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表情无处可藏
埃克曼的言外之意是，人的面部是一个丰富的资讯库，能够提供有关表情的诸多信息。他甚至有个更为大胆的见解，这个见解也是理解心智解读原理的核心，即我们脸上透出的信息不仅仅是反映我们内心活动的导航仪，这些信息本身就是我们的心思。
这种见解形成于埃克曼和弗里森为研究恼怒和沮丧表情而第一次相对而坐的时候。弗里森说：“我们练习了好几周这些表情，最后才终于有人站出来承认，做这些表情的感觉糟透了。然后，另外一个人也发觉自己的心情很差，因此我们从那时起做起了记录。”接着，两人继续回到研究中，并开始跟踪调查他们在做某些表情时身体产生的反应。埃克曼说：“比如，你要做1号动作单元，也就是抬起眉头，外加6号，也就是抬起双颊，再加上15号，将嘴角下垂。”他边说边做了这3个动作：“我们发现，只要做出这个表情，就能引起自主神经系统的显著变化。刚开始时，我们大为诧异，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现象。我们两人都受到了影响，产生了悲伤和恼怒的情绪，心情跌至谷底。当我下沉额头肌肉、抬升上眼皮，将眼睑收窄并将双唇紧闭（即4号、5号、7号、24号动作单元）时，我所制造的情绪是恼怒之情。我的心率会随之上升10～12下，手心也会发热。做这组动作的时候，我无法阻止相应情感的生成，那感觉真是糟糕——糟糕透了。”
埃克曼、弗里森以及一位名叫罗伯特·利文森的同事（他与约翰·戈特曼有过数年的合作经历，心理学的世界真小啊）决定试着将这种影响效果记录下来。他们找来一组自愿参加实验的实验对象，在他们身上连接了测量心率和体温的监控器，以便记录这些与恼怒、悲伤和恐惧等情感有关的信号。他们让一半的实验对象回忆一段压力重重的经历，然后试着平复心情；另一半人则仅需学会做出表示恼怒、悲伤以及恐惧等紧张情绪的表情即可。结果，只需做出表情的第二组实验对象出现了与第一组实验对象相同的生理反应——他们的心率和体温都升高了。
几年之后，一组德国心理学家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研究，他们给一组实验对象播放了卡通片，让其中一部分人用双唇叼住一支钢笔，以防止他们收缩笑肌和颧大肌这两块制造笑容的主要肌肉；另一部分人则需要用牙齿咬紧钢笔，这是一个强迫实验对象微笑的动作，与第一种动作的效果正好相反。结果，与第一组人相比，用牙咬紧钢笔的人觉得卡通片要有趣得多。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情感的出现在先，然后我们才能将情感反映在脸上，因此，这个实验的结论可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将表情视为情绪的残余物，然而，这个实验却向我们揭示了，情绪和表情出现的先后顺序是可以反转的，表情是可以成为情绪的肇始的。我们的面孔并不是内心活动的公告牌，在内心活动的过程中，表情和情绪是关系平等的“同伴”。
这个重要的发现对于心智解读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举例说明一下，保罗·埃克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为40名精神病患者拍摄过录像，其中的一个病人名叫玛丽，是一个42岁的家庭主妇，曾3次自杀未遂。在第3次自杀时，她吞服了大量药物，幸而被人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才得以死里逃生。她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并离开了家，丈夫对她态度淡漠，她的心情极度抑郁。这名病患初次入院时什么也不干，只是整天静坐着以泪洗面。但治疗似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3周后，她告诉她的医生，说自己的心情好了许多，想要回家度个周末看看家人。医生同意了。然而就在离院之前，她坦白说自己回家度周末的真正意图是想再尝试一次自杀。几年之后，几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向埃克曼请教，想知道应该如何判断有自杀倾向的病人是否在撒谎。埃克曼想起了医院为玛丽拍过的录像，决心看一看里面是否藏有什么玄机。他推想，如果面孔真的是显示情感的可靠风向标，那么他应该能从玛丽撒谎说自己的情绪有了好转的录像中找出破绽。为了寻找线索，埃克曼和弗里森花了几十个小时仔细观看了录像，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倒带，一边用慢速播放，一边检查着每一个手势和表情。终于，两人发现了答案：当玛丽的医生询问她对未来的计划时，一种彻底绝望的表情从她的脸上一掠而过，其速度之快是肉眼几乎无法捕捉到的。
埃克曼将这种转瞬即逝的表情称为微表情，它在各种面部表情中占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许多面部表情都是我们自发做出的，如果让我一边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容，一边对你大声训斥，那么不仅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到，你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解读我的愤怒。但是，我们的面容同时还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非自发的系统的支配，此系统做出的表情是我们无法用意识来驾驭的。举例来说，很少有人能够自动做出表示悲伤的1号动作单元（埃克曼指出，大导演伍迪·艾伦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他能够使用内侧部额肌来制造出他那标志性的充满喜感的忧伤表情），但在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却都能下意识地抬起眉头。观察一下婴儿哭泣时的样子，你通常会发现其内侧部额肌像是被线牵着似的向上挑起。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表情被埃克曼称为“杜兴式微笑”（the Duchenne smile）。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19世纪的法国神经科学家纪尧姆·杜兴（Guillaume Duchenne），他是尝试使用照相机记录面部肌肉活动的第一人。如果我让你做出微笑的动作，你会通过收缩颧大肌来完成。如果你的微笑是带着真挚的情感自发做出来的，那么，你不仅会收缩你的颧大肌，还会收紧你的眶部眼轮匝肌，也就是围绕你眼周的肌肉。在被强迫做出微笑表情时，想要收紧眶部眼轮匝肌几乎是无法办到的，而当我们对令人愉悦的事物真心地微笑时，想要阻止此肌肉的收缩也同样很困难。迪谢纳曾写道，这种微笑“不服从于人的意愿”，“这种微笑是否出现，能让我们区分出真心和假意的朋友”。
每当我们体验到某种基本的情感时，我们的面部肌肉就能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这种反应有时仅仅会在脸上停留不到一秒的时间，有时更是要借助连接在面部的电子传感器才能被觉察，但这些自发反应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西尔万·汤姆金斯喊出过这样的演讲开场白：“人的脸就像阴茎一样！”言下之意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脸是有自己的“思想”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对面部完全没有控制力，我们是可以通过使用随意肌群来试着抑制非自发的反应的。然而，一部分被抑制的情感却还是时常会暴露出来，比如，即便我矢口否认我的不悦，但还是会流露蛛丝马迹。玛丽就是如此。我们自发的表情系统是我们有意地传达情感的途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非自发的表情系统具有更为重要的用途：它是我们通过进化得来的、用来表达真实情感的工具。
埃克曼告诉我：“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别人指出你在做某种表情，但你本人却不自知。别人问你为什么不开心或是傻笑什么，你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却看不到自己的面孔。如果我们能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能更好地自我掩饰了。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开关，可以随心所欲地随时把表情从脸上抹掉，如果婴儿也有这种开关，我们就不能了解他们的情感了，那他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我们可以这么说，由于我们进化出了表情系统，父母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再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配偶有这样一个开关，那么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根本无法维持。我认为，如果没有我们的表情系统，婚姻、热恋、友情，还有其他的亲密关系都是浮云。”
埃克曼把一盘O.J.辛普森受审的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录像中，案件的主审检察官马西娅·克拉克正在审问暂住在辛普森家的卡托·凯林。凯林有一头蓬乱的头发，他坐在证人席上，一脸茫然。克拉克抛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凯林身体前倾，轻声回答了她的问题。“看到了吗？”埃克曼问我。而我却什么也没有捕捉到，凯林就是凯林，就是那个既被动又无恶意的凯林啊。埃克曼暂停了录像，倒了带，又用慢速重播了一遍。屏幕上的凯林向前倾身，回答了问题，但就在指顾之间，他的脸部完全变了模样：他收紧了他的提上唇鼻翼肌，皱着鼻子，露出牙齿，眉头降低。“这差不多算是9号动作单元的表情，”埃克曼解释道，“表达的是憎恶外加恼怒之情。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我们将眉头降低时，通常眼睛不会像他这样圆睁着。他抬起上眼皮的动作不是表示憎恶，而是恼怒表情的一部分。整个过程非常短暂。”埃克曼将录像暂停，又重新播放了一遍，他紧盯着屏幕说：“知道吗，他看起来就像一只嗥叫的狗。”
埃克曼给我播放了另外一段录像，是1955年哈罗德·“金”·菲尔比（Harold“Kim”Philby）举行的一场媒体见面会。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菲尔比是一个苏联的间谍，但他的两位同事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和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已经在那之前不久背叛苏联投敌了。菲尔比身着深色外套和白色衬衣，他的直发从额头左侧梳开，脸上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
录像中一名记者发问：“菲尔比先生，外交大臣麦克米兰先生声称，并无证据显示你就是传言所说的向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告密的所谓中间人。您对他对您的澄清满意吗？”
菲尔比用他英国上层人士那副拿腔拿调的语气自信地回答：“是的。”
“那么，如果有中间人这么一个角色的话，那个人会是您吗？”
菲尔比仍然坚定不移地答道：“不，不会是我。”
埃克曼倒带后用慢速重播了刚才的那段录像，他用手指着屏幕说：“看这里。记者提问了两次，都是有关他是否犯过叛国罪的严肃问题，而他却面露幸灾乐祸之容，看上去就像一只吃到了金丝雀的猫。”这个表情从他脸上一闪而过，时间不过几微秒，但是在1/4慢速播放模式下，还是显得一清二楚：他的双唇贴在一起，纯粹是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埃克曼继续说道：“他正自鸣得意呢，不是吗？我把这叫‘撒谎的快乐’，也就是人们从欺骗他人中得到的刺激感。”埃克曼继续播放录像，说：“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屏幕上，菲尔比正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从第二方面来说，伯吉斯—麦克莱恩事件已经引起了一个非常……”他停顿了一下，“棘手的问题。”埃克曼将录像暂停，说：“就是这里，一个很难观察到的沮丧和不悦的微表情，只有在眉毛上有所表现——确切地说，只在一根眉毛上有所表现。”的确，菲尔比的右侧眉头抬起，这无疑是1号动作单元的表情。埃克曼说：“这个动作单元不是他有意的行为，时间极为短促，与他的自信和沉着完全背道而驰。这个动作单元是在他谈及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时出现的，他向这两个人告过密。这是个绝佳的例子，它告诉我们‘不要笃信耳闻之事’。”
埃克曼所描述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他人进行薄片分析时所依据的生理学基础。我们之所以能够轻松自如地读懂他人的心思，是因为理解某人或某种情况所需的线索往往就摆在对方的脸上。我们可能不能像保罗·埃克曼或西尔万·汤姆金斯这些人一样，成为阅读表情的行家里手，也可能无法捕捉到卡托·凯林变化为一只嗥叫之犬的短暂瞬间，但是我们有充足的易懂的面部信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读懂别人的心思。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爱你”，我们就会立即盯住对方，只是因为通过看对方的脸，我们便能够明了——或至少更加清楚地知道——对方的心意是否真诚：我们尝试去判断自己能否观察到温柔和喜悦之情，或者，对方的脸上是否在流光瞬息之间闪过一丝沮丧和不快的微表情。当你用双手捧住婴儿的双手时，婴儿会抬头看你的眼睛，因为他/她知道，这个动作的含义可以在你脸上的表情中找到。你的面部肌肉是否因为表示快乐之情的6号和12号动作单元而收缩（眶部眼轮匝肌以及颧大肌）？或者你的脸上挂着连幼儿都能轻易通过直觉判断为表示恐吓的1号、2号、4号、5号和20号动作单元（侧部额肌、内侧部额肌、降口角肌、上睑提肌，以及笑肌）？我们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心应手地做出这类推测。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得做这种推测，而且并不需要经过思考。但这也正是阿马杜·迪亚洛一案的谜题所在。因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1999年2月4日凌晨的那几个小时中，警察肖恩·卡罗尔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丧失了进行这种推断的能力。迪亚洛是无辜的，当时他的情绪是好奇和害怕参半的，并且昭然若揭地写在他的脸上，然而警察们却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