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的特征
一般来说，我们讲一个事物的特征是指它与其他事物相比较的差异性，但这里所说的文化的特征，并不是文化与非文化的差异。我们是讲中国文化的，因此，这个文化的特征指的是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与角度分析和认识文化需要关注的要点。
（一）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是文化在一个民族内部的共享性。文化的民族性源于文化的生成机制，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由于其生存环境的差异，他们为自己族群生存而创造的文化也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坎儿井只会出现在干燥少雨的沙漠而不可能出现在雨量充沛的海岸和陆地；爱斯基摩人有居住圆顶屋室、以狗拉雪橇、使用皮筏等文化特点，完全是由北极高寒气候决定的；中国人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但古代吴越地区的男子却断发文身，因为他们常年在水中劳作，短发较为方便，在身上文上龙纹，则是为求得图腾祖先的保佑。
文化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性。一个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越是悠久，越根深蒂固，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越强烈。因为，每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都是有选择的，最容易接受的是具有直观利益的物质文化，当文化的交流进入深层时，便会发生冲突，清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体现。从明中期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把欧洲的科学知识带到中国，征服了部分中国的士大夫，天主教也因为早期传教士较为灵活的传教方式吸引了一些中国人，有证据表明，徐光启、李之藻生前都已皈依天主教。康熙年间，罗马教廷下令禁止中国的教徒敬天、祭祖和祭孔，康熙帝从中调停、耐心解释无果，遂断然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
民族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一个民族是否存在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存在并得以传承，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民族是从肉体上被彻底消灭的，民族的消亡都是文化的消亡。曾经强盛一时的匈奴、契丹等民族已退出历史舞台，这并不表明他们在肉体上消失了，而是他们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融入到了其他民族之中。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的坎坷，在丧国近2 000年后重新建国，正是因为他们无论处在哪个民族的汪洋大海中都保存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书写希伯来文、信奉犹太教、恪守犹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因此，在今天世界范围的文化大交流中，保存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文化本身的特点而言，民族性与普同性是并存的。人类虽有种族、肤色的区别，但都有着相同的生命结构和身体机能，都经历着相同的生命过程；人类生活的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千差万别，但都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因而都具有某种共性。这是文化普同性的基础。文化普同性的特征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人类起源只有一个，所以经历基本相同，他们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途径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4]但与普同性特征相较，文化的民族性或内部共享性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更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族性带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往往拥有不同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以及不同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从而形成整个世界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则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区域，其文化面貌也会有不同的特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汉民族因人口众多，生活区域极为广阔，在历史上也形成了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岭南文化等诸多区域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其次，内部共享性是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一个民族内部的成员总是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人们在相互理解中获得一种情感和文化的认同，每个人的生活都因此而被赋予了意义。这种文化的内部共享性成为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基础和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动力。中国文化是以占主导地位的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主体的，虽有地域性的差别，但从古至今的中国人都共享一套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由此使分散于天南地北的中国人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再次，内部共享性有利于打破种族界限。文化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通过生物遗传获得的，因此，在同一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不同种族的人就会共享一套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差异不是种族与体质的，而是文化的。李白出生于唐代中亚的碎叶城，且有胡人血统，但他自幼随家族内迁之后就生活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受的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他的作品也成为汉语言文学的经典。而今天的所谓“ABC”，即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都是美国的，而非中国的。种族的特征是人类对环境气候的生物学适应，并通过遗传方式传递，它与文化差异无关。文化的内部共享性特征使不同种族共享同一文化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打破种族的界限，使不同的族群能相互理解和沟通。
（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有差别的，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是先进的，而另有一些民族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次，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构成其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不是均衡发展的，有些文化成果是先进的，有些则是相对落后的。
经验证明，民族文化越是独立地发展，其间的差异就越大。这些差异可以表现在社会制度、思维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会显现出“高”与“低”的差别。文化水平的高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物质生产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形态处在较高阶段的民族，其文化水准也高，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文化的领先或落后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是交替领先的。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在领先的时候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落后的时候也不能自暴自弃，产生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这才是对待文化的正确态度。
文化的发展具有错综复杂性，它常常是不规则的，一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其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未能取得突破性发展。古代印第安人从野生植物中培育出几十种作物，如马铃薯、玉米、番茄、辣椒等，这些作物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社会形态则始终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仍未脱离野蛮状态。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一个内陆国家的造船业和航海业不会发达，一个矿产资源匮乏的国家的采矿业和冶金业也不会居于领先地位。文化成果的产生也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关，希腊史诗艺术的伟大成就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5]后世的西方虽“江山代有才人出”，却无法创造出能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媲美的史诗艺术。中国历史上也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秦汉以降，我们缔造出了令后世景仰的两汉盛世、大唐盛世等盛世王朝，却无法重现那个思想文化最具创造力的时代。
由此可见，经济发达程度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唯一因素。或者说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各不同领域的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发达的民族，其文化的某些成分可能是落后的；经济落后、文化总体水平相对较低的民族也会有先进的文化成果。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武帝学习匈奴建立骑兵，都是向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民族学习。
（三）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由于世界上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差异性，彼此的交流是必然的。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是促使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相似性特点，一些上古时期的文化成果我们很难归功于某个民族，如火的使用、轮子的使用，再如原始巫术、图腾崇拜、原始艺术等。但随着文明的生长与扩张，当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开始频繁与稳定地接触的时候，文化交流就成为一个民族发展自身的重要途径。7世纪，日本实行大化改新，以唐帝国为样板建立天皇制的封建国家，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均效仿唐朝。近代以后日本学习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学习美国，至20世纪60年代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历史上每一次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吸纳，都使自己的文化水平完成一次超越。国家间、民族间如此，一个国家内部也往往通过区域文化的相互交流而发展。春秋时期的吴国立足于江南一隅却能够称霸中原，就是因为吴文化不保守，对外来文化有强大的融合、吸纳能力。吴国的强大正是因为它广泛汲取了其他文化的优势，包括以孙武为代表的齐文化和以伍子胥为代表的楚文化。秦汉以降，吴地成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后，每一次中原动乱，都给它一个吸收中原文化的机会，宋代民谚称“苏常熟，天下足”，说明此时吴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了中原地区。明代以后，吴地又接受西方科技文化，兴建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始终居于前列，这都和吴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分不开。
通过文化传播和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被更多的民族享用。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今天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在领受这一发明的惠泽。借助这一成果，欧洲中世纪的羊皮纸、古代两河流域的泥版、埃及的纸草、印度的贝叶经都可以变成精美的图书，它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再为中国人所独享。
文化交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是文化成果在不同民族之间的简单传递，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成果发展的过程。中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用的是陶活字和木活字，13世纪末，朝鲜半岛的高丽人将它改造为铜活字，15世纪，德国人古腾堡将其改造为铅活字并发明了印刷机，由此带来了西方的媒体革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化成果，都是凝聚了多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同时，文化成果的输出者也会成为文化传播的受益者。16世纪末，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被西方人改造的印刷术又输回到中国，至19世纪，上海出现了最早的西式汉文铅印活字设备。人类文明的水平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化交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