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的传统
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后，自然科学和工业快速发展，与此结盟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带上了机械论的特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非常流行。后来马克思总结这段历史时提出，是唯物主义将主观能动性让给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主观能动性。[5]因此，西方凡唯物主义哲学大多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而唯心主义哲学则讲辩证法。而中国古代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都没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都重视辩证法，都能用整体有序、一分为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
（一）整体有序
整体思维是把自然和人类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构成整体的各要素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孟子曰“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见，儒家与道家都把人与天地万物看成一个整体系统。由此我们也大致可以理解先秦典籍中大量出现的“一”的含义，如《周易·系辞下》“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荀子“百王之道一是矣”等。古代先民经过长期的观察、领悟，形成了由“天—地—人”三才组成宇宙整体的观念。《周易》以乾卦代表天，以坤卦代表地，以象征天的阳爻和象征地的阴爻作为六十四卦的基本单元，以解说人事祸福的卦爻辞附着于象征天地变化的卦象之后，表明天地合同，万物化生，人与天地分而相合。这种宇宙系统论模式确定了人与自然合一的规范。宋代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上篇讲天地，下篇论人事，认为天地的自然秩序就是人的道德规范，人的思想、行为与自然秩序吻合，才能实现“天—地—人”宇宙秩序的统一和谐。
有序性是与整体性密切联系的，《周易·序卦》总结出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注重顺序和循序是易学理论的重要特点。在古代先哲的观念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史的继续和它精神的体现，是自然演化合乎规律的结果。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自然与人类共有的规律，因循于此，人类才能与天地万物形成和谐的整体。
（二）一分为二
老子认为，天下不存在孤立片面之物，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任一事物或事物的任一属性，都是与对立的事物或事物对立的属性相比较而存在的。同时，事物对立的双方不是静止不动的，事物自身孕育着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因素并始终处于转化的过程中，所谓“反者道之动”。事物内在的否定性是导致其向对立面转化的根源。《庄子·天下篇》提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揭示了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原理，只要“一（整体）”存在，就一定有构成这个“一”的“二（部分）”存在。这是从微观领域批驳了静止不变的观点。儒家把对立互反规律表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观点同样认可事物对立双方的地位不是静止不变的，双方之间的互相冲突、矛盾激荡促使一方向另一方转化。《周易·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日月生明，寒暑成岁，这是从时间和发展的角度阐明了“一”和“二”的统一。
“二”既然是由“一”分成或生成的，“一分（生）为二”也就成为一般的观点。《周易·系辞上》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此提出了二分生成模式。到了宋代，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将一分为二发展成为普遍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不仅宇宙的生成有赖于一分为二而取得自身的合法性，生命也只能存在于连续性和中断性的统一之中。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应将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统一起来，因为一方蕴含于另一方之中。如道器、表里、虚实等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聚合于一体，即合二为一；但合二为一能够成立是因为二本来就在一之中，故必然分一的属性为二。因此，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的关系。整个宇宙有赖于此才生生不息。这一观点反映了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辩证思维传统。
（三）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思维在发展变化观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变化是宇宙生成的前提。《周易》有“生生之谓易”，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可知中国古代哲学是以生生与变易的结合解释宇宙的生成发展的。无论是太极生两仪，还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生”都是以“变”为真实内容的。无生有、虚生实，都是凭借“变”的机制。严格意义的“生”只是同质的延续，加入“变”的机制才能产生异质的要素，才能形成由万物构成的宇宙。既然世界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人类应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其次，一切事物都是两两相对的，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是向着对立面方向转化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说的是“无”转化为“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是“毫末”转化为“合抱之木”；“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筋
（rèn）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是“生”转化为“死”，“柔弱、柔脆”转化为“坚强、枯槁”，都是对立双方的互相转化。正因为有这样的发展规律，所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孙子兵法》中“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及“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就是充分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促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因此，“胜可知”“胜可为”。
中国哲学辩证思维的传统是中国人特有的睿智，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使我们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尚书·康诰》：“作新民。”《诗经·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民族要能够生存并不断壮大就必须“维新”。辩证思维方式让我们拥有正确的生活态度和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胜不骄，败不馁”，再如“以柔克刚”“背水一战”，乃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辩证思维方式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支柱，它提醒我们在繁荣昌盛时能保持谨慎，在极端困难中能满怀希望。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几经危难，但中国人从未丧失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总序》的末尾向皇帝表达了这一心愿：“道之污隆存乎时，时之通塞存乎数，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质，无复余龄，葵藿之心，惟期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