被医生纳入考虑范围，那么这些因素唯一的作用就是使确诊过程更加复杂。在上述情况下，医生对患者的了解越少——也就是说，当医生对患者的性别、人种一概不知的时候，他们的诊断正确率就会更高。
为了让人们接受自己的理论，戈德曼颇下了一番苦功。这也难怪：让我们对看似合情合理的信息视若无睹，这本身就让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赖利告诉我：“这正是戈德曼的决策方式遭受抨击的原因，也恰恰是最令人匪夷所思之处。人们评论说，‘诊断过程一定不会只是看看心电图、提几个问题那么简单。为什么不询问病人是否有糖尿病或心脏病发病史呢？为什么不问病人的年龄呢？’这些疑问都在情理之中。因此，当人们接触戈德曼的理论时，不免质疑，‘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才不是做决策应有的方法呢’。”阿瑟·埃文思认为，医生们往往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关乎生死的决定一定是艰难而复杂的。他说：“医生们觉得，按照准则规范进行诊断是乏味无趣之举，自己独立做决定才能获得更多的成就感。按照某个等式行事，人人都会，因此人们往往会抱怨：‘拜托，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大材小用了。这个等式绝不可能有这么简单好用，否则医院干吗还给我这么高的工资呢？’”换言之，戈德曼的等式总给人一种不太可信的感觉。
多年以前，一个名叫斯图尔特·奥斯坎普的研究员组织了一项著名的实验。9他召集了几名心理学家，让他们分别研究一名29岁的老兵约瑟夫·基德的个案。在实验的初始阶段，斯图尔特只向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基德的基本信息；接着，他又发给每人一份单倍行距、长一页半的文件，上面记录了基德的童年经历；在第三阶段中，他发给每人两页有关基德高中和大学生活的文件；最后，他又给了每人一份有关基德军旅和退役后生活的详细报告。每一阶段结束后，心理学家们都要按照要求完成一份有关基德的测验，回答25道多项选择题。奥斯坎普发现，他所提供的有关基德的信息越详尽，心理学家们对自己在测验中答题准确率的自信心就越高。但是，他们的回答是否真的越来越准确了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每一个阶段结束后，心理学家们都会得到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他们通常会回过头来更改测验中的8～10个选项，但其总体的正确率却基本稳定在30%上下。
奥斯坎普总结道：“随着心理学家们掌握信息量的增多，他们对自己所做判断的自信也在飙升，而这与其实际判断的准确率完全脱节。”急诊室中的医生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搜集及考虑的信息太多了，大大超出了实际的需要，其原因就在于：大量的信息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病人的生死大事摆在眼前，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自信才能应对压力。然而讽刺的是，正是这股对自信的强烈渴望，到头来却降低了他们判断的准确率。他们在头脑中编写出杂乱烦冗的等式，再将这些多余的信息硬塞进去，到头来却落得个更加糊涂的境地。
简言之，赖利和他的团队在库克郡所做的，就是为急诊室医护人员的自发行为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框架。戈德曼等式实际上就是一项保护医护人员的准则，使其免受过多信息的重压，就像“一致”法则在舞台上为即兴演员提供的保护一样。有了这个等式的帮助，医生们才得以腾出手来，处理其他亟待考虑的问题，比如：如果病人没有患心脏病，那么他/她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是该多花些时间在这个病人身上呢，还是应该集中注意力照顾另一个病症更为严重的病人呢？该如何与病人交流、关心病人呢？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病人康复呢？
埃文思告诉我：“布伦丹·赖利努力传达给医护人员的一条信息，就是要耐心地与病人沟通，倾听他们的疾苦，一丝不苟地对他们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身体检查。这些技巧被许多培训课程忽视了，而赖利坚信，这些步骤在医生与病人的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他认为，我们需要对对方的家庭、居住环境以及日常生活习惯等背景信息有所了解，否则关心和照顾将只是纸上谈兵。他还认为，医学涉及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因素，但医生们往往对此不予重视。”赖利相信，医生若是想要了解病人，就必须将病人当成人来对待；如果我们懂得了“同情”和“尊重”在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心中腾出一席之地，让同情与尊重之花得以绽放。为此，我们需要缓解其他方面的决策带来的压力。
我认为，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两个重要的技巧。第一，真正成功的决策既要靠理性，也要靠直觉。鲍勃·戈洛姆之所以成为成功的汽车销售员，是因为他很善于通过直觉来感知顾客当时的意图、需求和情感。但除此之外，还因为他稔知应该何时踩刹车，即知道应该何时下意识地收手，忍住妄下定论的诱惑。同样地，正是由于李·戈德曼端坐于电脑之前，花费数月时间一丝不苟地对他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信息加以分析，库克郡的医生们才得以在急诊室繁重的工作中大显身手。如果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既有电脑的辅助又有明确而具体的任务做指导，那么，理性思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也能够帮助我们为快速认知奠定基础。
第二，在好的决策过程中，化繁为简很重要。约翰·戈特曼将一个繁缛的难题简化为最为简单、基本的元素，他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最为复杂的恋爱关系问题，也隐含着可供我们识别的规律。李·戈德曼的研究表明，在寻找这些规律时，我们要对所需的信息抱有宁缺毋滥的态度。他向我们揭示，给决策者灌输过多的信息，往往不但无法帮助其辨识这些规律，反而会事与愿违地起到妨碍的作用。想要成为成功的决策者，我们就得学会筛选信息。
在使用薄片分析法时，也就是当我们辨识事物规律并做出瞬间决断时，我们对信息的筛选往往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初见盖蒂博物馆的那尊少年立像时，托马斯·霍温的双眼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那尊立像带给他的“新”的感觉；而费德里科·泽里则本能地注意到那尊立像指甲的别扭之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剔除了其他有关那尊立像外观的千百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唯独将注意力聚集在一点上，一语道破天机。在我看来，如果这一筛选过程被打断，如果我们无法删繁就简，或不知道该去除哪些信息，或者身处的环境不允许我们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的话，那么问题就麻烦多了。
还记得研究闪电约会的席娜·艾扬格吗？她做过一项实验，地点在加利福尼亚门洛帕克市一家名叫“德雷格”的高档食品店。她摆了一个货摊，准备了多种口味新奇的美味果酱，供人免费试吃。有时，货摊上摆有6种不同口味的果酱，有时，果酱的品种则多达24种。艾扬格想要看看，果酱品种的数量会不会对销量产生影响。当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面对的选择越多，由于他们能够更加方便地找到称心如意的产品，那么他们购买的东西往往也会越多。但艾扬格的发现却与之截然不同。当货摊上摆有6种果酱时，驻足品尝的人中有30%都掏了腰包，但当选择增多时，购买的人数却仅占品尝人数的3%。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购买果酱是一种瞬间决断，你会下意识地嘟囔着：我想要这种口味，或那种口味。而一旦你面对的选择太多，一旦你考虑的选择超出了潜意识能够轻松应付的范围，你的思路就受到了阻碍。瞬间决断之所以能在瞬间做出，是由于它的简洁明了。如果想要捍卫自己瞬间决断的能力，我们就得采取措施，删繁就简。
这正是范里佩尔领导红军的理念。他和他的军队的确做过理性的分析，但这种分析只限于战前进行。一旦战火打响，范里佩尔便时时注意，不让无关紧要的信息拖累自己的军队。他的言语措辞简单且概括性强，总部与战地指挥官之间的通信也言简意赅，他希望借此创造出一个适合践行快速决断的环境。与此同时，蓝军却在享受信息，他们拥有引以为豪的数据库，内设4万条独立的记录条目；他们的面前摆放着“常见相关操作图片”——一个能够实时播放站地实况的巨大屏幕；所有想象可及的为美国政府效力的专家、学者都听从他们的部署。除此之外，蓝军还通过最为先进的界面，与4个军事部门的长官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专人负责细致分析和推测红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并将分析结果源源不断地传达给蓝军。
然而，在战火打响之后，这一切信息都变成了累赘。范里佩尔说：“蓝军所持的理念和搜集的信息可以被看作战前的准备，对此我可以理解。但是一旦开始交火，这些信息还有意义吗？我可不这么认为。理性分析和直觉判断没有什么可比性，二者并无好坏之分。但如果将它们用在不适当的环境里，那可就不妙了。假如，你的步枪连被困在敌人机关枪的火力下动弹不得，连长召集了他的士兵们，说‘我们得老实地等着上级做出指示’。这简直荒唐透顶。这位连长应该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并执行决定，然后继续下一步的行动。如果我们采取的是蓝军的方法，那我们所有的行动速度就都得延缓一倍，甚至四倍。我们的进攻可能得在原计划的6～8天后才能执行。蓝军采取的这种方法很被动，你得分解一切，却无法再将其拼回原样。就像天气一样，长官并不需要了解气压计显示的气压、风速，甚至气温，他只需要知道天气预报的结果。如果你太执着于信息，你迟早会在信息中窒息的。”
保罗·范里佩尔的胞弟詹姆斯也曾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员，他晋升至上校后，便退伍回家了。如同大多数稔识保罗·范里佩尔的人一样，他对“千年挑战”演习的结局毫不吃惊，他说：“一些后期的思想家说，如果我们拥有更高的智商，做到眼观六路，那么我们就会百战不殆。而保罗却总是说，‘嘿，比如你正在参加一场国际象棋比赛。你是否能将棋盘上的一切尽收眼底？当然能。但你能保证你会胜出吗？当然不能。因为你看不到对手在想些什么。’越来越多的长官想要知晓一切信息，却反被羁绊、禁锢了。人是不可能手眼通天的。”那么，蓝军的势力比红军强大数倍这一因素，是否对战争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呢？詹姆斯·范里佩尔上校说：“这就像《格列佛游记》里的情景，擎天巨人被细小繁缛的规矩和步骤困住了手脚，而小人国里的小人呢？他们却能够自由奔跑，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