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

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极其累人累心，须下苦功，超出常人想象。而将成果总结归类，写出有分量的论文，或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去完成学术性专著并付梓出版，更是一个熬精费神的过程。

依照王世襄先生出书的标准，每本书的内容必须全新，观点明确，考据翔实，方方面面容不得半点马虎，常有为了一句话就要花很长时间东奔西走，查阅资料、寻求实物、安排拍照，凝聚着辛勤的汗水和心血。如此著书，以“呕心沥血”来形容，绝不为过。

出版学术书籍，不仅没回报，还要自费。为了做事业，这都不算什么。可是，对比“文革”刚结束时全社会那种酷爱读书之风，近年来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书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我自己就曾有过思想波动，想不通：为何苦了累了，出的书还没有人看，真让写书的人寒心、纠结，好比大厨费尽心思做了一桌宴席，却没人来吃，其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出了书，无人读，令人叹息；出了书，却遭人歪读以牟取暴利，则简直令人愤慨。一九九五年，《清代家具》一书总算是出版发行了，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后来发现的问题却令人纠结。我发现这本书快变成家具商制作仿古家具的参考图录了。近十几年来，市面上出现的古典家具，明代样式基本上出自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而清代式样则很多出自我这本《清代家具》。式样好的传世精品必遭仿制，这在出书前我就有思想准备。但情况比原先设想的严重得多。

还有一点让人始料未及：当年我们拍摄几件家具照片的时候，答应提供藏品本主的条件和要求，为防止以后被仿制而难分真伪，在书中标注一个错误尺寸，正确的尺寸暂且保留，待适当时机公布。我想人家主人的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为此，我还颇费心思，将整件家具外形尺寸的长、宽、高标注是正确的，而使用一个不影响整体的错误尺寸，且与原物的比例误差相当大。例如有一把扶手椅，其通高和其他的尺寸是准确的，唯坐面距地的高度标注得矮一些。我原本想，若有仿造者，一看便知道这个尺寸不对，又猜不准原物的尺寸，他可能就不去做了。但可怕的是，后来市面上出现此椅式样的仿制品，尺寸大小竟与书中标注的错误尺寸一模一样，全盘照做。这样一来，一把椅子，上下身比例失调，难看至极。其实，书中标注的尺寸与实际误差之大，肉眼都感觉得出来，按比例用尺子量一量，就可发现问题。可仿制者们竟没量过，因此很多采用紫檀料的仿品，竟是按照失真比例造出来的。真真可惜了天物！

更离谱的事情是，书中有一件家具是按45度角加以拍照，致使家具上的一面圆形开光由于透视变成了椭圆。万没想到，以后此件家具的仿品，竟清一色制作成了椭圆开光，而这些畸形的家具却还都能卖得出去，真让人匪夷所思。

因此种种，《清代家具》这本书也带给我许多痛苦，觉得反而招致了珍贵木材资源的浪费，颇感内疚。

另外一件事还证明了并没有多少人在认真看书。

古玩界历来对紫檀的鉴定有一种谬传很广的误说：将紫檀末放入酒精中浸泡，真紫檀呈现红色，而红木则不会。此种说法从民国流传至今，不知骗倒了多少人。二十多年前，我就对此做了实验，证明：凡带颜色的或是被染色的木料放入酒精或白酒中均会掉色，而且红木浸泡出的颜色与紫檀浸泡出的颜色并无太大区别。有些颜色深的红木甚至比色浅的紫檀泡出的颜色还深（同一种木料，不同的个体间颜色是有所不同的，一般而言，紫檀比红木色深，但有的个别紫檀木料颜色很浅）。我将这个结论写在《清代家具》一书的附录一《紫檀和紫檀家具》一文中，而且是以一个段落来写，很详尽，注录中还介绍了实验的方法和所用的试剂。此书从出版至今已十几年，五次再版发行，但酒精浸泡鉴别紫檀真假的这个伪命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盛行，越传越神。这说明热衷木器的人读这本书，大多只是浏览图片，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认真阅读过文字，而这一段内容是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以科研的严谨方式和方法最终总结出来的。

《清代家具》出版后，此对多宝格成为了最普遍被仿制的清代家具，以致在各地家具店，甚至清宫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几乎都能见其身影。

自《清代家具》一书一九九五年出版以来，出现无数此椅的仿制品，也说明其在设计上的成功。

有一件事情，虽小，但挺让人沮丧：新千禧年之初，一位海外收藏家和顾问打来电话，说看到北京某拍卖公司寄去的拍卖图录，对其中一件宋代瓷器极感兴趣。两人已对照拍卖图录中的图片研究过一阵子，尺寸清楚，就不知为何起拍底价标得那么低。他们委托我到预展现场，帮忙检看原物的保存状态如何，起拍价低，是否为一件残器？正好我也收到了这本图录，便立刻找出来与其对照。这件器物在图录中以整页篇幅介绍，上面大半页为瓷器照片，下有几行注释。看后，我非常不解，便问：“您要让我去帮您看什么呐？”他说“要看看状态”。我奇怪地问：“这页图录中写得很明白啊，其中一句话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件残器。”对方顿时恍然大悟，说：“咳，我们怎么没看见这句话呐。”其实，这一页除了照片，统共才有四行文字：第一行器物名称，第二行尺寸，第三行为器物说明和保存状态，最后一行为估价。他们看了尺寸和报价，唯独第三行写得清清楚楚地说器物有残，竟没看到或者说是根本没去看。

这件事让我越想就越有气，可能是因为正巧撞上了我对不用功、不上心读书现象厌恶的这根心理上的“麻筋儿”。这位藏家也是王世襄先生的朋友。如此重要的收藏家和有学问的顾问，竟连这四行文字都不看全了，这当今还有人看书吗！我满肚子气，拿着这本拍卖图录，将此事告诉王先生。我说：“他们两个人四只眼能看上看下琢磨个遛够（“遛够”老北京话，表示没完没了），却愣没看见这段文字，真算得上是大本事，都算得上是特异功能了！”王先生拿过去看了看，好像并没有生气，反而乐了，说：“他们就知道看画片，真泄气。”（“泄气”是老北京话，有不给劲儿的意思，在这里，王先生用词很得体，因为两位都是挺有身份的人士，若以“不争气”、“没出息”来形容不太合适。）我是想向他说明，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再学习、不再看文字的阶段，写书真冤。我把我的这些经历和困惑告诉过王先生，可他并不怎么介意。他认为书很神圣，粗制滥造、乱出烂书是罪过，可憎。而有没有人看书，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学术性的文章和书籍，本来就不是给所有人看的。不够水准的人，还不配看呢。这类著作面对的是历史。只要有人看懂，能承传下去，就够了。

有一次，陪王先生去参加一个讨论覆刻宋元古籍的会议，其中会上谈到的有些书在历史上已经有过翻刻、覆刻、手抄、影印。回来的路上，他笑呵呵地说：“你看，这些书，若按照每年有十个人看，一千年下来还有一万个读者呢。关键是书有没有历史价值，是否值得承传下去，而不在乎当今有没有人看。”所以王先生对社会上不读书的风气，只是挖苦挖苦，并不在意。而且，每当他发现我情绪低落时，总会笑呵呵地开导开导我，说说当年他想出书都没门儿的那些故事和那时的苦闷心情。例如王先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编著整理《髹饰录解说》，到一九五八年总算整理完成。可根本没有地方出版，只好手录整本书稿，送到誊印社影印。没想到当时为防止社会动乱，鼓励群众相互检举，誊印社的人将此书稿上交王先生单位的领导。王先生在《我与〈髹饰录解说〉》一文中回忆道：

一日在研究所门口遇见誊印社来人找党委送审我交印的稿件。顿时我大吃一惊，感到将有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

果不其然，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层领导得知此事，认为王先生在“放毒”，准备开批判大会。幸好有所长的保护，才逃过一劫。他说，如今社会稳定了，有条件安心用功就该知足。再苦，也比为出书天天要死要活担惊受怕强多了吧！

除了说这些大道理，他也会时不时赠送我一点儿东西，给我点“激励”。以下就是挺有意思的五件“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