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法国“风格性修复”的影响
（1）历史背景
法国修复理念对于葡萄牙文化保护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席尔瓦进修时所接触到的建筑师圈子中，有两位法国学者的思想影响了葡萄牙的遗产修复工作。一个是阿尔西斯·德·科蒙（Arcisse de Caumont）[13]这样的考古学家，通过他撰写的《考古学字典》中的观点，葡萄牙学习到了按照年代划分建筑史的方法，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梳理。另一个则是欧仁·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他的贡献是对法国中世纪建筑风格史的系统性研究。这两种思想通过专业期刊和建筑师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在葡萄牙的学术界得到广泛传播。
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维--奥莱勒杜克的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推动了“风格性修复”的发展。而在葡萄牙他的设计作品也备受推崇，被葡萄牙的公共机构如国家图书馆、里斯本皇家美术学院等收藏，他本人更被里斯本美术学院和葡萄牙皇家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协会授予荣誉会员的称号。尽管维奥莱-勒-杜克的影响力在1914年开始衰落，但他的理念在葡萄牙以其他形式流行开来。他主张修复并非只是简单地维护、修补或重建建筑物，而是要恢复建筑物“历史上可能从未存在过的完整状态”。
（2）“风格性修复”在葡萄牙的发展
法国的“风格性修复”在19世纪末引入葡萄牙时，该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这种修复方法被认为是使葡萄牙的文化遗产现代化并符合当代品位和美感标准的最佳途径。
在葡萄牙，建筑遗产修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定义也一直在不断变化中。在19世纪30年代，“修复”（Restauração）被看作“翻新、改革、恢复原状”的意思。到了19世纪末，“修复”一词在葡萄牙才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对部分损坏的建筑物进行干预，恢复其受损构件。但自从法国的“风格性修复”理念被引入葡萄牙后，“修复”这个概念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在维奥莱-勒-杜克眼中，“修复”实际上是指“重建”“恢复原状”“重新整合”，而不是一种单一、科学、技术和实验性的操作。并且当时的葡萄牙由于国家资源匮乏、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内很少对历史建筑进行过多的干预，直到19世纪末，葡萄牙国家内部逐渐统一、经济开始复苏时，葡萄牙才开始将“风格性修复”的理念付诸实践。
葡萄牙建筑师在受到风格性修复和考古学修复的影响后，将其简化加工，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修复理念——“重新整合”（reintegração）。葡萄牙学者豪尔赫·曼努埃尔·雷蒙多·库斯托迪奥（Jorge Manuel Raimundo Custódio）将“重新整合”定义为：修复者在尊重历史信息的基础上，拆除多余的干扰信息，运用现代技术客观地将在考古或干预过程中发现的历史碎片或被遗忘的元素重新定位，将其整合到被修复的建筑上，形成一种新与旧之间的交流，在此过程中还要强调不同时代的材料间的可识别性和干预的可观察性。它是在选择修复对象的基础上对建筑进行必要的加固和修补，同时还保留各个阶段干预的痕迹，在创造性和科学性之间寻求平衡。但在这一时期，由于葡萄牙的财政不足，并不能很好地展现出“重新整合”所追求的科学与艺术的平衡，因此其国内的大部分实践其实更符合“恢复原状”（restituição）。相较于“重新整合”，“恢复原状”的理念追求的是将作品恢复到最初的状态，与该作品作者原始构思或作品完工时的状态相符合，以展现历史遗迹的原初面貌，正如风格性修复所要求的那样。
1923年，葡萄牙画家卢西亚诺·弗莱尔（Luciano Fryer）确立了“恢复原状”与“重新整合”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是对工匠技艺、经验主义和传统意义的体现，而后者则是艺术与科学的一种平衡。他认为“恢复原状”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恢复建筑的原初形态和结构，这个过程是当地工匠的技术水平以及经验的再现，而“重新整合”则强调在修复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建筑原貌，还需要增加新的元素，以弥补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缺陷，要在保留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和科学的手段对建筑进行整合和创新。所以“重新整合”不仅仅是修复，还是一种创新和创造的过程。至于维奥莱-勒-杜克风格性修复所演绎的第三种思想“重建”（reconstituição）则是指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新元素的方式来构建缺失的部分，如通过类似于原始构件的新构件来完形。简单来说，前两种方式偏向于原样修复，而“重建”则是添加新元素或以新的方式呈现遗产风貌。
20世纪上半叶，由于政府的影响，“重新整合”理念在葡萄牙的修复工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政府将该理念视作应用于国家古迹修复的一套特定原则、准则、程序和技术，并在古迹修复中广泛应用。[14]其中葡萄牙科布英拉旧教堂（SéVelha de Coimbra）的修复工程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该工程在1892年至1902年期间由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冈萨雷斯（António Augusto Gonçalves）领导。在干预之前，他们通过观察发现该教堂的罗马风主教堂在历史的多次修复中被掩埋了，于是他们决定恢复该建筑的罗马风，同时消除后来的风格。但去除其他时代的多层干预、添加和修复痕迹不仅需要卓越的技术，还需要规范的准则，最重要的是不能影响到被“重新整合”的建筑罗马风本体，因此在整个工程中冈萨雷斯坚持极度谨慎的态度。
最开始，科布英拉旧教堂制定的干预方式是“重新整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布英拉市政府对教堂周围进行征地并拆除了周边建筑物，为修复工作创造了条件。接着，市政府对教堂本身进行了拆除工作，为了保留该教堂原始的罗马风风格，他们拆除了除教堂主体外的所有东西，包括圣坛上的巴洛克式雕刻、瓷砖等。[15]由于不断地挖掘和修复，教堂的部分区域变成了一片废墟（图14）。1914年，整个教堂被拆得看起来像是一座被德国“军事攻击”摧毁的建筑。随后，由于缺乏资金、工匠罢工和内部斗争等，修复工作停止了数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项目在国家建筑和纪念物总局（DGEMN）的赞助下才恢复正常。[16]同时，随着项目的推进，工匠们为了减少工作量开始下意识地将拆下的结构和“装饰元素”进行再利用，这一行动严重遮掩了教堂原始风貌和基本构成元素，也阻碍了修复工作的客观性。在这一背景下，冈萨雷斯提出了“完全重新整合”理论，他要求将之前干预过程中的附加物全部清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修复成本逐步升高，政府无力支撑起教堂的“重新整合”这项工作，也无法满足冈萨雷斯的想法。因此，后期冈萨雷斯开始采用“恢复原状”的概念来进行干预，注重恢复建筑物的原始设计和元素。最终，修复完成的科布英拉旧教堂恢复了中世纪的形象，成为科布英拉市的象征（图15）。
图14 1909年被拆得只剩下废墟的大教堂（左）；建筑师协会带人参观教堂（右）
图15 1916年科英布拉旧主教座堂正在修复的后殿（左）；1953年大教堂修复后的样子（右）
除了政府主导的干预之外，当--时被维奥莱勒杜克的修复理念影响的罗森多·卡瓦雷拉（Rosendo Carvalheira）、阿当斯·贝穆德（Adães Bermudes）等葡萄牙建筑师也展开了各种实践。例如，卡瓦雷拉修复了瓜尔达大教堂[17]，埃内斯托·科罗迪（Ernesto Korrodi）修复了莱里亚（Leiria）城堡[18]，奥古斯托·福斯奇尼（Augusto Fuschini）修复了里斯本大教堂[19]。
福斯奇尼是一名结构工程师，他致力于对中世纪建筑的研究，设计并指导了多处古迹的修复工程。1902年，他开启了对里斯本大教堂第2阶段的修复项目，这次修复是20世纪初葡萄牙历史建筑修复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图16）。福斯奇尼计划建造一个新哥特风格的建筑，他采用“重新整合”的方式，将大部分巴洛克时代的附加物都清除了，包括拆除了教堂两侧的一些建筑，重建了拱顶，并在建筑上加盖了雉堞，这一系列的改动和装饰都是为了让大教堂恢复中世纪的面貌。[20]在修复的过程中，福斯奇尼注重保留教堂原有的建筑结构和风格，同时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用大理石和木材等材料进行修复整合。
图16 19世纪的里斯本大教堂（福斯奇尼在干预前、干预中和干预后的样貌）
除了上述这些重大工程之外，葡萄牙还有一些专业学者致力于传授“风格性修复”的理论知识，贝穆德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学--习期间接受了维奥莱勒杜克的思想，1894年回国后开始了他的建筑师生涯。1917年，贝穆德在里斯本美术学院担任老师，并教授材料的构造、画法几何和透视法，他对学生们的讲解注重实践和经验，追求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贝穆德成功地将维奥莱-勒-杜克的修复理论进行了发扬和推广，促进了其在葡萄牙修复领域中的应用。
（3）“风格性修复”的尾声
随着葡萄牙的古迹干预实践数量逐渐增多，“风格性修复”理念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修复古迹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然而“恢复原状”和“重新整合”两种方法的区分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明确，并且葡萄牙的建筑师在不同的修复案例中并没有特别倾向于使用某个概念，因此在很多记录中这两者都会存在。20世纪20年代，建筑师劳尔·利诺（Raul Lino）[21]开始反对这些旨在恢复古迹原貌的修复理念。他支持拉斯金保护而非修复的想法，认--为维奥莱勒杜克的修复方式具有虚假性，会破坏建筑周围的环境。尽管他也肯定了“重新整合”作为一种科学的修复技术的重要性，但他认为，“重新整合”的目的是修复早期的建造痕迹，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但是这些干预痕迹也是构成古迹灵魂的一部分，这种干预方式会削弱古迹的独特“灵魂”和生命力，以及它们与当地环境和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在20世纪40年代，葡萄牙对现代保护意识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了“风格性修复”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修复方式漠视了遗产的某些历史和文化价值，往往会破坏本就脆弱的建筑原初形态和结构。最终在各方学者的努力下，葡萄牙的修复理念和实践逐渐开始接近《雅典宪章》原则。这也正如劳尔所言，对构成建筑物灵魂的全部要素的维护比恢复风格的统一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