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蒙文学传统中的张贤亮遗产与今日宁夏小说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去世，笔者于是年9月30日在《中国文化报》发表悼念性小文章《斯人已远，我们该思考什么？——写在张贤亮先生逝世之后》。文章题目提到的“思考什么”，其实是粗略的四点反问。一是他熟知他身处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性质，无论《我的菩提树》《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还是《小说中国》《我的倾诉》《美丽》《心安即福地》等思想随笔集，那种扎根在地域，却远不止地域经验的文学形象，我们有他的大视野吗？二是他有恒定的价值尺度，并用这个来自《资本论》的价值尺度来叙事，一直把思想触角伸向现实结构内部，我们有这个学理性依据吗？三是他能从一时代个人悲剧中看出彼时代国家民族的普遍性悲剧，并且能把视角再次返回到文化、人性和文学性规律，我们有这个叙事能力吗？四是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经商很少有暴发户的自恋、土豪们的狂妄自大，做生意似乎也具有民族的大义——这不只是指他所经营的影视城解决了300多口人的吃饭问题，类似一般的慈善活动、对文学新人的奖掖和扶持，以及重要关头的敢说敢为，我们身边的富人很多，他们有这个气度吗？
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张贤亮小说给我们的启示可能要比以上四点多得多，也丰富得多，唐突地归纳成四点显然太情绪化了。然而，倘若仍然以目前笔者所阅读到的宁夏小说为比较对象，现在看来，即使这四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所涉及的宁夏小说，没有其他价值判断的意思，只作为名词用。特指宁夏作者在公开文学期刊发表的小说，也包括宁夏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其他地域作者的小说。后者既然能在宁夏文学期刊发表，说明其风格基本符合宁夏文学编辑习惯性标准。那么，也可以作为广义宁夏文学来看待。
按照故事类型，整体的宁夏小说，依其主要倾向可以分解为这样几个类型。
第一类是乡愁故事。无论长篇，还是中短篇，一旦取材村庄，十有八九便与乡愁有关。至于乡愁是什么、何以是乡愁，以及为什么这个时候非要“记住乡愁”，从这一类小说作者的叙述中，是比较难找到作者所蕴藉着的尖锐追问的。这也就大致可以断定，乡愁故事成为小说的主体，其实并不包含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对于好的小说，吸引读者进一步思索、玩味的部分，当然是故事之外的东西。既然叙事成分相当寡淡，故事也就仅仅是个故事，缺失了承载思想的结构。如果小说的目的只是为着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乡村故事，那么，叙述一段往事就成了小说的终极追求。回忆是乡愁最主要的形式，其经验也就因含情脉脉而相对封闭，相对保守，相对忌讳酷烈的和艰难的消息。在此视角下，无论人物有多么复杂的社会身份，于叙述人而言，选择的只能是亲情；无论情节怎样跌宕起伏，于小说主旨而论，抹不掉的农耕符号一定是世间最美好的记忆；无论细节的枝蔓如何野蛮生长，对叙述的意图来说，上升到传统文化高度并且由传统拯救当下浮躁、飘零心灵的结论，也就总是首选。
这意味着，乡愁小说只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用一个程式来表示：漂泊在外的叙述者，因为不如意，或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感情的需要，最先想到了故乡。然而记忆中的故乡已然远去，徒留选择性印记在脑中，那么，只好想象。想象的故乡，一般是有叙述人介入或观看的农具、农事、农活。当这些东西构成小说挥之不去的符号和幻象时，一段乡土故事便成形了。然后是添油加醋，直到像个小说为止。完成小说的过程，也是所谓传统文化起作用的时刻。因为，从作者的叙述流程看，农耕符号其实就是他所理解的传统文化。到这个位置，叙述者心里一下子踏实下来了，表明拯救完成。
很难说这类小说没有意义，但除了马上想到抚慰、温暖、安宁，撑死到忆苦思甜，其他也就没什么可深一步思索的了。即是说，这类小说，不能把读者成功引向共同回味那点生活的“额外”意义上去，这表明此类小说在故事之外并无叙事延伸。紧接着，诸如为何非得在城市生活不如意时，农村物事成为第一条件反射，以及何以要回忆得那么甜蜜和有趣？稍作分析便可知，这种到了真正考验作者面向现实且必须做出解释时笔头却退缩的原因，看起来退却的是文字，实则乃思想。如果此类小说作者在宁夏具有代表性，那么，基本可以说明宁夏乡土小说，根本未曾意识到在传统和现代两个不同的意识中看待乡村世界的区别，尤其没有意识到用现代眼光审视变化了的传统乡村情感形态的惰性。这一维在作者那里，完全属于叙述的盲区。这导致即使单纯写乡愁，不是拒斥现代乡村，就是厌恶现代城市，总之，只能走向反现代文明的歧途。
这当然是乡愁故事中比较普遍而极端的一个类型。例外的也有，相比较只是多了些曲折和艰辛，从体验的角度，猛然间也能给读者以一定的感染力。然而，总的来看，确属一个类型，都害怕触角走向深入，害怕碰到现实后无法叙述而产生尴尬。所以，宁夏乡愁类小说，主打的是一个流畅，是奔现成答案而去的稳妥和安全，盖因所叙对象是超稳定农耕文化产物，本质上是静止的东西。
第二类是错位故事。若干年前，当全国一线小说热衷于错位的大主题时，宁夏小说也曾于错位故事中分得一杯羹，身份焦虑、价值焦虑、精神焦虑、信仰焦虑等，几乎呈一时之盛，紧随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机会不平等和阶层的分化。然而，叙述上的这种介入感，最终没能坚持多久，差不多一夜之间，大家突然变得心平气和了。转眼回到了错位的青春、错位的爱情、错位的亲情、错位的友情和错位的人际关系。不得不说，如此“错位”，实在让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们这里暂时不去谈可能涉及的社会结构变化、经济模式调整和意识形态状况，单就永恒人性问题而言，这等“新”的错位，不也是人性成长、发展中的常态吗？一对两小无猜的少年，随着家庭变故，最终各奔东西，从文学通常设定的初心来看，似乎是对海誓山盟的背叛。可是，人的社会化首先意味着行动，唯有有效行动，人才能成长为个体，人性也才能同时获得成熟。那么，所谓“背叛”，或许仅仅是文学道德审判撒给人们的一个美丽谎言。因为真正的人性成长，本来就包含对情感的否定之否定。同样的道理，年轻气盛之时，双肩无比轻松，双脚无比轻盈，呼朋引类，错把他乡作故乡；信心满满，也激情满满，大有所向披靡的豪壮。可是，现实终归不等于幻想，有一天突然发现，已然两鬓斑白，一身油腻松弛的赘肉，表明青春早已不再。恍然间盘点草率的行踪，原来一凡夫俗子而已，于是独怆然而泣下，只能怪命。这个时候，能拍着胸部理直气壮地说是命运的错位吗？陌生的反而成了熟悉的，熟悉的却成了陌生的，兴冲冲满怀期待而来，没想到收获的竟是懊恼、沮丧、颓唐和无奈。然而，一个简单的“回去”就能了却一切吗？显然不能。
除此而外，我们见得更多的是着眼于个人内心世界五花八门的错位。个人与个人内在性的持久分裂与纠结，父子之间明明暗暗的别扭，婆媳妯娌之间微微妙妙的怨怼，兄弟姐妹之间剑拔弩张的反目，乃至错把仇怨当友情的愕然，误把坦荡澄明作阴谋狡诈的悔不该当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浏览这一类宁夏小说，能体会得到，作者煞费苦心讲这样的故事，理念似乎是正确的，就是为着通过各种个人意义的错位，撕开探照人性的口子；也通过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一再表明个体选择的不可预见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叙述方向无疑也是早已被文学理论所首肯，因而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或者更进一步，人性的飘忽，叙述的凄婉，结局的伤感，话语的情绪化，亦为着达到审美上的柔绵与忧伤，进而争取美学的份额。毫无疑问，打的正是哀而不伤、悲而不颓、凌而不厉的中庸之牌。
问题是，和情感的不自觉“背叛”一样，日常生活世界里的所谓错位，不过是个体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互联网、科技等综合系统运行中水涨船高的一个常态。表明传统的体系结构正在遭遇危机，而新的秩序尚未构建起来。然而，这一切与封闭状态下的人性实在没有多少必然联系。由此可推知，之所以在宁夏小说作者心里有那么多的人性错位，大概因为他们就认为世间存在一种永恒人性，而且认定经过情感和道德的再三洗礼与追责，人是可以回到被设定的那个永恒人性的。闭着眼睛讲述如此这般的错位故事，其明明之心虽然令人感佩，可着实不知小说人物严防死守如此，该怎样评价其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关系。
第三类是荒诞故事。可以肯定，网络文学中玄幻、穿越、怪诞、荒谬细节，以及自媒体平台常见的雷人情节和梦幻般的命运跨越故事，一定给了宁夏小说作者不少启示。这些资源远胜于卡夫卡等经典现代主义作家对宁夏小说的影响，导致其荒诞故事总是那么别扭而乏味、贫血而缺钙。
大致来看，主人公多半是一种设计。所以，需要写实的地方往往显得浮夸不可信，而虚构之处却反而一本正经。这是此类小说喜欢用梦和不可靠叙述者填充客观现实内容的原因。莫名其妙之处就在于，要么人物并非来源于生活，要么设定该方法需要这等玄而又玄的人物。总之，笔者阅读到的宁夏这类小说，其荒诞性仅仅是一个多余的装置，在小说中非但发挥不了荒诞的作用，在其搅动下小说题旨反而变得异常混乱和幼稚。比如，本来某人物实际生活履历对应着特定历史时期，并且也是该历史时期最不堪生活的当然承受者。可是，作者为了变换花样，或者耽于对该经历的深入体悟，便拿出梦来衔接和过渡，结果弄巧成拙。还比如，欲通过不可靠叙述者，来承担讲述沉重故事的主角，以期让读者获得“轻逸”体验。不巧的是，在插科打诨中，人生正剧被亵渎，人生意义也在颠三倒四的个人经验中被粉碎。
荒诞之不好驾驭，难的不是怎样荒诞，实则是不得不如此变异，以及不如此变异便不足以把事情真相戳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触碰到的是一个有价值的节点，而要跨过这一节点不至于变味，必须用开放性的形象来捕捉，这是荒诞作为一个手法出现在小说中的重要原因。如此经典事例并不鲜见，如果卡夫卡不用甲壳虫，那么，他只能袭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这显然大大削减了从行动上表征现代人心灵承受的烈度。当然，笔者看到的此类小说的荒诞，实与现代主义无关，不过想表达某种神神秘秘的“道”而已，是传统的极端化。
由此可见，宁夏小说的荒诞故事，并不是面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现代个体处境的叙述。
也许还可以继续分类下去，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现在有理由把张贤亮的文学思想遗产细化成小说，进行一些简单对比了。
首先，思想上张贤亮小说是对中国现代启蒙传统的一个延续与发展。无论他写“爱情”，还是“改革”，始终离不开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处境，甚至他是通过社会来折射人的遭遇的，这是他笔下人物具有普遍社会共情的根本原因。尽管有些研究者喜欢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来看待张贤亮小说，这只说明张贤亮的广博，丝毫不会影响张贤亮骨子里的现代意识。这样的作家，大概不会轻易相信永恒人性论。
其次，身份意识上，张贤亮小说肯定属于典型知识分子叙述。这并不是贬低所谓“民间”“底层”视角的叙述，而是表明张贤亮小说故事中有着一种不灭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担当感。通常，这种品质在他的小说里表现为自觉的审视和批判意识。因此，他笔下人物也就不那么容易给戴上标签符号的帽子，这是他能把个人故事讲成全体故事的本质所在。这样的文学理念和价值追求，不可能轻率信奉哪一类文化形态。即便在当时看来比较理想的文化形态，他也只是在经验基础上当作一种参照来用，且多有辩难、证伪成分。这样的视野，恐怕不会轻佻相信仅凭一种修道或好心态，就能改变现状。
另外，张贤亮小说大体上是自我素材作为叙述对象的，可是他的语言基调又是反个人私密化和个性情绪化的。这造成了他小说最终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历史面向人本身发言的特点。可以说，这也是他小说具有史诗性的标志。然而，写小说的张贤亮并不首先考虑文学史定位。自由表达，是他创作的根本动机。这样的姿态，似乎也不大可能通过追逐热点、时风来换取赞誉，或者博编辑与评委的眼球以图首肯。
今日宁夏小说，肯定有自己的主要关切，也有自己时代的审美趣味。但无论如何，作为文学共同体的宁夏小说，疏离乃至背叛张贤亮小说传统，哪怕认为张贤亮是流寓宁夏没有地域文化观念、没有故乡情结、没有根深蒂固的农耕根性，可以义无反顾剪断与他的思想联系，写出有鲜明宁夏地域标记的小说才是对宁夏文学的贡献的认识，都是狭隘且不明智的。
说到底，宁夏小说的这几种突出文化表现，实际是狭隘地域文化作祟的结果。一方面总想着直接体现地域胎记，反而走到了现代文明的反面；另一方面为着极力证明地域的也是世界的，沉陷永恒人性论反而与现实社会背道而驰。如何跨越这个两难呢？只有以局外人眼光，面向现实，审视宁夏地域文化惰性和传统历史文化思维惯性，才能真正看到地域的优点，也才能使现代文化的根扎得更深更牢，从而以文学特有功能帮助构建更稳定的现代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