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言说的文学批评与今日宁夏文学评论
有了张贤亮，宁夏小说自然要令外界多看几眼。但让人刮目的前提是，宁夏小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久已形成的写作惯性，和长期积淀而来的小说文化陈习。这些东西也许源自先天地域文化、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也许源自后天人为的某种有意诱导、刻意塑造。总之，产生的后果是，身处宁夏很难突破宁夏，这如同置身共同体中反而无法审视其局限一样。这倒不是质疑宁夏小说的真诚，强调的是应该换一个陌生的角度再来表达这片土地。
谈宁夏的小说，尚且有个张贤亮可资参照。谈宁夏的文学评论呢？为了避免为尊者讳，笔者只能就一点粗浅的了解，不揣浅薄先简要回顾一下经典著作给文学批评下的定义，然后略为对照，看看宁夏文学评论处在什么位置。
据笔者所阅读，文学批评这一概念，其实是现代以来关于文学研究的特殊指称，有着确指含义。现在，文学批评当然早已是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了，它隶属于中国文学旗下。学科规范只是对学科中某一倾向属性的界定，并不就此圈死该倾向。文学批评正是如此，它是文学研究中需要格外突出研究者思想倾向的一种述学话语方式和价值表达形态，审视、反思和批判是其标志性特征，这即是与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的本质区别。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合著，中国学者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1949年首次在美国出版，1963年、1965年分别在美国重版，1984年中文版首次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7年再版）一书，就把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进行了区别论述，同时也强调指出，擅文学批评者，必须同时熟悉并穿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陈见，这意味着前瞻性和创新性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品质。对比之下，什么是文学史，以及什么是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自然就不难辨别了。对文学批评的这个内涵界定，一直延续到该学者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在此后的22年时间里相继出版了后七卷，2007年全部出齐，杨自伍翻译）。在论述1750年到1950年长达两百年百余个各国批评家时，作者始终贯彻着文学批评的理念，未曾见到他把文学批评降维成文学评论。
韦勒克等对文学批评的这些经典论述，生命力经久不息，直到70年后的另一英国学者的论述出现，这个基本内涵仍不见有丝毫褪色和变异，它就是特里·伊格尔顿的新著《文学批评的革命者：五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批评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唐建清翻译）。只不过更进一步发展了或深化了的是，伊格尔顿所筛选的五位批评家——艾略特、理查兹、燕卜逊、利维斯和威廉斯，带着拯救文学批评危局的使命。诚如作者所言，“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正面临被忽视的危险”（第5页）。因此，所谓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批评家，其批评不再是单纯为文学服务乃至始终依附于文学创作的模样。之所以有这样的补充，伊格尔顿有两个前提值得注意。一是他认为对于传统文学而言，当今文学，主要是文学语言，已经代表了对商业化、功利主义文明中生活和语言贫瘠的一种反应，这种文明日益受到电影、广播、大众报刊、广告和通俗小说的影响；二是即使是革传统文学命的现代主义，也感到自己面临着语言资源的急剧枯竭。伊格尔顿声称，重新界定的文学批评，是诊断这些社会弊病的一种方式，它的任务是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运作原理，这种话语形式将语言从一个粗俗的技术社会所利用的纯粹工具性目的中解放出来。被解放出来后，“语言、人、价值观和关系本身都将被视为目的”（第6页）。由此可见，这时候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起于文学而绝不止于文学的思想言说，它是一种综合视野和跨学科知识的产物。
伊格尔顿论述的语境，也许与我们生活的现实多少有些不同。可是，从我们感受到的文学创作现实，包括文学评论花样翻新的术语来看，其逐新的猛劲，好像也一点儿都不逊色于伊格尔顿的语境。这又告诉我们，单就文学意识形态而论，我们的文学及其评论似乎早已深陷在了那种语言的贫瘠和枯竭之中了。倘若我们再深一层追问，集体性扎向传统文化，不约而同认为人精神价值上的分裂和错位在于修道不够、心态不好，以及通过荒诞穿越就能度过人本身危机的主题，说穿了这已是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叙述过的老话题了。现在对此还相当振振有词，不是江郎才尽，而是误入整体贫瘠与枯竭深渊不自知罢了。
在此背景下，笔者仅就宁夏文学评论现状，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也，万一不妥，权且当作杞人忧天好了。
第一是工作总结式报告。调研报告当然是一种简洁明快的资政文体，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三段论式结构。读之立场鲜明，结论清楚。可是面对文学创作这个个人意识和潜意识化比较突出的产品，这一文体就显得不那么适合了。主要是人的精神及价值状态不能被科学量化，再加上象征、隐喻、反讽等常是叙事文学的基本手段。前面两块内容倒不难驾驭，到了解决问题阶段，如果依着调研报告文体特点，就该快刀斩乱麻地得出一二三个答案，这怎么可能？倘非得如此，便只能就事论事。可是，这就能说透问题吗？不能。最关键的一点是，对于文学来说，所谓对策建议，最大的可能性恐怕只是依照热点文化思潮给出的答案，因为这些东西更方便于操作。所以这一类文体，一旦落入个体评论家之手，只会导致思想探索的浅化、窄化，无法看到文学之所以如此的历史性制约因素。长期纠缠于总结式报告的统计和归纳，文学创作就会变成某种订制式的模式生产，从此无缘回应内心的自由召唤。本来，可能性生活方式，一直是文学建构的当然任务。现在，当可能性变成了大家都沉浸其中且还能点数得清楚的生活，这是贫瘠与枯竭从评论转换到文学创作并开始起作用的最直接表征之一。
第二是正向性经验互证。经验有正向性和反向性之分，这是一般情况。然而当两者同时走向极端，正向性就变成了鉴赏、赞美、图解，反向性则容易被激越的情绪所左右，一变而成故意地说反话、唱反调，那就与理性不沾边儿了。宁夏谁的文学评论有这个特点，这个不便于说。但跟踪浏览之余，正向性经验互证的确给笔者留下了极深印象，说明这一路评论颇占上风。好处是，顺着作品阐释容易很快彰显出作品的优点；坏处是，一味顺着创作者，创作容易变成惯性制作，创作者会在一路荣耀中舒舒服服地走进死胡同。当然，评论中正向性经验互证之成立，前提必须面对的是毫无疑问的经典。哪怕把张贤亮小说作为批评对象，在思想层面看，仍然有许多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可是仅当作一种叙事进行一般性评论，就不一样了。只要评论资源低于乃至平行于张贤亮，从小说要素上说，张贤亮绝大多数小说，的确堪称完美。此即正向性互证的致命局限，因为它有个前设不可撼动。这前提就是文学原理的惯性，评论只到原理为止，批评则才从既定原理开始。因为批评有穿越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资质，并能从更广阔的普遍性回过头来审视这既定的一切。这一层面看，这路评论长期盘踞宁夏文学中心，实在是把文学及其研究的质疑性气质一步步推向了麻木的境地，这是从文学的内部生产开始排斥异质元素进而走向同质化的表征之一。
第三是文学史规定性知识的机械填充。分开看，这种判断似乎偏于尖刻。可是如果你足够熟悉对象，其实只是一种客观陈述。一是做此事的人，基本清一色学院教师，他们所熟悉者多为文学史教材。二是学院化知识熏陶之故，“梳理知识”成了他们习惯性话语方式。这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动辄“从当代文学史上看”，或者“中国当代”、某个文学时期等，会那么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评论文本中了。盖因这是一种被钦定的学科行话，只有浸淫其中，似乎才具合法性。不幸的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并不以最终给假定的文学史提供资讯而自豪。我曾读过很多类似著作，美国很没有名气的当代青年学者约瑟夫·诺思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张德旭翻译）一书就是很好的例子。打破“范式”，是该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之处。在他看来每当一种批评思想耗尽之时，必然要有人站出来颠覆那种让人备感无力的知识惯性，真正的批评才得以露出头角。令人气闷又不能一下子找出原因的那个生产机制，便是范式。而当代最突出的范式，便是大同小异的文学史知识印证法，诺思称之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批评，即把批评当作生产知识的手段的研究。回顾宁夏文学评论，致力于文学史框架内的写作，看起来是为宁夏文学立了汗马功劳，毕竟，他们在既有和假定的未来文学史中论评宁夏作家。然而，未来文学史只要不是自己亲自操刀，这种美丽承诺马上会变成一桩骗局。
因此，既然文学创作首先面向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而不是冲着文学史，那么，文学批评就应该而且必须在幽深的历史隧道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去辩证、辨伪乃至审视文学。否则，评论中文学史知识堆积越多便越具有迷惑性。依照伊格尔顿的看法，这种评论大约只能给本来已经陷入枯竭的精神生活，多添一层莫名其妙的迷雾罢了。机械填充法不自觉堕为推动贫瘠和枯竭生活的帮手，这就走向了自己本来致力于反对的一面。宁夏文学长期处在某种低层次循环水平，不能说与这种“知识化”研究无关。应该说，以上两种评论之外，这一种模式是最隐蔽、最委婉因而最根本的误导。它以文学史的名义把有价值的基层文学经验，限定在了被层层包裹的行业圈子，为文学思想的突围设置了人为障碍，充当了精神生活走向贫瘠和枯竭的幕后推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