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诲
教诲
通常以为，为师之道即传授知识。其实，任何能从书本上习得的知识都是不难的，最重要的知识要靠自我领悟和感受而获得。对于王世襄先生来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能力，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和条件，他根本就不会也没办法跟你对话，没法跟你“玩”。从严格意义上讲，在我与王先生相交的三十多年里，他对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用榜样的力量激励我，即使不着言语，也是在无形地督促，使我可以向着一个较高的目标和信念坚持干下去；另一方面就是用他的经验指引我，通过提升眼界和境界来确保不走弯路，合理分配有限的人生。学有良师，是人生一大幸事。
王先生常对我说：“你有动手实践和自学的能力，又多年在地摊儿上摸爬滚打，和倒爷儿、古玩商贩斗智斗勇，器物识别和艺术品真伪鉴定上也不缺眼力，更不缺乏具体的知识。但眼界要扩展，境界要提升，这才是最重要的。”
例如：早年我在言语中常爱用“最好”、“绝对”、“最早”、“唯一”等极度褒扬的词汇。当我又发现了某件好东西时，常会用上面的几个词，他总会打断我说：“你应当说，这是至今你所见过的……”
记得很早时，我在地摊“鬼市”上看到有一套出自山西的清早期马车铁活，为铁錽银工艺，虽是民间做工，但异常精美，此前我从未见过铁錽银工艺用在装饰马车铁件上，便告诉他：“我见到了一套最绝的也是最早的马车上用的铁饰件，真绝，真好！”看到我这股劲头，他并不以为然，说：“你只能说是你至今所见过的最早最好的一套，有没有更早更好的，有多少，还难说呐。”
我虽未跟他抬杠，但心里并不服气。觉着这么多年都从未见过，肯定不会再有了。但过了一段时间，竟接连又出现了两套类似的、看来是同一地区的制品。虽然此后我再未见到，但也足以说明当年在那个地区曾有过不止一套，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只是因各种缘故未能流传下来，或我们没有看到而已。果然，后来听王先生说，他在故宫看到乾隆的马车上也有铁錽银的铁活，异常精美；多年后，王先生又告诉我，他听某位考古专家说在秦墓中就出土发现了铁錽银的马车饰件。
其实，这也是玩宋元明清工艺品的人爱犯的一个通病，把一些工艺认为到明代就很早了，殊不知中国古人之聪慧。
终于有一次，他很郑重地对我说：“做研究有几个原则：一、说有容易说无难；二、说晚容易说早难；三、中国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长，天下能人如此之多，见到什么都先别太咋呼，在没有绝对把握和足够证据的论证之下，别把话说绝，有十分把握说七分，十三分把握再说绝。这理儿听着简单，但要真从心里明白、做到并不易，你慢慢儿体会吧。”
从他说这段话的神情、语气和场合，我明白，他跟我讲这番话是有备而言，语重心长。
说实话，我当时三十岁出头，斜着脑袋听着，眨几下眼，并不以为然。认为这些本来就是人人所知的挺简单的道理。回想起来，做到真正心悦诚服，经历了很长的过程。
三十多年前，我曾见到一对两米多高的圆角柜。圆角柜一般只有一人多高，差不多一米九到两米，于是我觉得这对两米多高的柜子肯定就是最高的了。可没过多久，我又看到一对高三米四的圆角柜。我想：好家伙，这才是最高的了。谁知一九九五年在美国的一座博物馆库房里，我又见到一只高近三米七的大圆角柜。我当时一惊，断定“没得说”，这一定是最高的了。可不曾想回国之后，又见到一对高近四米的髹黑漆的大圆角柜，这对柜子原来是摆放在某个大庙里的，雄壮震撼。这次我心想的是，它八成还不是最高的呐！
明黄花梨圆角柜
17世纪，宽84厘米、深43厘米、高181厘米，明代式样标准的黄花梨圆角柜，是诸多传世圆角柜中比较规范和优秀的一对儿。（退一步斋提供）
随着眼界的开阔和提升，我愈发认识到王先生所教诲的简单道理中蕴涵的深度，并最终自觉地开始遵循这一准则。这一准则更实质的作用在于使人发自内心地谦虚，而这正是人能不断进步的重要条件。
世界上许多事理，听上去极为简单，可真能从内心接受并以之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实为不易。
我认识王先生时二十多岁，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后逢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巨变，对于当时年轻人，可以说诱惑多多。此外，人性中还有三种常见的缺陷：自大自负、好高骛远、好为人师。若想在人生道路上克服人性的弱点，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开创并行之以恒，除个人志向，也需要外力帮助和督导。我曾经面临几个“十字路口”，在做出人生关键决定时，王先生对我的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得有次说起来某高段位专业围棋手在规定时间内接受几个业余高手的挑战，基本能全赢，还有的象棋高手能蒙着眼睛与业余棋手对弈。王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说：“这过的是什么瘾呢？瞎显摆，还不够耽误工夫的呢！往轻了说，没大出息，往重了说，属不务正业，有本事你擂台赛上把日本高手都给‘
话虽说得在理，但作为一个年轻人，做出一点儿成绩难免想表现表现。要想克服这样的人性缺陷，总要经过一个过程。一九九一年，《中国日报》（China Daily）采访了我，刊出一篇报道，整整一版，还登出我的一张照片，让我挺得意的。
这篇报道的影响还真挺大。北京当时有一个由外国驻华使节和夫人组成的“中国文化学会”，他们看过这篇报道后，邀我去聊了聊，就正式邀请我开设讲座，目的是加深各国使节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此同时，已有几位颇有名气的文化名人在给他们做讲座。
我去讲过十几次，每次以不同的题目，在不同国家的大使馆讲授，经常由大使专车接送。讲完后，大使和夫人设宴招待，往往还会请友好国家的大使和夫人作陪，我坐在主宾上座，让人感到八面风光。那年代，别说赴驻华使馆宴饮，连去饭馆吃顿饭的机会都属罕有。在这种华美的环境和氛围下，当然会有点陶然自醉。
我的讲座显然颇受好评，来听讲的人一次比一次多。记得有一次在亮马河昆仑饭店对面的荷兰大使馆，我提前半小时到，看见马路两旁的小轿车已经排成了长龙，往东的一排车已排到三环边上，那阵势，气派极了。那时，《北京晚报》介绍北京人中只有白雪石先生有辆私人小汽车，街上高档的小汽车还不多。
来华的外交人员，确实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学者也非常尊重。那时我有个名片夹子，里面满满当当插列着各国驻华大使和国际机构官员的名片。他们的文化程度也很高。我的讲座总留出一小时自由问答，他们的问题，有的不用过脑子想，耳朵听着，嘴上随口就答，有的则有相当的难度，让我答不出来。真有点儿像专业棋手跟业余棋手下棋，大部分赢，少量地输，感觉相当过瘾。有一次，我给他们介绍古琴，我将几张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不同式样的古琴，有仲尼式、蕉叶式、连珠式等制作成了幻灯片播放。
先是讲了古琴的鉴赏，最后讲如何从中国文化及对应的典故上来品味古琴的造型之美。讲着讲着，看着下面坐着的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使节，一个一个红光满面，还都挺拿着劲儿。而在九十年代初，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还刚刚起步，街上看到的一些百姓脸色还透着是绿的。感觉这些老外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傲人的劲头儿。我看着看着，心里就有点儿来气，于是就想到借此机会，略施言辞，小“挤对”他们一下。
一九九一年，在意大利大使馆作中国文化讲座。
等讲完古琴的造型之美之后，我就说：“你们看，对比中国的古琴，你们西方的小提琴、大提琴的造型都是来自人体的曲线，竖琴也是一样，一点儿都不含蓄，你们想想，西洋乐队的演奏者，抱着这样的乐器演奏，那演奏出的乐曲能像中国古琴演奏出的古曲一样么？中国古琴的演奏，要的是境界、责任感和深沉。同理，中国的宋元水墨绘画和西方的油画相比也一样，完全是两个境界，不用说，汉文化的境界高得不是一层两层。”
也不知台底下是哪个国家的大使让我说得心里不舒服了，也不服气，等到提问的时候，他站起来说：“您刚才说小提琴和大提琴外形不够含蓄，那你们中国民乐里的琵琶，不仅线条来自人体，而且好像还是个立体的，演奏时还抱在怀里，您怎么解释吶？”当时听着底下就有一阵窃笑，可能是大家（全都是外国人）都想看我下不来台的尴尬样。我大声地回答说：“您说得太对啦！您回去查查去，那个琵琶根本就不是我们汉文化的产物，那是从你们那边传进来的，我们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别人，既然你们都这么抱了，那我们只好凑合着抱着吧。”说完后，台下是一片哄堂大笑。一场讲座下来，就跟一场相声似的。
实话讲，这些都是小事儿，玩笑，但客观说，外国人有一点不错，就是他们能比较正确地对待批评和讽刺，只要你让他觉得你说得对，说得有道理，你越挤对他，他还越服你，越尊重你。这些事，当时都觉得特有意思，但过后静下心后想想，就又觉得挺没劲的，这样的讲座讲下来，虽然嘴皮子是越练越顺，可并不能真有长进。
我当然知道，在王先生眼里，这事儿还不够瞎耽误工夫的，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后来出了件事，不说也瞒不住了。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工作的石化研究院负责外事的汪副院长把我叫去，神色紧张地问：“彭定康怎么会认识你？”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时任香港总督，我说并不认识他。汪副院长说外交部收到英国方面的照会，总督来华期间，英方希望我接待总督夫人，他还说，这样的话我就得作为英方工作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当时就懵了。副院长又问为何英国大使馆知道我的地址，我回答曾去英国大使馆做讲座，但都是在节假日期间，宣传的是中国文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来往。第二天，老院长又把我叫去，告诉我，香港总督彭定康这次来京，是香港回归前唯一一次访问大陆，他夫人爱好艺术，曾经在大英博物馆担任过义务馆员，来京的两天时间中，想多了解一些中国文物知识。我国外交部和港澳办本打算在总督夫人来华期间，派一位故宫专家接待，但英国大使馆坚持由我接待。外交部和港澳办公室说不知田家青是谁，在哪里。英国大使馆便给了他们我的名片，名片是我出国时院里统一制作的，只有英文名字和我院地址。这才找到了我的单位。最后经组织审查，弄清来龙去脉，确认我是一位好同志。港澳台办公室热情地与我联系，建议让我改作为中方的人员，派去参加接待。我当然高兴，也很客观地向彭定康夫人建议除故宫、颐和园等著名文化景观之外，还可以去参观其他一些地方，包括炎黄艺术馆和王先生的收藏。结果她最感兴趣的是想看看王先生收藏的明式家具。
英国驻华大使馆交给外交部的是石化研究院派我出国时制作的英文名片。“家青”的拼音“JIAQING”被港澳台办公室音译为“家庆”。
任务完成得不错，港澳台办公室特地给我院写了一封致谢信，英国大使夫人也亲笔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致谢信。
这事儿就这样让王先生给知道了。谈及此事，我说丹麦、荷兰、法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在北京的大使馆，在民国时期收藏了一批精美漆器，有的都够元代，现仍陈设在使馆中。这些器物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我去讲座，顺便能看看东西，正好也是调研。再说，还能练英语溜溜嘴皮子。王先生知道我这是跟他打哈哈，只笑着扔给我一句话：“你的外语也用不着在那儿练，去就去了呗，甭拿这个说事儿！”
没了借口，我就逐渐谢绝了这种活动，专心下来全力开展清代家具课题的研究和专著的编写。
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是正事儿，只不过应该是“社会活动家”，而不是由搞学术研究的人来干的事儿。这样下去嘴皮子倒是会越来越溜儿，但实干精神也许就会减弱。说起来，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损失的并不只是那点儿时间，更多的是心境，人会分了心，散了心。
现在回想，那时我正在热头儿上，如果继续顺这条路子走下去，人生很可能会走上另外一条路。王先生虽然从不直接阻止我，但他的神气和身教，足以令我收心敛性。除了他，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有足够的力道制止我。
王世襄先生八十年代早期给我的一份由他手写的著述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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