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鉴赏
现在每年都有拍卖公司举办的拍卖预展,去看预展很有意思,在拍卖现场看人有时比看拍品还有乐儿。来看拍卖预展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专家、行家,也有装模作样的假行家,从一个人观看拍品的举止就能大概判别出来其鉴赏的能力。往往能看见一些穿着入时、摆着“谱”拿着“劲儿”的人,好像透着有多大的学问,带着手电筒、显微镜、放大镜等,抱着一个器物翻来覆去地又照又看。有时候离他们挺远的,看着就觉得好笑。他们手里抱着的东西本来就非常“开门”(行话,表示一眼就能判断出真伪),老远就看出来了,真不明白他们还在那儿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看个啥。实际上,他们是在模仿古玩鉴定的传统鉴定方法,就是按照每一品种的古玩所具有的特征总结出的许多说道,或是通过对某些特征细节总结出很多招数,依照这些说道和招数做真伪的判别。其实,这是一个很低层次的鉴定方法,当今这么多人买古玩上当,从根儿上讲,很大程度是这种方式造成的。可惜这种方式当今依然还是主流,还在流行。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介绍文物鉴赏类的好书太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回忆起来,关于文物鉴定的书籍,明代曹昭(明仲)著有一本《格古要论》,是比较早的一本。看上去这本书是写古玩鉴定的,实际更多的是从艺术史和器物鉴赏的角度来写的,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实质性的鉴定方法,但是已经有了以招数来判别古玩的雏形,应该说开了一个并不算很好的头。
民国期间,赵汝珍著有一本《古玩指南》,此书于一九四四年出版,对古玩行业并未起好的作用。在书中,他不仅著录了一些错误的古玩鉴别方法和“招数”,同时传播了这种方式,有些不靠谱的招数现在还在使用。这本书原本并没有真正的学术地位,更谈不上严谨,因为多年来一直没有相应的古玩专业入门图书的原因,致使此书自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七十多年来不断有出版社再版发行,被很多初入门的人买去阅读。如果只是当作了解古玩的一些知识来看,当然没有问题,但用书中的各种招数来作鉴定就得小心了。社会上有传闻说王先生跟赵汝珍先生很熟悉,其实,王先生多次提到过,因为赵汝珍喜爱养鸽子,又经营铜炉,曾经与他有过些礼尚往来,在王先生的书中也讲过曾购买他的铜炉,但与他完全不是同路人。王先生也与我谈起过,赵先生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精明古玩商,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攒盘儿”(见本书《逸事》一章中《“猴儿精猴儿精的”》一节)。更糟糕的是,现在古玩热起来了,但是我发现还有很多新出版的书和相应的期刊,还是走这样的老路子,还是这样写、这样做。
三十多年前,我认识王世襄先生之前走的也是这个“标准”路数。当时从老一代古玩商和圈子里的藏友们学了各种的招数,对应每种器物都有相应的招数作判别,几年下来,还觉得自己眼力挺好的。这亦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按这种方法,一旦学会了一些技术性的知识,学得了一些招数之后,必然慢慢地就会越发自满、自负,不知深浅。从宏观角度讲,走这种路线必然是越来越注重细节,眼界会越来越窄,人的心胸也会越来越窄,变得十分小气。且无知者最无畏,到达自满、自负阶段的时候,就离着上当受骗不远了。看东西也是翻来覆去。拿件瓷器,先是掂量掂量手头儿,又闻又看。看家具是先钻桌子底下,死乞白赖地逐一去看各部件是否有后修后改或后配的等等。后来认识了王先生,发现他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根本就不是这一套,他只需要看一眼,就“一眼明”,心里就明白了。从旁观者看来,他人“一打愣”一愣神,像打了个激灵似的就看清楚了。其实,自古对这种鉴定就有一种叫法:“望气”。所谓的“气”就是“气韵”,实际上它是透过看被鉴定的器物本身,看到它背后的精神世界,气韵表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此种鉴定的方法实际上才是最本质最精准的,把握住的是整体的气息。
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王先生在北京逛地摊儿。那时的潘家园,还没搭起大棚,整个一个荒工地,暴土扬场。
关于“望气”,王世襄先生在《锦灰三堆》中有一篇论文做了专门讲述。[1]在这篇文章中他很谦虚、客气,但讲到了问题的实质。那篇文章初读起来似很简单,但实际却不简单,是一篇值得慢慢品味、体会的文章。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经眼看了不少的东西。首先,他对古代艺术品评价的用语非常有意思,不像有些自称行内的“高”人总能对着某件东西说这说那,没完没了。在他见过的器物中,对其中的百分之九十根本就不吭声,没表情,不置可否。不用说了,这样东西根本都犯不上费话。应特别说明,他看了不吭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新的或是假的,但肯定是不够艺术品的标准。在王先生眼里,艺术水准第一位,艺术品不分新老,不分时代。凡是看见艺术水准不高的,甭管年代多老他都没有表情,不吭声。如果他看上一件不错的,他标准的肯定语就是“嘿,好!”这么两个字。如果是特别打动人的、是不得了的绝品,则加两个字“嘿,嘿,真好!”若这件器物是古物,则再加上一个断代,如“够元(代),够明(代)”。
古玩界历来有这样的说法:玩古玩没有不打眼的,没有不上当的。可是这么多年来,在王先生看过的不计其数的器物中,还没有发现王先生看错东西上了当的事。他的图书中著录了那么多藏品,在社会上出版发行了这么多年,也没听到有谁说某件东西整个儿是个“瞎活儿”(行话,指彻头彻尾的、粗制滥造的赝品)。
透过物质的表面现象深入本质的“望气”境界,当然是古玩鉴赏的最高层次,绝非人人能做到。客观地说,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几个人能真做到。王先生能行,是因为底蕴深厚。他从小涉猎中国文化,首先研究中国书法和绘画,气韵和精神在书法和绘画上的反映最为鲜明。在此基础上,他又研究青铜器、漆器、石雕、造像、乐器、竹刻、家具,融会贯通,捕捉到了这些器物间内在相应的联系和时代精神,找到历史脉络,因此能站在高端,不是着眼具象,而是放眼宏观,对各类艺术品和鉴定品加以审视判断,透过器物的表象看到时代特质和艺术水准两个本质。
为何“望气”鉴定法准确呢?试说明如下:按照以显微镜、放大镜观察等常规招数来鉴别一件器物,凡你认为可以判断出真伪的各种特征,造假者同样也都知晓,他们就可以通过完善伪造技术来对付你。这种鉴别方法拘泥于技术层面,而技术上的问题,对于现代科技而言,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更重要的是,一旦有足够的金钱回报,值得干了,就早晚有人能找到相应的技术方法来解决。
例如,唐三彩是不少收藏家喜爱的收藏门类,对其鉴定有不少的方法,其中之一是看釉,几十年前,“唐三彩”可以以釉面内是否有微细的断裂(俗称“细开片”)来判别真伪。当时的伪造属粗犷型,做的都是工艺品,做不出里面的“开片”,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别特征,可以作为招数来用。后来,随着唐三彩身价高涨,到了伪造者认为值得花工夫的时候,便花力气突破了这个技术难题。从此,凡是以釉内“细开片”特征来判别唐三彩真伪的人,大都“翻了车”(行话,指上当)。
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当时伪品的开片较生硬、崩碴较愣,真唐三彩上的开片,经过时间的磨砺浸润,有“酥”的感觉,于是又有了鉴别唐三彩的新招数。但好景不长,伪造技术再次跟进提高,这招数又不灵了。
后来,又以真品开片微细,断裂纹中渗有渍迹为招数,因为细纹小部位不易观察,需要有强光和放大后方能对比看清,你看,这就引入了手电筒和放大镜观照。这一来又进入了微观世界,有了更多、更复杂的各种“特征”,以及对应的一大堆“招数”。因为这种造假比做单纯的开片更难,所以在那个阶段,又成了鉴别唐三彩的新招数。随着时代发展,新的藏家加入,价格又不断上涨。涨到了一个临界点,伪造者又下了狠工夫,果然又有一批人上当了,而且有的到现在还没明白过劲儿来。
这一切说明,自打有古玩起,造假技术和鉴假招数一直在角力缠斗,谁占上风,不言而喻。因此从技术角度,以招数来鉴别器物可行,但也只在一段时间内可行。伪造者每攻克一个特征和特点的技术难关,就会有一大批英勇的以技术评判古玩的收藏者“踩响地雷”。
唐三彩,只是在古玩诸多门类中的一小项,其他领域的古玩品种不计其数,招数也是数不胜数。然而,为什么古玩界仍有这么多前赴后继的上当者?望涉足收藏的诸君深思。
所以,从宏观而言鉴物,还得靠“望气”。气韵和器形是时代的反映,近些年来,我做家具设计,对此深有体会。我的设计也力图创新,但我发现,如同人,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特征,让五〇后做出九〇后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即使有天大的本事,把“形”做出来了,“神”仍然不对头。人脱离不了时代的大背景,如同孙猴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如来掌心,实际是大环境。只要你把握住时代气息,再有能力、再狡诡的造假者,也难以超越历史,完整复现当年的气韵。“望气”之准,道理即在于此。
如果从精神层次上讲,只有作伪人的学问见识高于鉴赏人,才能蒙骗过关。换句话说,双方比拼的是精神内涵而非技术层面。如今“造地雷”的这拨人,猴儿一般精,坏点子眨眼就来,还可以花钱找高技术水平的人攻克技术难关。但是,他们不具备文化底蕴,现今能在文化水准和知识眼界上超过王世襄先生的人,不用说,恐怕还没出生呐(老北京的俏皮话)。
学习“望气”鉴定法并据之鉴物,人会越发谦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境界越来越高,眼力会越来越深广,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我自己而言,这么多年来,也在慢慢体会“望气”。在观察古典家具时,不再注重家具的表面,不再钻桌子或翻来覆去看一根枨,而是试着悟透背后制作家具的那个人,他所属的时代精神和他个人的独有气质。
另外,特别重要、特别值得向喜爱收藏的人士介绍的是:王先生看艺术品,并不特别注重年代有多久远、用的材料有多珍贵。他主要的评判标准是艺术价值和是否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即使创新的新品,只要有艺术水准,有时代精神,他一样叫好。而现在大多数人,狭义地认为只有老的好,新的不能收藏,贵重材料制物才有价值,便宜材料的不好。
研究任何文物品种,依王先生的观点,不能仅仅关注自己研究的这一项,必须对各种器物有全盘的鉴赏力,例如,研究瓷器,也应对书画、漆器等其他门类有所认识,同时,对你的专业专项要特有专知。我研究家具更注重实际制作,有了这类经验,我看一件旧东西,或者仿制品,看的是背后的故事。王先生很赞同这一点,这样不仅一眼能看出新旧好坏,看出背后制作人的素质高下,并能马上知道制作的过程,怎么做的、在何处做的、为什么这么做、做的目的是什么等等,最后达到准确鉴定的最终效果。
前面说到,王先生评价艺术品,一看历史价值,二看艺术水准。对不同门类不同品种的艺术品,有他自己的标准。多年下来,我对王先生的评价标准渐渐有了体会,简介如下:
“景儿”
绘画。二十多年前,王先生告诉我,“好画”的标准,在他眼里相当简单,如他说话的方式一样简洁明了,即好的绘画要有“景儿”。当时听他说“景儿”,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景儿”啊?不是山水画怎么看“景儿”呢?后来,知道了王先生说的“景儿”跟绘画的类型没关系。一起读画多了,就慢慢明白什么样的绘画在王先生眼里是有“景儿”的。
好画抓人,动人心魂,靠的是精神头。他所谓的有“景儿”,就是画得生动有精神,当然单单如此解释“景儿”是不全面的。“景儿”似抽象,实很具象,是整体的诠释,但又是核心,是一幅绘画在笔法、构图、色彩、题跋各个方面无可挑剔之后,整体和谐统一而出现的效果,是最高阶段的审视,并不是忽略细节,而是所有细节到位后的综合表现。
二十多年后,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去看一批古代绘画。我跟王先生说:“您先别发表意见,我先说说这里哪些画儿在您眼里算是有‘景儿’的。”等我一一说完,他乐了,说:“你算摸着路数了。”
“味儿”
对于器物,王先生说好的东西要有“味儿”。这个“味儿”当然不是指气味。“味儿”,在汉语里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词,什么东西一旦有了“味儿”,就意味着达到相当的成就和境界了,如说一件家具“明味儿足”,是对这件家具最高的评价了。
“神”
书法,王先生说好的书法作品应有“神”。书法能够做到有“神”太难了。应当说明:能否有“神”与书体无关,并不是说只有草书才能有“神”,任何书体的书法写好了,都能有“神”。
王先生曾让我以录音的方式记录下他对书法的一些见解,时间长近一小时。除了阐述理论之外,他还谈到了对当今书法发展的一些看法。他认为,一个人没下过苦工夫,书法不可能成事,更不可能成为书法家。他提到书法家应具备的几个客观标准:一个称得上书法家的人,应该能写好史上各体的书法,对历史上重要的名家名帖都能临摹到位,在此基础上要有所创新,要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家风格的字体。还有最后两点极其重要,但也更难:对中国书法历史有精到的研究和贡献,例如启功先生解读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书法家必须有深厚的古文和文学功底,有吟诗赋词的工夫,诗、词、对联、序文、跋文都能自己撰写,不能像现在有的“书法家”,只会抄写古人的东西。
王先生爱用藏头诗的形式给人用姓名写对子,挺有趣。我妻子名叫“胡航”,王先生每次说起都打趣儿地说,“胡”这个姓,后边不能跟动词,不然准乱套。很早他就想给我妻子写个对子,他写对子一般很快就写出来了,可这个有难度。他说:“你这个‘航’字,不仅是个动词,还是个要劲儿的动词。‘胡航’,乱跑怎么能行呢?”他前后写过好几次,不满意就撕了。一次他跟我说:“我看着给胡航写好的对子就在那‘运气’,‘胡航’实在不成体统,怎么着也不合适。”王夫人也逗乐儿说:“还好,‘文革’的时候没人较真儿,不然还不把她抓起来:人家大海航行靠舵手,您这儿‘胡航’,不是成心跟舵手较劲儿么?”多年之后有一天,王先生告诉我妻子:“写好了,可惜我岁数大了手不随心,字写得不如当年了,但意思不错,你们就琢磨吧。”
王先生写下这幅对子时已九十高龄,一目已失明,没想到多年前的允诺他一直挂在心上,并最终完成了。
这幅书联嵌字巧妙,含义深远。明用文姬胡笳十八拍和禅祖达摩一苇渡航的古典,又暗含着我们夫妻的今典,寓意胡航这么多年来对我精神上事业上的支持。真是绝了。在王先生的这个要求标准基础上,我自己则感悟到,还应再加两条:任何“家”都不能是自封的,应是经过历史检验,由后人冠之的封号。其次,书法家不应是专业写字的,书法的工夫在书法之外。不信,你看看历史上著名书法家,都不以写字为生。
王先生的字就非常有神,但是他总说自己不是书法家,就像他说自己不是收藏家一样。这有两层含义,一是若按照他对书法家的客观标准,他认为自己没花那么多工夫;二是他对现今是个写字儿的就爱自冠以“书法家”称号这种做法很厌恶。其实,当今的各种“家”都一样,称得上是一个“家”贬值了的时代。俗了,不愿意与其为伍。另外,他对当今习书法不练楷书、不下工夫的做法很看不上,其实,做任何事都应有一个好的基础。我曾用近十年的时间习楷书,后来,有次他来我家看我临写的帖,幽默地说:“嘿,欧(欧阳询)味还挺足的,还算不错!再练练你就能不算书法家了。”让人忍俊不禁。前些年北京一著名画店的经理,说有很多人喜欢王先生的书法,让我问问王先生能不能给他们写点字幅挂在店里出售。我将此意愿转达给王先生。他一听就乐了,带着一种特殊的幽默和风趣的神情说:“还是让‘书法家们’去写吧!”
一九九二年在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成立大会后王先生挥毫题写贺词
能做到有“景儿”、有“味儿”、有“神”的艺术品,不论类型,不论新旧,能存世到现在的,比例相当少。玩艺术品的人经过时间的沉淀,慢慢了解深入,最后能看出有“景儿”、有“味儿”、有“神”,实际上是判定艺术品好坏与否的最核心本质。能到如此鉴赏境界,自然是要见过相当多的珍品。
如今拍卖会很多。每到拍卖季节,不少收藏家都能收到很多本图录。每年一个拍卖季能有几千上万件拍品,一大摞几十本图录,看都看不过来,怎么从这么多的拍品中“刨出”东西,还不耽误太多时间,是一个难题。王先生看图录的方式挺有意思。二十多年前,王先生就能接到海外如嘉士得、苏富比等拍卖公司寄来的图录。不像大多数人一页一页细看,王先生看图录就像魔术师洗扑克牌一样,从图录第一页起“唰、唰、唰”地直捋,快进到最后一页,反复两三遍,看一本图录加起来大概也用不了五分钟,中间突然看到中意的便“啪”地一下按住,一定是一件不错的好东西,其速度就是如此之快!好东西绝对跑不了,也用不着为破烂浪费时间,足以说明前文所写“一眼明”的鉴赏力之高、之神。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从为纪念王先生而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起,也不知为什么,写着写着,越来越产生一种责任感,想借这个机会,说说对当今全民参与古玩收藏和热衷“淘宝”的一些看法。我的观点与当今的主流思想,尤其和电视台主办的各种鉴赏节目推崇的观点相悖,似很不合时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憋着没说。用不着给人们“讲课”,是王先生早就告诉我的。本不应多说,这次就算破个例吧。
首先应该说明,真正的古玩和古代艺术精品,从属性上讲就不是包括我在内的老百姓所能玩儿的东西。在中国,确实有过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从“文革“后退还抄家物资到八十年代前期,在那段时间里,国宝当破烂儿,老百姓可以参与收藏,且收益颇丰。收藏有机缘,如今,这好事早就没有了。古代艺术品向来是追着金钱跑的,其属性不归咱老百姓。从九十年代以后,我只购藏过一件样式雷的御船烫样,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当今古玩行中不被认知,所以不太贵,除此之外,我没有买过其他任何一件。不仅是我,王世襄先生也是如此。虽然他从九十年代后也一直收藏艺术品,但他已不再收藏古代的艺术品,而是现代人制作的家具、竹刻等。
范遥青刻臂搁,一件有思想性的当代艺术品(田家青收藏)
此留青臂搁,刻斗蟋蟀主题,采用横式构图。左上款识为:“喜觅秋声,叶底衰翁,不减童心。畅安题,遥青刻。”这件臂搁背后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早在1998年,范遥青去函给王世襄先生,提及要刻斗蟋蟀臂搁。王老爱蟋蟀多年,特请范遥青刻一臂搁。王老认为两虫搏杀,不如双雄对垒,因为他不愿见到两败俱伤的场面,可见爱虫情深。范遥青领悟王老之意,刻成“虫王对垒图”。
此臂搁为其姊妹作,但构思略变,一只蟋蟀埋半身于秋叶下,另一只蟋蟀与之相对而鸣,更为含蓄和富有诗意。在两片大秋叶的映衬下,蟋蟀玲珑可爱,可见构图之章法,颇有“一叶知秋”的意味。“范”和“鬯安”两方留青钤印,与“虫王对垒图”臂搁的刻法相同,两者构图一横一竖,可见范遥青匠心。另外,横式构图为逆竹肌走刀,更有难度,而作者却在右下自谦地刻上留青钤印“小技耳”。事实上,当今我们能看到的、真有价值的、能按王先生所评价的有“景儿”,有“味儿”,有“神”的古代艺术品,必定都是天价。大多数媒体上的宣传加忽悠,便宜了古玩商和电视节目,东西卖出去了,收视率也上去了,可吃亏上当的是百姓。真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理。我偶尔看过在电视淘宝类节目上拿着津津乐道的有些东西,很多在王世襄先生的眼里,是纯垃圾,所以说是垃圾,是因为它们比破烂还不如,因其俗恶败坏着中华文化,可常见屏幕上的人抱着这些垃圾,还一个劲儿地在那儿抠哧、琢磨、宣扬。而真正好的东西,有那么多用王先生的话说“要粘了毛啊,比那猴儿王都精”(详见本书《逸事》一章中《“猴儿精猴儿精的”》一节)的古玩商和财势雄厚的收藏家,“捡漏”?能轮得到咱们老百姓吗?再说,捡漏这种心态和行为,我不认为应该提倡。
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和主流的观点不太一样: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固然辉煌,但是的的确确在这五千年中,封建地主的小农经济是主流。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人的眼界和意识容易短视和粗俗。所以绝大多数古代留下来的器物,是以“俗”为主线,“俗”和“糙”是其主要特征。我们承认,在五千年里最辉煌的文化,是因为“学而优则仕”,文人精英入仕为官,享有优越的待遇,在雄厚经济实力支撑下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文人艺术,包括书画和明式家具等等,但是这些与民间的东西完全不交圈儿,是极少的特例。而中国的皇家艺术品,是中央集权的产物,是皇家利用权力垄断精英人才和金钱来打造的艺术极品,工艺水准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东西原本数量就不多,存世至今还能面世流通的就更少。民间当然也出现过极有天分的艺匠,做了总数比例并不多的精品,归总起来,真正称得上艺术品的绝对是万万里挑一。我看到大家拿着的很多自以为是“宝”的东西,实际很多都属于民俗粗糙的范畴。
我估摸着,我的上述观点会被很多人否定。但我相信,王世襄先生一定会认同这一观点。我借此机会说说也就罢了。
这副对联是早年王世襄先生给天津一位经营杂项的小朋友所作,巧用天津话,您读读,别提有多风趣了。
[1]《望气与直觉》,见王世襄著《锦灰三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