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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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重要性，对所有行业而言，不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分。王先生一生中曾多次提到，现今中国的专业文博学界，普遍欠缺实践经验，而是否有实践经验，是他判断学人是否有真才实能的重要标准。他说过：“如虎添翼，念书人如果真的再会动手实践，那才真的就像老虎长了翅膀。”王先生也说过，他推崇的研究艺术史的三个方法，也称三个方面，即：实物观察，文献调研，技能技法。回想起来，他每次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和态度都分外认真。这实际上也等于他给我开出的题目。于是，我便下定决心，以此三方面为努力方向，开干！

我从小就喜欢动手，且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文革”上山下乡插队期间，学了一点儿木工活儿，后又跟北京鲁班馆的老木匠学了一些功夫，算得是一个木工，但是离能做“绝活儿”还有一定的差距。若想掌握一手绝活儿，苦功苦练再加用心琢磨之外，别无他途。

想练就超群的木工技艺，必须下苦功夫。和传统杂技、弹钢琴等一些绝技绝活儿一样，其方法就是“肌肉记忆法”，即在明晓技法的前提下，下工夫反复苦练，绝无捷径。而这种苦练，往往要伤到身体，否则达不到“绝技”水平。你看哪个世界冠军运动员身上没有点儿伤呢！我也为之付出了代价，指关节肿大，双手伸平，十指如同患帕金森症一样颤抖不停，这是出过苦力气，苦练木工技法的职业特征，是给我留下的终生纪念。当年的不易之处在于：在没有传统师徒关系的逼迫下，要自己逼迫自己，要有跟自己过不去的自虐精神，才能学到真功夫。

话又说回来，身怀真功夫确实一生受用，不仅会制作家具，更是加深了对古代家具的理解。观看一件传世家具之时，双眼如同X光机，能够看透，是新作还是老工，是在哪儿做的，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做得好不好，为什么做得好，为什么做得不好，哪儿动了心思，为什么动这样的心思，都能一目了然，其洞察深彻的程度，语言难以表达。而在我组建木器和家具工作室的时候，又是这一手技艺和相应的知识为我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工作室组建之初，来的个个都是能工巧匠，一个赛一个地心高气傲，谁也不把谁放在眼中。匠人常有个习气，若发现你是外行，他总会想着法地整你、耍你玩儿，但一旦你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水平，镇住他们，他们服了气，就会特别信服和听从于你，往后的工作就别提多顺利了。

光靠傻练也不行，还须动用心智。例如木工的基本功之一“平木”，我下工夫苦练之余，还从平木的工具“刨子”制作入手，反复研究，体会出工具对于匠人的重要性：手艺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工具是否收拾得当、是否顺手好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修整工具可谓匠人的最高技艺。我慢慢摸索出其中的诀窍。

早期，琢磨修复收来的旧家具，由于没有条件，只好把宿舍床上的被褥挪开，把床当作“楞”（木工工作台）。

一次，我拿着一把收拾得十分顺手的小刨子去给王先生演示。放上一块木板，只要单用右手拿着刨床，顺势轻松一推，刨花便顺滑地从刨口中打着卷儿滚滚而出，从中任意择取一卷儿，用双手将其摊平，便见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边缘整整齐齐的一段木皮。这让他颇为惊讶。我告诉他：“木工做不好，往往不是手艺差而是工具没有收拾好。不信您试试，您也能行。”他试了试，果然好用，非常开心。

传统木工拼合的榫卯结构中，“龙凤榫”一直被视为是一项木工绝技。记得当年老鲁班馆的几位老匠师，嘴里常常念叨，每说到龙凤榫，脸上便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表情，或是说起曾看到的明代方桌、条案一类，案面长近一米，厚度仅六毫米，是两片木板以龙凤榫完美拼合，严丝合缝，真是听着就让人心生仰慕。我便把这项绝技作为重点，刻苦练习。

后来我发现，其实老一辈工匠们，至少我认识的多位在行业中颇具声望的名师们，并没有真的亲自动手做过如此窄而精的龙凤榫结构，他们也是在修复或改制古家具时见识过明代工匠的做法。这并非说诸位老匠人的手艺不成，他们本是心灵手巧的聪慧人，可惜在最好的年华赶上了军阀混战、抗日及内战的乱世，那时需要的是应付一茬一茬变换的新权贵，需要的是表面光的“行活儿”，图的就是快速和效率，不给你“偷手”干缺德的“绝户活儿”[2]就已经很不错了，哪儿还有工夫做龙凤榫！想生存，就决定了他们不能这么精工细做。

我从工具和工艺入手，经过反复练习，先可以做到八毫米、七毫米，最后可以在五毫米厚、长近一米的板上做出龙凤榫，这已经是极限的厚度，再薄就无法做穿带了，已超过了明代的工艺水准。

我把这些称得上绝的技艺陆续展示给王先生，颇得他的赞许。

拍摄于一九八〇年代初，我二十多岁时，与祖连朋师傅。祖连朋是老鲁班馆的一流名师，在业界有极高的美誉，逢年过节，王先生都会差我前去给他送好茶。我那时身体特好，一天有干不完的事，还不知累，关键是那时脑子、手脚都跟得上劲，颇得老师傅的喜爱。

我还曾选用一块老红木方桌腿的旧料，制作了两件家具模型，尺寸袖珍，可放在手掌中。此模型，与现在市面上偶尔能见到的、用下脚料制作的硬木家具模型具有本质的不同，不仅工艺讲究，关键在于完全采用真实的榫卯结构，模型各部件均依照传统家具的结构活插组成，拼装后严丝合缝，也可以全部拆开。虽然仅是一件模型椅子，由于涉及到了真实传统家具的诸多榫卯结构和形式，再按照比例微缩之后，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我还按照其结构绘制了榫卯拆装关系图，有点儿像现在电脑绘出的拆装结构图。

到了一九九一年，香港举办国际明式家具研讨会。这是有史以来此课题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大型学术研讨活动。王先生和我把一个小模型带到了现场。在此之前，国际收藏界和学术界对明式家具研究所涉及的范畴，多在历史收藏、艺术水准和鉴赏方面，早年德国学者艾克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虽有家具测绘图，但只是拆装关系图，还从没有学者在亲自动手实践的基础上，研究木工工艺和技法，由此开启并逐渐推动了对中式传统家具的本质，即结构体系和制作工艺的研究，而这才是中式木器辉煌成就的核心，其哲思理念，应是最珍贵、最值得后人研究和继承的学术内容。

上述为实践与研究所做的种种努力，令王先生刮目相看，无疑有助于他对我这个人的整体评估。

要有高眼界，做出高水准的学术成果，不能只在中国境内的圈子里混，而是要走向世界。然而挡路的首要障碍，就是英语。

三十多年前，国内真正能高水准掌握英语的人并不多见。王先生的英语好，讲英语的口音略带特殊的北京味儿，在来京外国人的交际圈中口碑颇佳，这在与他同时期的文博专家中极为罕见。也正因如此，他有着更为宽阔高瞻的眼界和远超一般学者的知识，而他所做出的成就，便具有了世界意义。

认识王先生的时候，我仅稍有一点英语基础。与他的接触，使我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那时，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的中文新文献和新资料几乎为零，而西方学界则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研究，其学术成果遥遥领先，因此新进的研究资料都是英文的。当时王先生收集的英文书刊资料，在别处根本看不到，仅一览封面，已让我艳羡不止。再者，当年重要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也大都在海外，因此掌握英语是战略性的。我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英语。

所谓“啃英文”，不是指学学日常生活用语，而是学习理解专业论著所用的学术性英文。那时没有英语学习环境，基本上碰不到外国人，也缺乏英语交流的渠道，唯一能做的是狠下死功夫，“啃字典”，“啃语法”，同时，阅读从王先生那里借来的同时期的英文刊物。经过大概三年多的时间，我掌握的单词量已成倍于当年外语学院对英文本科生所要求掌握的词汇量。

我对古玩较为熟悉，阅读相关的书籍不算很吃力，这也对促进英文阅读理解能力有一定帮助。当时，王先生是极少数可以按时获得海外专业刊物的大陆学者。每次从他那里借阅回来当月的新刊物，我总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待归还刊物时，我能把心得感悟告诉他，起初是用中文讲，后来慢慢地可以夹杂着部分英文，几年后我已可以完全以英文表达。随着阅读理解的进步，再有新刊物，不必借走，在王先生那里浏览个把钟头，便可以告诉他内容梗概。几年下来，英语水平提高了，鉴赏力也有了质的飞跃，扩大了眼界，因而能从较高端的视角领略世间珍品。

我慢慢尝试着按照国外学者的论文文体用英文写文章。开始真费劲。我曾在Orientations等海外介绍中国文物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过四篇文章。第一篇，关于明式家具的鉴赏，由中文稿简化后翻译成英文，邮寄回来的原稿，几乎被英国的编辑批改成通篇红色了。即使这样，依然很兴奋，自嘲好比“二战”时盟军诺曼底登陆，伤痕累累，但好歹上了岸。

认真分析这篇涂满红批的改稿，我找到了主要原因：稿子是由中文译成英文，这种方式本身就存在语句结构的先天不足。英文学术论文，最好按英语习惯直接用英文书写，而不是翻译。咬咬牙，我又开始尝试纯用英文写作。

这算得上“啃英文”所拼的最后一口气了。待第四篇文章的原稿寄回来时，除了几个单词之外，几乎没有改动（见右图）。其后，《清代宫廷家具》和《圆明园家具的特征》两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都是直接用英文写成，且已不觉得比写中文更难了。十年后，文物出版社在出版论文集时，收入了这两篇论文，反而是从英文稿翻译回来的。从九十年代起，我已经能用英文在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了。屈指算来，攻克英文过程大概用了十年时间。

回想当年，在没有语言环境，没有教授辅导，能以干“啃”的方式攻克英文，与我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太想拿出过人的成绩不无关系。

随着英语的过关，阅读了越来越多的英文图书和资料，人的眼界开阔了，涉猎的领域拓展了，思考方式会有本质的提高。这些，王先生都了然于心。对于学习英语，记得前些年有个报道，有艺术学科的教师抱怨我国高考入学和教学制度，使有艺术天分的学生因英语不过关而不能进大学或不能毕业。当时，王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特意对我说：“不管干什么行业，即使是艺术类的学生，掌握英语也是必需的。现在英语的环境又这么好，如果连这点儿毅力都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成事儿。这样的人再有天分，我也看不上。”言下之意，似乎在肯定我为学习英语而付出的辛劳。

到了九十年代，王先生认为我已有能力，更应该走出去提高眼力和眼界，他建议我循着他一九四八年去美国考察的路线也走一圈，并写了以下的这封推荐信。

通过这封推荐信，我感觉到，在王先生看来，我已一步一步从土造玩主儿的角色中走了出来，有了与国际上一流的学者专家比肩对话的能力。

我在他心目中这一角色的转变，可从很多小事上体现出来，而小事往往反映大情况。例如，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偶然说起在地摊上看到的一件瓷器的款识形式，我念款识（shí）。他突然打断我，郑重告诫：“哦，记住，以后这个字在这里别再念‘shí’了，应该念‘zhì’。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发音，意思完全不同。”我看着他一脸严肃认真的态度，觉得很奇怪，“款识”这个词是古玩中极常用的术语，在当时我接触的古玩圈里人，不论比我老的还是和我同一辈的，都把这个字念“shí”。而且，自打我认识王先生这几年来我在他面前也这么念过，他从来没有纠正过。我就说：“大家都这么念啊。”他说：“不对，不是大家都念错！以前我没纠正你，你也用不着纠正他们，往后当着他们就别念这个‘识’字，直接说‘款儿’就行了，犯不上跟谁都较这个真儿。但在真正的学者面前和正式场合里，一定不能念错，这一个字儿并不简单。”

的确，后来我发现，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们，老一代著名藏家，包括国外各博物馆的中国文物馆馆长们，没有一位是念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老先生，编过很多好书，语言文字专家，有深厚的文化造诣。两年前，我曾跟他说，现在各种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材的小料，都被俗商车成珠子做了手串儿，实在暴殄天物。我打算用我们做大家具剩下的下脚料设计制作一些小型木器艺术品，希望能请他题些款识刻在上面。他一听就说：“哎哟，你知道‘识’字该这么念！我告诉你吧，有好多专家在电视上都念这个大白字，听着真别扭，还跟人在那儿瞎白话，真丢人！”

英语过了关，王世襄先生力促我去海外参观考察。这是他在一九九四年初给我写的推荐信。

这个“识”字，不光电视上那些专家，我发现与我同时期认识王先生的人里，至今还没有一位读音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