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　意大利“考古学修复”的影响

19世纪初的罗马，许多修复建筑师对“现代修复”概念的创新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6]，其中拉斐尔·斯特恩（Raffaelle Stern）^[7]和朱塞佩·瓦拉迪尔（Giuseppe Valadier）^[8]是重要的代表。他们倡导在尊重历史建筑本质的基础上，以客观调研为前提，以技术为主导来制订修复计划，并明显标示现代干预的印记，以避免伪造历史状态，而又通过相关新旧元素的和谐来获得美学上的统一。当时推崇的修复技术主要包括五种：结构加固、建筑元素的补充、用不同的材料填补空隙、解析重塑（anastilosis）规则、对细节刻画。这些技术的普及和意大利当时所处的新古典主义的文化环境为考古学修复提供了条件的保障，随后考古学修复技术凭借着保护效果的可靠性和具有美感的表达在19世纪的欧洲逐渐传播开来。

19世纪上半叶，许多葡萄牙建筑师前往意大利学习，波西多尼奥·达·席尔瓦（Possidonio da Silva）^[9]就是其中之一，他将“考古学修复”这一理念引入了葡萄牙。席尔瓦作为葡萄牙民间遗产保护机构——葡萄牙考古学家协会（该协会在1911年更名为“葡萄牙皇家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协会”（Real Associação dos Architectos Civis e Arqueológos Portugueses）的创始人兼主席，深受葡萄牙人民的尊重和信赖。在国外求学期间，他先在法国接触到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查尔斯·珀西耶（Charles Percier）、P.F.L.方丹（P.F.L.Fontaine）、路易斯·皮埃尔·波塔尔德（Louis Pierre Baltard）等人，这些建筑师主张“严格恢复建筑形式”，并推崇“考古学修复”理念。^[10]随后，席尔瓦前往罗马深耕细研最纯正的“考古学修复”理论和技术，并将这些理念和技术带回了葡萄牙。

席尔瓦回到葡萄牙后，积极传播他所学的修复理念，并在意大利建筑师吉塞普·西纳蒂（Guiseppe Cinatti）的指导下在国内开始展开相关实践，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采用了“考古学修复”的方法修复位于葡萄牙的埃武拉罗马神庙（Templo Romano de Évora）。西纳蒂和席尔瓦希望恢复这个古罗马神庙的原始外墙，并拆除罗马时期之后中世纪的所有干预措施及附加物，因为这些附加物存在一定的干扰，阻碍了对原始建筑的考古解读。他们要求工匠们谨慎操作以尽可能多地保留历史信息，同时也添加一些新的元素来使建筑完整。因此，在修复工程中，西纳蒂和席尔瓦首先清理了神庙周围的杂草和碎石，将神庙基座展现了出来；对被雨水冲击而坍塌的屋顶和墙壁进行了加固；采用了埃武拉当地的石材对神庙破损的四根罗马立柱进行了填补。此外，他们遵循考古学修复的理念，非常注重对神庙细节的刻画，尤其是神庙柱廊檐口的花纹部分。那些花纹在雨水冲刷下已经模糊了原有的纹路，因此他们要求工匠用新石材雕刻出原来的框架和轮廓并安装回檐口上，从而体现出神庙原初的外貌和风格（图13）。这项修复工程得到当时市长和大部分民众的支持。1870年6月17日，随着该神庙的一个中世纪雉堞（merlons）的拆除，修复工程正式启动，而修复过程中所产生的石料和碎片被转移至埃武拉王宫的画廊之中。1878年，席尔瓦将这些修复方式发表在自己的著作《考古学基础知识》中。

图13a　中世纪埃武拉神庙的雉堞（左）；1882年埃武拉罗马神庙的科林斯柱的细节（右）

图13b　埃武拉罗马神庙现场照片

尽管在19世纪末的席尔瓦已经倡导将考古学修复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并进行了相关实践，但在当时的葡萄牙并未引起过多的反响。直到20世纪末，由意大利建筑师卡米洛·博伊托（Camillo Boito）^[11]提出的“文献学修复”理论，通过加布里埃尔·佩雷拉（Gabriel Pereira）在《葡萄牙艺术》上的文章传播到葡萄牙，博伊托的这种“实证主义”理念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受到葡萄牙知识分子的重视，引起了强烈的共鸣。^[12]正是在这种共鸣的影响下，与“文献学修复”一脉相承的“考古学修复”理念在葡萄牙得到广泛传播，因此也在19世纪下半叶对葡萄牙自己的修复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