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玄学
玄学之名来自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有深奥、玄妙之意。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名教是名分教化，是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自然即自然无为，是道的特性和法则。以道家观点看，名教是有为，自然是无为，由此又引申出有和无的关系问题，这是魏晋玄学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有”既指有形有名的事物，也指有为和名教；“无”既指无形无名的事物，也指自然无为。有无之辨可谓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抽象化和理论延伸。
（一）名教自然之辨
三国时期的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即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王弼认为，名教的产生是大道离散造成的，其出现和存在都有必然性。但名教和有为毕竟不是理想状态，它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如名教能抑制邪恶现象，却不能根治邪恶的根源；有为的方法总会招致相应的反应，统治者用权术治理人民，人民就会用智慧来应付和逃避。总之，因为名教和有为的方法是违背自然本性的，因此注定会失败。统治者应当用自然无为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同为三国名士的嵇康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更为极端，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要求抛开虚伪名教的束缚而放任自然的天性。嵇康认为，人应当淡泊名利，不受虚假的荣华富贵引诱，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实感去生活，即便自己的性格有为世人所不容之处，也应当我行我素，不为迎合名教而扭曲本性。嵇康对名教的批判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实际上是对司马氏以名教为政治工具谋取篡权行为的嘲讽，他最终也因此而惨遭杀害。
西晋学者郭象的观点是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他一方面肯定自然，另一方面又把名教说成是自然的体现。郭象认为，现实中的人生活在等级秩序中，每个人都有相应的名分与职责，这一切本来就是自然的。人的地位差别就像天高地卑一样自然，所以人应当安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尽自己相应的职责，这才是对天性的顺从。每个人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人与人之间就是平等的。郭象把名教等同于自然，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他对名教的认可。
知识链接
何谓“名教”？
钱钟书：“守‘名器’，争‘名义’，区‘名分’，设‘名位’，倡‘名节’，一以贯之，曰‘名教’而已矣。”
唐长孺：“所谓名教乃是因名立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
余英时：“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乃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1]
（二）本末有无之辨
在有无关系上，王弼持“贵无论”的观点，即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王弼认为，世界上有形有名的事物都有其特定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限定了一事物只能是该事物，而不能成为他事物，也不能兼备他事物的性质。因此，任何具体事物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成为涵盖天地万物的根本。只有无形无名的东西才能成为万物之宗。王弼把无作为万物的根本，实际上是把万物归结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这一理论是比较自觉的本体论学说，体现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在这一时期达到的新高度。
与王弼相反，西晋学者裴
持“崇有论”观点。裴
肯定万物有一个最终的根本，这个根本是“道”，而道在本质上是“有”而非“无”。因为无不能生有，有的消失才会产生无，所以有才是根本。裴
也认同具体事物的有限性，但他认为，正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限的、不能自足的，所以它必须与其他事物相互依托、相互成全才能存在，因此，所有事物都是以有为前提才能存在的。以此为出发点，裴
是公开维护名教，反对自然的。
郭象沿着裴
的观点走向了极端，他把具体存在的有说成是绝对的，否认在万物之上有任何终极的根本。他认为，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在它们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终极根本，万物之间没有联系，也不存在统一性，一切事物都独立地生存变化，这是郭象的“独化论”。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是独立自足、圆满无缺的，仅在这一点上，万物是齐一的。郭象既否认无能生有，也否认有能生无，而把所谓事物的本原抛到可知世界之外，从而消解了形而上问题的意义，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谓独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