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葡萄牙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践
始于1840年的巴塔利亚修道院修复项目在葡萄牙建筑遗产修复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历时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多次修复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且每次修复背景和目的都不同。同时这个项目也很好地体现了葡萄牙建筑遗产修复的理念，因此对这个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能够很好地了解葡萄牙不同时期的修复理念和实践的演变过程。另外，作为葡萄牙目前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案例可以为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供启示和借鉴。
（1）修道院的历史及价值
圣·玛丽亚·达·维多利亚修道院（Mosteiro de Santa Maria da Vitória）又称为“巴塔利亚修道院”。它位于葡萄牙中部的巴塔利亚镇，距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以北约120千米。该修道院自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又于2007年被推选为葡萄牙七大奇迹之一，是欧洲哥特建筑的最佳典范之一。（图18）
图18 巴塔利亚修道院修复前的全景
这座建筑始建于1385年，由约翰一世国王委托建造，后来捐赠给圣多明戈斯修道院派驻的修会，直到1834年葡萄牙内部政权斗争的结束。随后，这座建筑被赋予皇家陵墓的地位，成为国王约翰一世及其妻子兰开斯特的菲利帕女王，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的墓地，包括创始人教堂（Capela do Fundador）和未完成小教堂（Capelas Imperfeitas）[26]，其中还有曼努埃尔一世（King ManuelI）的陵墓。（图19）
图19 创始人教堂（左）；未完成小教堂（中）；皇家修道院（右）
这座修道院的早期哥特玫瑰花窗设计受到当时英国教堂的影响，包括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温彻斯特大教堂（Winchester Cathedral）等。最初的建造由葡萄牙建筑师阿方索·多明格斯（Afonso Domingues）[27]开始，之后由加泰罗尼亚的大卫·休格特（David Huguet）[28]接手，负责主立面、庭院穹顶、创始人的礼拜堂以及未完成小教堂的雏形设计。接下来的工作由两位曼努埃尔风格的建筑师马特热斯·费尔南德斯（Mateus Fernandes）[29]和迭戈·德·波伊塔卡（Diogo de Boitaca）[30]来负责。其中波伊塔卡还参与了马塞卢修道院、塞图巴尔教堂（Monastery of Jesus in Setúbal）、贝伦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等曼努埃尔风格建筑的早期设计。
1834年内部政权改革后，巴塔利亚修道院长期处于破败状态，直到1840年开始修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是葡萄牙建筑修复史上的模范，并成为葡萄牙第一个图文并茂外国出版物的主题。[31]它的修复意义不仅在于纪念物本身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还在于其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独特的历史背景。
（2）修道院的破坏
1755年的地震对巴塔利亚修道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破坏了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但幸运的是教堂的主体结构并没有受到影响。直到1810年至1811年间，葡萄牙半岛战争爆发，拿破仑军队摧毁了巴塔利亚修道院建筑群，仅留下零散的墙壁和山墙。（图20）这场灾难性的战争造成了修道院巨大的损失，数以百计的艺术品和历史文物被焚烧。拿破仑时期的破坏运动旨在促进民族主义，对该修道院的破坏是这场运动的重要事件之一，巴塔利亚修道院的毁坏被视为时代变迁的标志。
图20 巴塔利亚修道院被烧毁的痕迹
1834年，葡萄牙内部政权改革结束后，该修道院建筑群被遗弃并长期受到忽视，一度无人问津，沦为废墟。直到1840年，一项重大的修复项目被提上议程，并持续到20世纪。这个修复项目在复兴该修道院的历史和文化的同时，也重建了大部分建筑群，恢复了拿破仑时期失去的历史和艺术珍品。（图21）整个修复工程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为这个历史悠久的修道院注入了新的生命。
图21 詹姆斯·霍兰（James Holland）画作（1837），当地妇女在巴塔利亚修道院创始人教堂和未完成小教堂内祈祷
（3）不同时期的修复
尽管当时的葡萄牙处于内忧外患的阶段，但政府依旧启动了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工作，这是葡萄牙第一个明确修复纪念物的案例。这座教堂的修复工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对该教堂进行修复的主要原因是：
①巴塔利亚修道院与葡萄牙历史上从西班牙独立的阿尔朱巴罗塔战役（1385）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
②在葡萄牙民族主义诗人如阿尔梅达·加雷特和亚历山大·赫库拉诺的影响下，巴塔利亚修道院的历史意义得到了提升。
③该修道院对于英国的一些学者和建筑师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该建筑的重要部分是由英国建筑师大卫·哈克特（David Hacket）设计的。此外，该建筑也曾安葬英格兰国王爱德华的孙女——兰开斯特的菲利帕（Philippa）女王。
④18世纪晚期，爱尔兰建筑师詹姆斯·墨菲（1760—1814）进行了广泛的建筑调查，并在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⑤国王费尔南多二世（Gotha Koháry）给予了大力支持。1836年，国王参观了该修道院，对其深为着迷。他设法从葡萄牙政府获得纪念物工程的预算，并推动政府启动修复修道院的项目。表3总结了巴塔利亚修道院不同时期的修复内容。
表3 1840—1900年期间巴塔利亚修道院干预情况
18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哥特风格的复兴，建筑师墨菲前往世界各地寻找哥特风格建筑。1789年，墨菲在伦敦古物学会成员威廉·康宁厄姆（William Conyngham）的支持下前往葡萄牙调研。在经过巴塔拉哈镇时，当地的巴塔利亚修道院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墨菲在研究巴塔利亚修道院的过程中发现该建筑受到英国哥特风格的影响。为此，他在那里待了13周，深入探究这座建筑的结构和细节。1795年，墨菲出版了一本名为《葡萄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省巴塔利亚教堂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视图》的调查画册。①（图22）该画册详细描述了巴塔利亚修道院的建筑结构，附有哥特建筑原理的介绍性论述和一些图片，当时的葡萄牙学者认为它是对纪念物忠诚可靠的记录，因此在巴塔利亚修道院修复的过程中他们将墨菲的作品视为“修复指南”。（图23）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墨菲的作品不仅为纪念物的修复提供了指南，还对巴塔利亚纪念物的国际传播和英国哥特建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22 墨菲的画册封面及其配图
图23 巴塔利亚的教堂和皇家修道院总平面图和西立面（1795）
在巴塔利亚修道院修复工程启动时，葡萄牙内部并不稳定，同时财政也陷入困境。政府为尽可能地减少开支，招募了大量本地工匠和工程师参与修复工作。此外，在修复阶段，政府减少材料损耗，多使用之前从其他建筑上拆除下来的建材或者性能更好的新材料。针对修复工程管理，政府任命了军事工程师兼公共工程总督察路易斯·达·席尔瓦·穆桑霍·德·阿尔布开克（Luís da Silva Mousinho de Albuquerque）主持工程，尽管他仅在1840—1843年期间主持了修复工作，但其贡献仍然非常重要。一开始，阿尔布开克采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工作，并撰写了详细的工作报告以及《巴塔利亚纪念建筑的回忆录》等关键文件。这些文件成功地指导了继任者们直至工程完成。（图24）此外，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对整个过程的参与确保了阿尔布开克的想法得以持续实施。1844年，费尔南多二世任命建筑师卢卡斯·佩雷（Lucas Pereira）（1802—1884）作为巴塔利亚修道院修复工作的监督。卢卡斯·佩雷负责这项工作长达30多年（1852—1884），一直到去世。此外，从1852年开始到工程结束这一期间，军人华金·雷贝洛·帕尔哈雷斯（Joaquim Rebelo Palhares）还负责了部分监督工作，加强了对所遵循标准和原则的连续性。（图25）
图24 教堂的回廊和从西北方向看回廊和教堂的概貌（1868）
图25 巴塔利亚修道院南立面全景（1867）
巴塔利亚修道院修复工作的最初阶段主要以考古学修复的方式进行。阿尔布开克通过参考历史文献和建筑图表等资料，加深了对巴塔利亚修道院历史的了解，并以此为基础来制订修复方案。工程师们首先修复了建筑的外部，包括加固修复屋顶和露台、更换彩色玻璃和恢复窗户装饰。然后，在参考墨菲画册的基础上，严格考察修道院的原始风格，修复了尖顶、板带、栅格、滴水嘴、扶壁和各种雕塑。此外，他们还通过使用当代材料修补破损的拱顶、柱子和地板，并清理和修复墙上的石雕。在整个修复过程中，阿尔布开克还看到了修道院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并强调了原始碎片的重要性，他希望工人们能够忠实地复制现存的碎片，或者是完整保留原始碎片。因此，那些曾被拆除的处于腐烂状态下的原始建筑碎片虽然被移除了，但是被工程师们认真收集起来并保存，他们留存了大部分被替换下来的雕刻作品，并设想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工程博物馆”，以展示工程使用的工具和材料，类似于意大利锡耶纳大教堂的做法。最后，围绕修道院，阿尔布开克还设计了一个新的教堂墓地，并恢复了教堂的主要入口，这些工作前前后后持续了20多年。（图26）
图26 修道院广场一侧及修道院的大门（1869）
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源自法国的“风格性修复”理念也对这项工程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其中部分工程师曾流亡到法国数年，对法国的这种修复理念比较了解，因此在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工作中他们开始追随“风格统一”原则。在修复过程中，工程师们发现水的渗透是导致建筑破损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在建筑外立面上设计了一些防水装置。其次，他们坚决拒绝非哥特式建筑风格，努力让建筑恢复到更早期的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修道院附属的两个中世纪修道院（皇家修道院和阿方索五世修道院）进行了美化工作，并且还对其他几个16世纪的修道院附属建筑进行了多次拆除和挖掘。随后，他们将两个回廊和附楼完全拆除，还对修道院进行了风格上的“调整”，如在有的地方加装栏杆、改变内部结构并更改阿方索五世修道院的外立面，使其更具哥特风格。最后，他们还拆除了中世纪后期增加的几座修道院附属建筑，移除了雕刻的祭坛和壁画，完全消除了该修道院的手法主义和巴洛克痕迹。工程师们认为他们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不仅是拒绝修道院时代的遗迹，还凸显了该纪念物的纪念意义和民族主义精神。
19世纪末，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工程即将进入尾声时，葡萄牙工程师们的修复理念在“重新整合”的盛行下也发生了微小的转变。他们开始将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与技术的“科学”态度进行融合，开展了一场跨学科的研究。在这种理念下，他们将其对修道院的干预看作是一种“整合”工作，为此他们在后期的修复工程中严格按照各种历史文献和调查研究结果进行建造和设计，细致地研究和考察了巴塔利亚修道院各个历史时期的结构和外貌，并非常审慎地开展修复工作。
为了实现这一修复目的，工程师们参考了巴塔利亚修道院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这些文献包括弗里亚尔·路易斯·德·索萨（Friar Luís de Sousa）修士于1623年所写的历史文献，以及1827年修士圣路易斯（São Luís）的作品《关于圣玛丽亚·达·巴塔利亚修道院的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他们拆除了之前进行的一些多余的干预措施，包括门、窗和修道院的回廊以及附属建筑的外立面等。此外，他们将保存状态较好的原始碎片在纪念物上重新定位，以尽可能地展现出建筑物原来的历史风貌。最后修复团队还依靠精确测量、复制等科学技术手段，用不同的材料重新复制受损部分的细节，以便于修复工作的可识别性。（图27）
图27 巴塔利亚修道院修复后的样貌（1930）
这种科学的态度不仅体现了葡萄牙人对巴塔利亚修道院的敬畏，也表明了当时科学方法在遗产修复中的重视。因此，这种方法虽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研究，修复团队需要在工作中尊重历史、注重细节，使修复的巴塔利亚修道院得以呈现出其复杂的历史层次和多样的建筑风格，但是它确保了建筑遗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为葡萄牙未来的修复工作提供了借鉴。
当修复工作于20世纪初完成时，巴塔利亚修道院已成为一个全新的建筑，同时也成为巴塔利亚哈地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场所，是当地人追求信仰、文化和艺术之旅的朝圣之地。如今，巴塔利亚修道院以其华丽、雄伟的建筑和保存完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而成为葡萄牙众多世界文化遗产的代表。
（4）修复意义和影响
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工作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典范，它影响了葡萄牙后来的修复工作，并为研究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提供了指引。此外，它也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成为葡萄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面旗帜。
从对巴塔利亚修道院的干预过程来看，20世纪葡萄牙的修复工程主要遵循两种思路：一种是取代旧有的风格，旨在消除中世纪建筑的手法主义和巴洛克的“污染”，如拆除不必要的石雕和一些镀金的祭坛；另一种则优先考虑作品作为历史和美学文献的价值，更倾向于采取保守措施而非修复。在20世纪中期，葡萄牙仍然有一些人坚持追求“风格统一”的修复选择，试图按照特定的艺术风格重建建筑，而忽略它们在几个世纪里历史演变的事实。因此，巴塔利亚修道院的修复工程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还促进了葡萄牙后续修复理念的进步和修复技术的发展。
而在今天，建筑遗产修复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毋庸置疑。正如几十年前佩德罗·纳瓦斯库斯·帕拉西奥（Pedro Navascués Palacio）所说，“建筑史无疑是修复建筑的历史”[32]。只有通过历史分析，考虑建筑随着时间的演变，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才能被真正和更好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