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

王先生的旧居芳嘉园，原本是一处雅洁有致的四合院。

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出台了一个歪门儿的政策：私人拥有房产按间数算，超过十二间的，没收；八间以上十二间以下的，必须出租出一部分，不然也没收。现在看来，当年这个政策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不知是什么人竟能想出此“馊招儿”。没办法，王先生只好将这个院子租出一部分。

好在租客都是王先生自己找来的文朋画友，黄苗子先生、张光宇先生，还有著名的音乐家盛家伦，由此组成了当时一个很有特色和文化氛围的小院子。张伯驹、溥雪斋、张珩、陈梦家、启功、沈从文、黄永玉、黄胄、聂绀弩、叶浅予等都是常客。南方来的画家谢稚柳、傅抱石、唐云等也曾在此挥毫作画。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这小院成了北京文化界的一景。

拍摄于一九八九年，王世襄先生和夫人在芳嘉园的小院儿里与我妻子儿子合影；光阴荏苒，现在我儿子的儿子都快有这么大了。

王先生夫妇擅长园艺，院内海棠荫翳，花卉常开。他也曾在文章中写道：早年，往安徽黟县出差，偶于故家中见到一株百龄古柏，有文徵明笔下画意，于是买下来，返程时还专门为此古柏买了坐票，一路护送着它，运回北京小院儿中做盆景。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文革”狂潮兴起，整个院子被没收侵占，面目全非，王先生一家蜗居于小院角落，直至七十年代初，才退还了几间北房。

可糟糕的是，东厢房已住进个白铁匠，弄得院里乱七八糟。王先生在他的书中也写到过，这白铁匠，整天打铁，做炉子，做烤箱，和媳妇两人每天都捡一堆破烂扔在院子里，还在院子里用破砖瓦搭起了房子。

其实，还有好多事儿，更招人讨厌，但王先生从没说过。比如，这对儿白铁匠夫妇在院里养了几只鸡，不仅每天早晨打鸣吵人，影响工作，还把鸡自由放养，满院子跑，弄得到处脏极了。那些年凡去过王先生在芳嘉园这个家的人都领教过，从院门口到家门口，还有一段挺长的甬道，不踩上一两脚鸡屎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曾向街道居委会反映过。但是街道出面说，这白铁匠也不听，街道居委会并没有权力强拆，所以还真拿他没办法，通过文明的方式根本解决不了。气急的时候，我也向王先生建议过，干脆把鸡窝扒了，跟他来硬的，真是把兔子逼得都咬人了！可到后来，都准备动手了，王先生说：“还是忍了吧。”也就不再理会。由此可见，日常生活中，王先生是一位多么能忍让的人。

王世襄先生芳嘉园居所中北房的一隅。此张照片是一九九一年日本摄影师普后均拍摄，发表于一九九二年Ambience第二十九页。

同一房间，同一年，到冬季安上炉子后，把后面仅剩的一点空间都占满了。

院子里弄得脏乱，尚能忍受，但有个更为严重的、让人忍无可忍的问题亟须解决。“文革”中曾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包括大大小小近百件明式家具，挤放在房子里，越堆越多，堆得满满当当，只剩下一条过道。万一失火，极难扑救。每年深秋季节，我会和王先生一起安炉子。本来这安炉子架烟囱是件挺简单的事儿，可越到后来就越麻烦。因每年停火后，春夏秋三季，王先生总有新的收藏带回家里，再加上新的稿件、书籍和刊物等等，这三季下来，前一年安放炉子的周围空地就会给占去不少。到冬天再安炉子的时候，就得先倒腾一番，把新收藏、新资料一个压一个地往高处摞，按照师母调侃的话讲，这叫“挖地刨坑工程”。起初，高处架烟囱还得踩个梯子。但几年下来，屋里连个能落梯子的地界都快没有了，也根本用不着了，周围全都高高地堆满了物件，或是家具，或是摆设和资料，拣着能下脚踩的地方，登上去，就直接够得着架烟囱了。我和王先生安炉子，越来越成为一项大工程，再要趁着机会，把各种物件整理一遍，保养一回，几乎要花一整天的工夫。再后来有几年，实在弄不过来，还请过另外三位年轻力壮的朋友尚刚、张德祥和谭巍来帮忙。

每当冬季屋里第一次点火生炉子那天，别提多让人担心了。各种杂物距火炉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离的极限，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但凡略有文物常识的人，一进到这个房子里，都能被藏品之多之精所震撼，称之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毫不夸张，同时也会被这糟糕到可怕的藏储环境所震动。

但凡有过收藏经历的人必然更能有所体会，心爱的物件买来之后，必然珍爱非常。因此对藏品的打理保养，可谓累人累心。因为珍爱，你就自然而然会去做许多枯燥而麻烦的工作，而且年复一年，是个干不到头儿的事儿，正应了那句老话儿：“打江山容易，保江山难。”古玩收藏亦是同样道理。

像王先生如此规模的收藏，若按照标准的博物馆设置，保守地说，管理人员最少也得配置十号人。不仅如此，王先生的收藏，受环境限制，是一个压一个叠摞起来的，拉不得，动不得，打理起来有多费劲，可想而知。可再费劲也得干，不仅劳力，更为劳神，还得天天担惊受怕提防着，不能让虫子咬了，不能让耗子啃了，既不能受热，又不能受冷，还不能受潮、不能发霉。潮天要按时打开晾晒，更不能让竹器在冬季干燥开裂，入冬前还得专门拿到接地气的地方存放。我也喜爱古玩，深知一个道理：越名贵的东西越是娇气。况且各类品种的古玩，那是一个赛一个地富有个性，有脾气，保养维护它们，不仅不能怕累，不能怕烦，还得懂得应该怎么对付它们。例如，收藏漆器的人都知道，识文描金的器物，绝不能上手摩挲把玩，用手平摸都容易揩掉金漆。王先生收藏的识文描金的器物，保存得完好如初，可见保养的功夫，真是绝了。

如今陈列在上海博物馆过千平方米展厅内的八十件明式家具，再加上其他总共一百多件家具，其中有的长逾三米，有的高过三米，当时都摞放在王先生家中仅百十平方米的四间北房里。您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得摞成什么样儿，打理起来该有多么困难！还不光光是家具，王先生的收藏曾有过两次拍卖，在预展上可以看到包括铜炉、书画、扇面、古籍、木器、文玩、文房、竹刻、牙雕等各式物件，每一件的品相都保存得至精至极。例如竹器，在北方，包括竹笔筒、竹臂搁、竹雕等开裂，是普遍出现的问题。而王先生的竹器收藏，甚至连细小的裂纹都没有，可以想见其背后年复一年倾注了多少心血。

话说至此，必须要提到王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女士。袁师母出身名门，从小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博学多才，得汪孟舒先生和管平湖先生的真传，弹得一手好古琴，向溥佺先生学得一手好书法，同时她又是一位在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和中国音乐史方面非常有成就的学者，出版过《中国古代音乐史》，获得了具有极高地位的国家图书奖，这是中国学术界和图书出版界最权威的奖项。最难得、也是最令人难忘的是，以袁师母这样的出身门第和学养才华，却依旧极其勤劳朴素，甘于苦累。凡家务事，甭管多么繁杂凌乱，基本全包，日日复年年，打理得井井有条。有时来了客人，买菜做饭的是王先生，饭后收拾，则是师母一个人的事儿，一个多小时，不言不语地收拾整理。二老在住平房的时候，不论有多忙，从来没有请过保姆或是钟点工。王夫人，名门大家闺秀，但绝对是劳动人民的本色，相处越久，越让人对她生出一种由衷的、特殊的敬意。

记得师母不止一次说过：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晚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她和王先生从屋里跑了出来，站在院儿里，看着整个房子晃得很厉害。她心想：“你就晃吧，晃倒了拉倒。把东西都砸了，还省得我们伺候你们了。”她说：“我当时真心是想，它倒了以后没有了这些东西累赘着，没有这么多的心理负担，可以轻松安稳过日子了。”好在中式建筑都是木质榫卯结构，晃来晃去，就是不塌。“我就解了一会儿气，可心里明白，还得接着受累。”

当然，她说的是气话，发发牢骚而已。实际上，她是一位极有责任心的人。她这一番气话，只能说明二老为了保护这些艺术文化精品，简直操碎了心。

师母说这类话，经常是在大年初一吃午饭的时候。较早的时候，这顿年饭是在芳嘉园小院里，自己做着吃。后来搬进公寓，就去外面餐馆里吃。有几次饭间，师母跟胡航说：“真是的，别的老太太都只伺候一个老头儿，可我倒好，我不光伺候他一个老头儿，我还得伺候他玩儿的这些玩意儿。你说我冤不冤啊！”

王夫人送给我们夫妇的她出版的《游刃集》一书，扉页有她用毛笔写的题署，字体隽秀工整，可谓字如其人。

她说这段话，等于是又累了一年，当做一个发泄。当时大家都一块儿乐，王先生也跟着乐，一般他会拱手抱拳，向夫人作作揖，打着哈哈，说着他常说的那句口头禅：“不冤不乐，不冤不乐。”其实，王先生一年更是为此累得不轻。我相信，所有跟他有琴缘的人都听到过，王先生自嘲为“琴奴”。

师母嘴上虽这样抱怨，可从表情和眼神里，分明可以看出她是心甘情愿的。她说归说，可回过头来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该怎么累还得怎么累，按她话说，“操不完的心，费不完的劲”。而两人的心心相印也就在此吧。

约在二〇〇〇年，我和妻子与王先生及其夫人在芳草地一酒家饭后合影。

回过头来，设身处地仔细想想，也就不难明白师母当时说这话的心情了。她不仅照顾了王世襄先生一生，而且拼着全力照顾着王世襄先生的藏品。每当人们参观上海博物馆的家具展览，观赏这些珍品家具的时候，应当记住，在王世襄先生这批保存至佳的明式家具背后，也有王夫人多少年来默默付出的心血。

八十年代，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去过芳嘉园的这个院子。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也喜爱古代艺术品，对王先生相当的敬重。他当然知道，这小院屋中，放着堪称国宝的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

当时他说，要想办法把这个院子收回来还给王先生，并成为一个明式家具陈列馆。他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官话，而是真心话。可没想到，“文革”后，中国落实退赔房的工作牵扯面太广，政策性极强，他真心想帮助解决，可也真难处理。“文革”期间，安排搬进院子里住的人，让他们搬进来容易，可是要让他们再搬出去，那可比登天还难。

结果，谷牧副总理的确尽了力，但仍没能解决问题。由此，我理解了一句老话儿：“请神容易送神难。”

王先生住所的问题日益恶化。中式老房子抗地震，一般震不塌，反倒是年久失修、糟朽渗漏等慢性侵蚀，却能导致坍塌。地震后北墙受到了破坏。八十年代后，房子漏雨越发严重，王先生满屋东西，而修房又不是一半天就能修好，东西搬出去，当天搬不回来，而且院子里也被那个白铁匠弄得根本没地方放，所以这房子根本没法维修。为防雨，就靠着北后墙盖了一块大苫布凑合着。

后来，谷牧副总理实在看不下去了，但又无可奈何，便慢慢又构想出一个以家具换住房的方案。王先生也愿意。谷牧副总理就在一次会议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北京市委和文物局。

当时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人闻讯之后，的确也亲自来看过一次。

王先生向他明确表示，可以把一部分藏品捐出来，换一套房子，跟国家绝不计较。可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怎么想的，当时未置可否，过了几天，竟派人拎着送来了几个灭火器，让人哭笑不得。王先生跟我说，这叫“礼节性婉拒”，是政治家以政治和外交方法的回复，真叫一个绝！

此事稀里糊涂也就算过去了。大概在政治家的眼里，文化、艺术，再好，也算不得什么吧！王先生多次说过：人，悟性最重要，最怕的是没悟性和有俗气，两者都不可教，且无药可救。这个道理在此又应验了。面对这些稍微有点文物知识就能被震晕了的国宝，他都看不明白，竟无动于衷，你就能理解了什么叫没悟性。

这边的念项儿彻底断了，只好再想其他办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加州筹办了一个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有计划准备长期借展王先生收藏的明式家具。王先生的心情稍感宽慰，至少可以给藏品找个暂时栖身之处，先腾出地方修缮房。但后来，由于各方面原因，美国这家博物馆未能建成，计划又落空了。

一九九三年，经过种种波折，王先生所藏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馆，终于找到永久的归宿。王先生拿到了钱款，准备购买住房。

出乎意料，买房也不容易。看好了位于东便门的公寓，可人家不卖。后由有关领导批示，可买一套。东便门的公寓没有大户型，百余平方米一套，仅摆放王先生的书籍都不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不下去了，在她的呼吁和催促下，那位北京市委的领导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介绍信，由王先生拿着信，自己去有关部门联系协商。

闻知此事，开始很高兴。但王先生一拿到这封信，就说：“这位领导写的这份介绍信可能有‘猫儿腻’。首先，信中的语气显然说得就不诚心。信还是横着写的。据说横着写的是不用当回事儿的，竖着写的才是好使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时听着都觉得挺奇怪，真有这种事儿？以前听说过：东北大帅张作霖，不识字，但人很聪明，批发钱款的时候大毛笔一画，只有一道儿。但这一道儿里有讲究，这笔里藏着一根针，即墨迹中会有一道飞白，一般人不知道，只有账房明戏。他的副官想贪污，假造批文，也照着他的办法，大笔一画，送到账房，一眼就被识破了，因为笔道中没有那一根针刮出的那道飞白。

后来，听王先生讲他亲自拿着这封信去交涉的过程，主管人员看过“手谕”后“一眼明”，根本不当回事儿，用那种很冷淡的官场语言和方式，把王先生给“顶”了回来，等于是变相地告诉王先生“多买房是不可能的”。因此，又是稀里糊涂不了了之。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农村经济发达了一些，交通也较以前便利。有的人就开始在郊区农村里买小院儿居住。

一次，我推荐王先生去看一批葫芦器收藏。藏主马洪泉一直在琉璃厂经营木器杂项小件，他非常有心，多年来收藏有上百件葫芦器，是我所知国内此项收藏中除王先生所藏之外最好的一家。他眼力又好，藏品中有一些是自然长成的“本长”葫芦，有一些是“官模子”，还有“三河刘”。我建议王先生去看看，就当是散心。王先生很感兴趣，就去了。

马洪泉住在北京东南郊农村的一个小院儿里，有这些葫芦藏品陪伴，还养着几条狗。而王先生自少年时就特别喜欢动物。看过藏品后，藏主请我们吃了一顿很有特色的农家饭。回来的路上，王先生颇为激动，说：“农村这地方既能养狗，东西放在那儿，又安全又清静，真不如去农村找个小院儿住。”

自打那天开始，有一段时间里，我就陪着他东西南北地一通跑，寻找合适的农家院。其间有初见感觉还不错的地方，激动过，兴奋过，但等他回来后静下心仔细想想，若两位老人在农村生活工作，会有很多根本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不仅是困难，也不现实。

直到一九九四年，随着商品房的出现，王先生才买下两套中意的公寓房（期房）。至一九九六年，终于搬进了公寓，有了晚年安身之所，居住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这是1990年王世襄先生为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撰写的一篇致辞，共四页，这是第一页，文中谈到了他对古典家具的见解，并指出了今后研究者应该遵循的研究方向，这亦是他的一篇倾心之作。我见他从结构、设想、草稿、修改直到用毛笔誊写，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称得上是王先生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