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葡萄牙建筑遗产的理念转变

3.3 葡萄牙建筑遗产的理念转变

18世纪的文明互鉴将不同类型的干预方法带入葡萄牙视野中:一种是通过增加与艺术作品古老特征不相符的建筑技术、材料和结构体系来延续信仰或民用纪念物;另一种形式的“修复”是使它们符合当时的主流风格品位,从而将现代性赋予那些已被证实为古老的作品,增加其新的艺术价值。

19世纪,遗产问题的新颖性使葡萄牙官方机构在缺乏文化和技术培训的情况下对葡萄牙的古迹保护和修复感到棘手。此时,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发展出了相当科学和系统的修复方法。葡萄牙此时体现出它强大的包容性,或多或少吸收与借鉴了现代修复的主要理念:英国的浪漫主义与复兴主义通过诗歌传播到了葡萄牙;意大利的考古学修复理念通过重要的修复建筑师席尔瓦在当地得到了践行;葡萄牙又在法国维奥莱-勒-杜克的“风格式修复”基础上提炼出了“重新整合”的修复手法,并将其作为国家纪念物干预理念。

因此,本书介绍了盛行于19世纪欧洲各国的遗产修复理念,并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主流的保护、修复理念对葡萄牙遗产干预工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各国理念的影响下,葡萄牙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遗产保护理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重新整合”的概念。同时我们又以世界遗产巴塔利亚修道院以及里斯本大教堂为例,对不同时期的干预手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以阐释其修复历程及相应的保护理念和技术的演变。

总的来说,通过对葡萄牙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的探究,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非常注重历史和文化的传承,采取了多种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措施,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其建筑遗产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而葡萄牙世界博览会的诞生和发展则凝聚了葡萄牙人民传承和发扬文化、展示国际形象的共同愿景,同时也打开了葡萄牙建筑遗产保护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新道路。

【注释】

[1]普金(1812—1852)是一位英国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和评论家,拥有法国和瑞士血统,他在哥特式复兴建筑风格的开创性作用上卓有成效。他的作品包括伦敦西敏市议会大厦的内部设计及其标志性的大钟塔,后被更名为“伊丽莎白塔”。除此之外,普金还设计了英格兰、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的许多教堂。

[2]加雷特(1799—1854)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剧作家、演说家、王国贵族、大臣。

[3]维泰尔博在这本书中简单地描述了“历史遗迹”这一概念。该书出版于1798—1799年。

[4]“曼努埃尔式建筑”这一表述出现在作者为《卡蒙斯》第二版所做的说明中。

[5]尼科劳·纳索尼(1691—1773)是一位意大利艺术家、装饰家和建筑师,他被视为波尔图市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

[6]部分学者,如约瑟·阿吉亚(José Aguiar),认为“现代修复”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但是由于本章研究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从一个相对的视角来看待它。在这里,作者将以贾斯蒂西亚(Justicia)所说的提图凯旋门(Arco de Tito)修复为现代修复运动的奠基之作为主线进行讨论。

[7]拉斐尔·斯特恩(1774—1820)是一位意大利建筑师。他接受了温克尔曼的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原则的教育,并于1805年至1806年对梵蒂冈博物馆的基亚拉蒙蒂博物馆的新翼进行设计,并于1817年受命实施。

[8]朱塞佩·瓦拉迪尔(1762—1839)是一位意大利建筑师和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和考古学家,是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9]席尔瓦(1806—1896)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考古学家和摄影师,曾受皇室邀请担任建筑师。他参与了多个委员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创立了葡萄牙民用建筑协会,该协会后来被称为“葡萄牙皇家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协会”。他的工作成就和贡献在葡萄牙建筑、考古遗址保护和摄影艺术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10]珀西耶和方丹是新古典主义概念的提出者和主要推动者。

[11]博伊托对历史建筑进行“文献学”式解读的修复理论在19世纪末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起的意大利历史建筑管理与修复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该国历史建筑保护的现代化进程。

[12]实证主义是19世纪至20世纪之间在欧洲(更准确地说是在法国)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由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认为科学知识是唯一有效的知识形式。

[13]科蒙(1801—1873)是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是第一个将建筑史按具体年代划分的人,被认为是法国中世纪考古学之父。

[14]在这一时期,“重新整合”在艺术界和学术界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认可,成为一种概念上与传统修复方式相对立的修复方法。葡萄牙政府当时认为,“重新整合”这种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的修复方式可以很好地体现国家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实力,以及现代化。政府希望通过这种修复方式让葡萄牙的历史建筑重现辉煌。因此,葡萄牙的学者们开始对“重新整合”及其技术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探索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种方法和掌握各种技术。他们重点将研究放在历史建筑的风貌、建造工艺及它们的时代特征上,在调研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强调修缮应该建立在科学和准确性的基础上,同时要与时俱进。此外,学者们对“重新整合”的讨论也不仅仅局限于建筑遗产,而是扩展到雕刻、绘画等葡萄牙的整个艺术界。

[15]科英布拉旧教堂内的瓷砖是葡萄牙建筑的特色。奥古斯托·冈萨雷斯的方案是拆除几乎所有16世纪的瓷砖覆盖物,倾向于风格统一和重新整合的想法。

[16]由于该教堂的装饰物较多,几乎涉及各个结构部分,需要进行大面积拆除,因此在工程进行到一半时,教堂开始显现出拆除工作所带来的问题,部分工程师开始怀疑工程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便进行大量讨论。同时该修复的时间跨度较长,工匠对中间部分进行了替换,他们不能很好理解之前的工作内容。

[17]阿当斯·贝穆德(约1864—1919)是里斯本市的几座建筑的建筑师。1897年,他完成了瓜尔达大教堂及其修复的回忆录,其-方-法受到维奥莱勒杜克的启发。他监督了1899年至1919年的修复工程,有-时选择勒杜克的理论,有时则选择更适合保护哥特式时期之后特征的方案。

[18]莱里亚的哥特式城堡是1898年部分完成的修复项目,由在葡萄牙工作的瑞士建筑师和设计师埃内斯托·科罗迪策划。

[19]奥古斯托·福斯奇尼(1846—1911)是一位工程师和主持国家古迹委员会的议员,负责里斯本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他在1899年至1911年期间参与了这些项目和工程。里斯本罗马式大教堂在1755年的地震中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奥古斯托·福斯奇尼同时运用了罗马风和哥特的形式,这导致修复工程高度的主观性。现在福斯奇尼的作品已经被移除,政府选择了一个相对保守的方案。

[20]http://www.monumentos.gov.pt/Site/APP_PagesUser/SIPA.aspx?id=2196

[21]劳尔·利诺(1879—1974)是他那个时代最活跃的葡萄牙建筑师之一。他曾在英国温莎大学和德国汉诺威学院学习,并在葡萄牙的知名鉴赏家豪普特(Haupt)的工作室接受培训。他的作品涵盖700多件项目,包括住宅、公共建筑、展览馆等。此外,他还以关于国内建筑的文章(如《葡萄牙小屋》)而著称,并在国家美术协会、国家建筑和纪念物总局等机构中积极参与活动。他与国家建筑和纪念物总局合作长达13年,并于1949年成为古迹处的处长。他为该机构提供了许多有关纪念物项目的有价值意见,但这些建议未能得到该机构的批准。

[22]-巴塔利亚修道院是由唐若昂一世(1385—1433)下令建造的,以履行对圣母玛利亚的承诺,作为对卡斯蒂利亚国王在阿尔朱巴罗塔战役(1385)中获胜的回报。正是它作为纪念性建筑的地位和它高质量的哥特式建筑计划(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巴塔利亚修道院才成为葡萄牙非常著名的纪念物。

[23]根据传统,葡萄牙第一位国王(1143—1185)多姆·阿方索·恩里克是在吉马良斯的圣米格尔城堡教堂受洗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座罗马式小教堂在19世纪受到了高度的推崇。

[24]http://www.monumentos.gov.pt/site/APP_PagesUser/SIPA.aspx?id=1248

[25]http://www.monumentos.gov.pt/site/app_pagesuser/SIPA.aspx?id=4717

[26]未完成小教堂提醒人们这个修道院实际上从未完工。它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八角形结构,固定在教堂的合唱团上,并且只能从外面进入。它于1437年由葡萄牙国王爱德华下令建造,作为他本人和他后代的第二座皇家陵墓。

[27]阿方索·多明格斯是第一个已知葡萄牙建筑大师。正是这位建筑师为我们提供了修道院建筑群的概念和总体布局,其中包括教堂、圣器室、回廊和修道院的附属建筑,如会客室、宿舍、厨房和食堂。

[28]大卫·休格特是一位出身不明的英国工匠大师,完成了教堂、修道院附属建筑和主门廊的建设。休格特的工作风格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引入了创新的建筑和装饰方案,特别是在柱子的装饰上,被葡萄牙诗人亚历山大·赫库拉诺(Alexandre Herculano)誉为不朽的传奇。

[29]马特热斯·费尔南德斯是巴塔利亚最重要的大师之一,在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时期工作,因此是曼努埃尔风格的引入者。

[30]1509年他在巴塔利亚修道院参与了未完成小教堂的建设,采用石头雕刻的曼努埃尔风格装饰,这种特殊的建筑风格将晚期哥特风格带到了葡萄牙,并将其与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相混合。

[31]墨菲是一位有爱尔兰血统的建筑师,他于1789年来到葡萄牙,打算绘制巴塔利亚修道院遗址的详细图纸。在伦敦古物学会成员威廉·科尼厄姆的鼓励和赞助下,他曾于1783年访问葡萄牙,并带着葡萄牙古迹的图纸返回英国,这些图纸于1795年在伦敦出版,将巴塔利亚修道院及其备受推崇的艺术价值传播到整个欧洲。19世纪,在葡萄牙旅行的外国人中,有相当多的人因为官方原因或作为游客访问了巴塔利亚,他们都提到了墨菲的作品,这表明它的广泛传播和在宣传葡萄牙古迹方面的重要作用。

[32]Rosas,L.(2005).The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Between 1835 and 1929:The Portuguese Taste.E-Journal of Portuguese History,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