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就挺好的”
“这儿就挺好的”
有一年，我和王先生一起到香港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记得当天搭乘的是十二点多从北京起飞的飞机，一大早儿，我和王先生就到了。先碰到一位美国的律师，正巧，他和我们乘坐同一架班机去香港。那时的机场相对比较简单，不像现在分那么多的不同级别的候机室，等飞机的人都在同一个候机厅里坐着。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国内的朋友，真巧，大家都坐的是同一架飞机，见了面就凑在一起聊天。他们建议找个咖啡厅坐下来，可王先生觉得机场的餐饮又贵又不好，还是算了吧，结果就没去。临到上飞机的时候，发现他们都坐的是商务舱，我和王先生是经济舱，要分通道走了。他们特别惊讶，说：“哎哟！他们怎么能给您买经济舱的座儿呢？”王先生直说：“没事儿，没事儿。反正没多少时候，坐哪儿都一样。”当时他们表示要和机组人员联系一下，看商务舱还有没有空的座位，能不能升舱。争执了一阵子，王先生坚持说：“真的不需要，没事儿，我坐这儿挺好的。”国内的这位仁兄特别诚恳地说：“想想您都坐在后边，我坐在前头都不踏实，干脆也甭升舱了，我跟您换个位置，您坐我那儿就完了。”推推搡搡地闹了好一阵子，王先生才把他给推回了商务舱。
到了香港以后，等我们住下时才知道，主办方安排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招待所，在城区，交通是挺方便的，但条件确实挺一般，跟现在北京的如家、汉庭等连锁酒店差不多，但大部分住客都是年轻人，学生或是自助旅游者。但是王先生也高高兴兴的，没有任何埋怨或是抱怨，就check in安置下来了。
从第二天开始，陆陆续续地就有客人来拜访王先生。我发现有趣儿的事儿来了。每个来拜访王先生的人都是鼓着一肚子气到的，一进门，一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是问好，接下来的基本都是一个套路，一通地抱怨，说“跟您通电话，您告诉我住的地方是在这儿的时候，我就一肚子气”。接着更是越讲越来气：“怎么能让您住这样的地方呢，他们（主办单位）也真能想得出来，不就是为了省钱么。太过分了，太荒唐了！”这是头一段话，第二段肯定接的是“我来的路上都给您想好了，就在这周围有的是酒店，您看哪个合适，咱们现在就联系，现在就搬，算我请您住。”王先生在香港会见一些人，我看着一拨儿一拨儿这样的“戏”，真挺有“乐儿”的。后来王先生回答的这几句话也成了标准的语言流程，不论见到谁都得先说一遍：“这儿就挺好的，这儿就挺好的，哪也不去了，这就挺好的。”有一次，来了两位比王先生岁数还大的老两口儿，一听说话就是老北京人，老先生看到这里的情况，说：“你说这是怎么话儿说的呐？”（地道的北京老话儿）。老夫人表现得就更有意思，她上牙紧紧咬着下牙，从牙缝里挤出“真是挨千刀儿的，真是挨千刀儿的”连珠般的快句。这是我小时候和几个表兄弟在姥姥家淘气闯了祸时，姥姥才这样说我们的，这不算骂人，但表示很生气。这么多年后，在这里又听到这句话，真是挺可乐的。还有一次，一位贵宾来了，上来对此一言不发，说了点儿别的话，临走时只“扔下”了两个字：“搬家。”他的司机和秘书不管三七二十一，装上行李，把我们拉上车，到一个小岛上玩了半天，晚上住下了，但第二天王先生坚持回去，说这样做对主办单位不礼貌。为了不负盛情，王先生承诺，会议结束以后再回来住三天。
后来，私底下王先生跟我说：“其实这些单位主办学术会议都挺不容易的，他们要用有限的费用来安排这么些人，能做到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应该有埋怨。”他说这些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儿怨气。他还告诉我说：“一九八二年，我应邀去英国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讲学、在大学讲演，英方给安排的就是学生宿舍，条件比这差多了，可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要互相理解，都是为了办实事儿，我是去讲课，又不是为了摆排场。”
在香港总会有人请王先生吃饭，但有时也有从大陆来的朋友，那就是王先生请他们吃饭，王先生也就是请大家在一块儿，就在基督教青年会吃饭，省得出去到处乱找，王先生说：“我不是为了请客吃饭，而是为了能见见面，聊聊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共在青年会吃过几次饭，每次的饭菜都非常简单，一般都是一盘米粉、炒牛河或者是云吞，再加一份蔬菜。第一次是我跟他两个人，第二次是请上海去的篆刻家吴子健，他带着自己刻的图章给王先生看，就我们三个人。记得那次，王先生还请吴子健给美国的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刻了个章。第三次是请黄苗子和夫人郁风，他们是从澳洲来香港的，也是同样的饭，变成了四份四个人。
吴子健为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刻章
香港被称为“购物天堂”，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商品极为匮乏，香港绝对是一个超级购物天堂。但是我跟王先生去香港，基本不逛街，一是没工夫逛，另外也没兴趣逛。但王先生一定会到旅店周围的小商店里买成包的圆珠笔芯，比例大概是十份蓝的一份红的。他有一支非常结实但很便宜的圆珠笔，每次都只换笔芯。本书前边介绍过，王先生写东西，每次都是用圆珠笔，稿纸下面垫一张拓蓝纸，一式两份，省得复印。他缺一块手表，在香港唯一的一次购物就是当时我跟他到香港三联书店办事，在中环域多利皇后街，就在三联书店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块大概一百港币的非常普通的手表。他的要求也特别简单，结实就行。之后这块表他戴了很长的时间。这是我印象中王先生在香港买过的唯一一件“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