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儿不怕事儿

有事儿不怕事儿

前些天，读了常罡先生（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喜欢文物，与王先生也认识）的文章《依依韶华旧乐》，其中有一段如下：

音研所数据室的管理员是位慢声细语的老太太，她见这小青年啃两只苹果当午餐，怪可怜的，便问我吃不吃她从家里带来的饭菜，还给我端来一杯热水。十多年后自美归国，到芳嘉园王世襄先生府上，向他请教收藏明代家具的问题，才知那老太太原是王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先生。她竟然记得我。

他笔下的王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女士，写得是十分的形象。一般的外人看到和听到的袁荃猷先生，是一个极其朴素的人，是典型温文尔雅的中国女性的形象。但与她长期的接触，有所深知以后，我发现，她看似文弱，却是一位极有胆量和见识、深明大义的女中英杰。她从来不招事儿，但遇到事儿，也从来不怕。

王先生一生能遇到这样的伴侣，是他最大的幸运之一。曾经很多次，王先生说到“文革”时期他的几位朋友，文化界的精英，由于受到迫害等，有自杀的，或是没能挺过来。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王先生能挺过来，跟家庭有着直接的关系。

王先生从五十年代以后，很长时间里都是走“背运”，但夫人一直在身边默默地帮他，支持他。有了家庭这样一个避风的港湾，让他能从动荡中挺过来。在六六年抄家的时候，王先生事先主动将他收藏的上百件最珍贵的明式家具上交给了国家文物局，一直放在库房里，躲过了一劫。若等红卫兵来抄家时再抄走，这批东西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因为当年抄家时，珍贵硬木家具大都转送太庙等处，红卫兵们会主观地按照他们的标准判断家具的好坏，认为雕花多的就是宫廷的，就是好的，就给送到太庙；剩下那些明式的、简洁样式的，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不重要的，处理方法基本就是连砸带摔了。后来，我从王先生口中得知，这个主意实际上起初是王夫人想出来的，王先生收藏的家具绝大部分都是简洁的明式，所以，要不是王夫人具有历史性的“先见之明”，如今的这些家具早就被分散和损坏了。

所以我一直说，上海博物馆真应该在收藏王世襄家具的展厅中为袁女士立一块表彰牌，以纪念她对这批珍贵家具能保存下来做出的卓越贡献。

多数的文章，包括王先生自己写的，介绍了其夫人的贤惠，如人赞誉的“夫唱妇随”。例如他写过，四九年以后，他们收入非常少，生活挺紧张的：

……荃猷的衣着十分简朴，破了缝一缝，褪色染一染，又穿上了。一天她的二姊来芳嘉园，说起亲戚里有一对常为花钱，买衣服吵架，荃猷说：“使我不能理解，长安（我生在北京，乳名长安）别说吵架，脸都没红过。”我连忙说：“荃荃也从未红过脸。”

有一次荃猷要我去鼓楼商店买内衣，路过小古玩店，见一尊藏传米拉日巴像，买了回来，没买内衣，荃猷非常喜欢那尊像，并说：“要是我也先把他请回来，内衣以后再说。”二姊说：“你们性情爱好都相同，真是难得！”[3]

王夫人确实是非常的贤惠，但是她可不是没有主见的人，而是极有主见，且能够从根本上为王先生所想。

王夫人曾经多次跟我说王先生生性严谨，但有时太过于小心显得胆儿小。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后，怕有余震，全北京各家都开始满处盖地震棚住。当时王先生家里有一对明代万历的大漆四件柜，高三米多，腿子有人的小臂粗，就算屋塌了也肯定砸不坏，王先生就和夫人住在柜子里，一人住一个。住了几天后，师母说：“这叫憋屈劲儿的，”就出来了。她也劝王先生，“还是出来吧，没给震死还先憋屈死了呢。”可王先生不肯出来，王夫人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睡在小案上，离柜子也很近，若再一地震马上就能钻进去了”。可是王先生还一直坚持在柜子里睡，“还是睡在这里头踏实”。过了些日子，地震的风声也快过去了，还收回了一间房子，有地方住了，可他还是不出来睡。师母也在劝他，可王先生仍然说，“还是听政府的，等等吧。”直到地震风彻底过去了，市民们大都离开了地震棚，王先生才搬了出来。这件事也说明王先生生性谨慎，夫人有胆识，很多事师母能给撑着，这真是他的最大福分。

九十年代，他们一位好友的儿子结婚，请我制作了一把椅子，他们提出希望能在椅子的靠背刻上一对儿由老夫人画的鸳鸯。这把椅子是唯一一件由我制作，既刻有王世襄先生的题字，又有袁荃猷夫人亲手绘图的家具。

其实，王先生谨慎胆小，虽然有性格的因素，但不能否认，历次运动对他造成的冲击，以及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的迫害，给他心理上留下了极深的阴影，多少影响到了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