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掖

二〇一二年五月，香港三联书店与文物出版社联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为《清代家具》修订本在北京筑中美术馆举办了发布和展览。《清代家具》一书，出版已近二十年，修订本不仅在内容上作了增补，更为重要的是，扉页上加印了题辞：谨以此册纪念王世襄先生。

整个活动的开幕，没有发布公告，没有请媒体宣传，形式平平静静，而办实事、不张扬，恰是王先生做事的精神。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同时，我写了一篇回忆《清代家具》出版过程的文章，使我再度回想起出书前后王先生所给予我的巨大帮助。

修订本《清代家具》的扉页图文，此扉页的背景图选自一件清乾隆小宝座的靠背，此件小宝座是一件典型苏作风格的清宫家具，所嵌的雕饰件是文雅的古玉图案，是一件极为优秀的清代紫檀宫廷家具。当时王世襄先生见到过此件小宝座，他很喜欢这个雕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其实，出版《清代家具》一书，是我的夙愿。但能坚持到最终完成编著和出版，离不开王先生的鼎力相助与巨大支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目睹了王先生《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及后期制作的全过程。初印书样从香港寄来后，我几乎每天都去他那儿看。记得最后校稿，他让我逐字念一遍书中的器物说明，他半闭着眼睛细听，删除个别多余的字，若有听上去不流畅的句子，则稍加调改。我发现，这是一个修改文稿的好方法，师母戏称之“挑废字”，往往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章里，还能挑出不少废字。

王先生也开始鼓励我：下下工夫，编写出一部清代家具的专著。这是一个全新领域，可读到的参考资料几乎为零，于是他将多年来为编写《中国家具史》而收集的所有相关清代家具的资料，包括早年请摄影师刘光耀先生拍摄的十几幅有代表性的清宫家具照片，全部交给了我，之后一旦发现任何涉及清代家具的信息，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

更多的支持则是在精神上：清宫家具无疑是清代家具中最重要的一类，而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尽可能多的清宫家具实物，以便观察和研究。当时个人还不能出国，各个单位也很封闭，因此对清宫家具实物的观察和研究只能依赖故宫。我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对故宫公开陈列的家具反复琢磨。那时故宫属开放陈列，参观的游人也不太多，当年家具也不太被看作文物，有些殿堂摆放的家具不设置围挡，本来就可以零距离接触。我用感动上帝的方法，不用钱、物，就“打动”了看管文物的工作人员，不仅可以转着圈儿可着心地任意摆弄研究，还可以从容地支上三脚架，架上灯，用较专业的相机拍摄家具的整体或局部，有时他们还能帮着搭把手。另外，故宫有个修复古旧家具的木工房，当年归“科技部”管，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有空就去看家具修复。几年下来，与那里的员工们也混熟了，可以看到家具拆开后的榫卯结构并一起探讨修复的工艺技法，也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是相当过瘾的经历。但仅仅观察陈列和修复的家具，仍感到不够。我知道，故宫大库里有近千件家具藏品，能找机会看一看，对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若能得到允许，拍摄几件放在要编写的书里，那更是天大的喜事了。

到了一九九二年，我在Orientations等国际上重要的中国文物类刊物上已发表了几篇具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在业界颇得好评。借组织古典家具研究会的机会，我很善意地联系到了故宫主管家具库、同时也在做研究的某位先生，表示愿意找个机会见见面，请他入会，同时婉转表达了看看故宫库房家具藏品的愿望。

见面那天是个春天的下午，我和一位朋友同去，他手里只拎了一个傻瓜相机。我们在神武门见了面，不料这位故宫的仁兄寒暄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把相机收起来吧，参观中不许照相。”然后他带着我们沿着游览路线转了一圈，就“友好”地打发我们离开了。其实，不仅当年，就是现在，故宫也不限制游客拍照。我当然明白他要传递的信息，自知这条路是彻底断了。而这种封锁，当时确实对我如扼住脖子一样致命，是靠辛苦努力也无法越过的“坎儿”。那天真是度过了一个黑色的下午。

当天回到王先生家，把此事告诉他。他默默听着，没说什么，但从他的表情和眼神里，我分明感受到了同情和鼓励。从此他更注意用实际行动来帮助我。他陆续把在海内外有分量的收藏家朋友介绍给我，其中知名的有徐展堂先生、黄胄先生和美国一信托基金会的董事长，还有一些有重要收藏的藏家以及一些名门的后人。这些人大多不太爱与社会上的人联系，他们的藏品一般业界的人都不知道，更难接触，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我的朋友，并提供他们的藏品供我研究和拍照，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一九九五年，我去美国考察。半年期间，走访了十几个大博物馆，欣喜地发现，海外文博机构和学界有这样一个优良传统：一旦确认你是认真踏实从事研究并有助于学术进步的学人，会特别尊重并给予全力支持与帮助。我所受到的待遇之高，令我难忘，尤其是每到一个博物馆，往往会看到他们把我发表的论文放在接待室的长桌上，一见面，会先讲述他们从中获得的知识和对论文内容的赞许。对比与国内官方文博机构交往中，尽管对管理人员唯唯诺诺，但仍屡遭“白眼”，其反差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才发现，美国各大博物馆选用的主管大都是相关专业的优秀学者，这与我国体制有所不同。

在美国，各所博物馆的馆长们都以能是王先生的朋友为荣。王先生在写给他们的介绍信中，一定会介绍我是他的朋友，研究家具已有成绩，还一定在信结尾时写上一句：“感同身受，即：帮助我就如同在帮助他。”这样一来，就成了俗话说的“王世襄的朋友招待王世襄的朋友”，公私兼顾，热情和支持自不待言。那时国内对文化艺术的兴趣刚刚开始，王先生也不大出名。待出了国，我才感受到，王先生在海外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美国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品最有成就的博物馆，收藏的明清家具以既多且精而著称。在两周的时间内，该馆馆长陪同我在郊区山洞的库房内，对近百件家具进行细致的研考。山洞位于城外几十公里远的山下，称得上是最理想的文物保存库，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一直未开放，其中以清代宫廷家具，尤其是清宫漆器家具最为精美。

在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陪同下观看所藏紫漆双扶手大宝座，此器堪称清宫漆器家具极品之一。

半年下来，每个博物馆考察一至两周，我看到了许多世人根本见不到或已经封存多年的重要明清家具珍藏。

《清代家具》一书中，有二十几件家具是由海外博物馆提供的照片。凡是我提出希望将他们馆藏的某件家具用在我将编写的书中时，他们一定会说：“We are flattered！”（那我们可太荣幸了！）唯一的要求是：书出版了，送我们馆保留一本。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未踏进过故宫的家具库房，但我对故宫那位仁兄没有任何记恨，反而因当年的遭遇转化成了动力而感谢他。后来在编写专著时，我能克服各种难以想象和言表的困难，跟争这一口气不能说无关。也正是这个痛苦的切身体会，使我对任何有求于我的真正的学人给予全力的支持，只要是我有的知识和资料文献，我会毫无保留地提供。另外，正因为看不到更多的故宫中的家具，断了念想，才将眼界和努力放在了世界范围，从而发现了更多精彩的清宫家具实例，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后来，据清宫档案和传世的实物证明：当年清宫营造家具的重点并不是放在紫禁城，而是圆明园。我在海外发现了很多令人称奇叫绝的奇特家具，例如：罗汉床下带有可以推拉的屉，夏季放置冰块祛暑，成为凉床，冬天放置暖炭，又成暖床；有的大宝座，两个扶手做成多宝格的形式，可以摆放诸多各类文玩，皇帝可真有想象力。有些为游船上特制的家具，曾随康熙和乾隆皇帝出巡，尺寸较矮，可扣装在船上。还有在园内溜冰时专用的溜冰宝座等，都是国内没有发现的。追根寻源，最终发现这些奇特的精品多出自圆明园。顺着相互印证归纳总结，更进一步揭示，当年圆明园遭劫难后，家具并非损毁无遗。事实上，在圆明园被焚烧之前的七天时间里，英法联军曾组织大规模的搬迁，其中很多是家具，包括一些巨型家具。这些珍品最后流散到了全世界。二十多年的实物探考中，我把见到的近千件清代家具逐步分类对比研究，并与清宫档案相印证，逐渐理出头绪，一一找出流传的脉络，最终总结出了圆明园家具的特征，并撰写了论文。我在文章发表前，先拿给王先生看。几天后他还给我时只大声地说了四个字：“真好！真好！”我知道，这在他的语言中，是最高的评价。

回想与家具结缘近四十年，研究领域从工艺、技法、工具、明式家具、清代家具到设计、制作新家具，若自我评价，客观地讲，我相信对圆明园家具的研究成果，仍是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

一九九四年，《清代家具》一书终于签约香港三联书店，他们把此书作为一本重点书，由优秀的图书设计师陆智昌先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设计版式，修图制作。完成彩色打样稿时，我正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他们没有将版式样本寄给我，而是直接寄给了在北京的王先生。显然，香港三联书店对出版此书仍不大放心。二十年前的书籍出版与当今不同，一个大出版社往往一年才能出一本大书，若发行失败，难以承受。而当年我还是一个新人，年仅四十，他们的顾虑是合理的。其实不仅是香港三联书店，就连我自己心里也真没底，因为王先生从来不看未完成稿，这本书稿他没看过。在学术问题上，他从来、也绝对不会客气，更不会留情面。记得几个出版社的编辑都跟我说过，以前他们交给王先生审阅的书稿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王先生看后若说此书不好，那这书就可能要重写。那几天我惴惴不安，直到收到了王先生的传真。

王先生在信中不仅肯定了此书，更令我感动的是，他把预备改动的地方一一以商询的口吻写在传真中，可见其付出的努力。过了几天，他又为此书认真地写了一篇序言。

后来，听香港三联书店的总裁赵斌先生相告，王先生答复出版社，不仅从学术角度肯定了《清代家具》一书，而且主动提出这本书可以作为他的《明式家具珍赏》的姊妹篇来发行和宣传。香港三联书店吃了定心丸，立刻下单精印，并在全世界宣传发行，同时在香港组织和主办了两部新书的出版发行和展览仪式。

说实在的，在隆重的首发式上，我的心情相当复杂，喜悦和失落交织在一起，心里总想着那些已经拍照整理好的，但有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到书中的家具。这其中有的是私人收藏，由于当时的环境，拥有者不愿意披露；有的是从文博机构拍得的藏品，人家事先就讲明了，拍摄的照片只供研究，不得出版；还有如故宫里的一些好家具，他们尚未发表，我作为个人在故宫之前发表，总觉得有些不妥当，当年为此也曾十分纠结。例如下图大案，制于乾隆年间，不仅有大气的结构美，而且有图案的装饰美，称得上是家具设计之最高境界，无疑是清代宫廷家具中的一件极品，在我心里堪称“天下第一紫檀大案”。因为故宫当年是开放式陈设，这对大案分别陈设在太和殿的东西两侧。二十年前我已拍得此案的照片，但考虑到如此重要的器物故宫还没有发表，我先发表似有不妥，为此反复考虑，最终理智占据上风，在结稿中删了下来。此事，我向王先生倾诉过，他安慰我说的话是：“机会总会留给努力的人，干实事必会有回报，只是机会还没有到。”

紫檀案长五米，放于太和殿东西两侧，是为特定环境量身打造的家具（俗称“合着地步打造”的家具），此件家具将功能性、装饰性、艺术性完美结合，极具气魄和震撼力，显示出其设计和制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令人折服。在我心里堪称“中国第一紫檀大案”。

或许是性格所致，自一九九五年《清代家具》出版发行以来，我心里常有郁闷不安，一直有个担心，若发行得不好就再没有机会做修订本了。幸运的是，十几年来此书几次再版，出版社认为《清代家具》将是一部长销书，终于有了机会做修订，并同时在大陆发行了平价的中文简体字版。更没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到了二〇〇四年，故宫出版了几册专门的明清家具图书，不知为何竟没有收录和介绍此案。鉴于此，我认为，时至今天，我有义务将本属于中华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代表作介绍给大众。因此，此次修订版，我将此件大案放于书的中间位置，做成全书唯一的长达四页的大拉页，详尽地展现了其细节和风采。我相信，这是上天留给我的机会。

修订版《清代家具》增加了四十余件实例，成为完美之作。拿到彩色打印清样时，多年来的郁闷消解了。更重要的是脑海中立刻想到王世襄先生，他已经去世近一年，若他还在，我当然会第一时间将这套印样送给他看，他也一定会高兴地眯起眼睛，露出发自内心的和蔼笑容。

田家青设计打造的家具上镌刻的款识。
明韵第十一号大案的款识照片，傅稼生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