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块钱，一个烧饼分两半

一个人一块钱，一个烧饼分两半

一个人一块钱和一个烧饼分两半，是两件事儿，说起来都令人挺心酸的。“一个人一块钱”是在王世襄先生的《锦灰不成堆》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儿。[5]“文革”开始，王先生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的生活费，当时去干校，交完伙食费后所剩无几，师母袁荃猷领全薪，每月六七十，除维持两位老人生活外，再寄几元给在宁夏兵团的儿子敦煌，生活极其困难，师母一两个月从静海干校回北京一次，看望家人并送生活费。

一次回芳嘉园，老家人心疼她，买了两毛钱的肉做了一碗肉丝面，师母看了看，谢了谢，但没有吃，因为吃了必须补上那两毛钱，随身带的静海干校食堂的馒头还没吃完，何必浪费呢？刚出家门，碰见大侄女敦和，她问婶婶：“能借我点钱么？”师母掏出钱包对她说：“幸亏已经买了回天津的火车票，还剩两块，咱们一人一块。”于是就给了她一块钱，自己留一块回去。这个故事我就不多说了，说一说“一个烧饼分两半”的事儿：

“一个烧饼分两半”，是与张伯驹先生有关的故事，与上文的境遇相仿，但更令人心痛。王先生写过几篇纪念张伯驹先生的文章，但是他没有说这件事儿。张伯驹先生（一八九八——一九八二），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大家都知道，张伯驹先生有几件倾国倾城的旷世收藏，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杜牧的《张好好诗》等，在解放后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张伯驹先生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病逝于北京。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虽然有如此巨大的贡献，但他还是被打成右派，在“文革”时下放到吉林劳动改造，等回到北京之后已经是流离失所，生活完全没有着落，对此事王先生在他的书中也提及过：张伯驹先生最困难的时期，在一九六九年被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拒收后只好返回北京，没有户口，成为无业游民，连粮票都要靠亲友匀凑。后来，直到一九七二年，陈毅的追悼会，他写了一副挽联，被毛泽东看见，挽联的内容打动了毛泽东，认为是所有的挽联中写得最好的，毛泽东问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说这是张伯驹写的，并借机向主席反映了当时张伯驹一家的艰难困境。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下，张伯驹才被安排了工作，受聘于中央文史馆。

师母曾经跟我讲过：有一次，也是在回静海干校的路上，她刚走在南小街的大街上，偶遇张伯驹的夫人潘素，那时是张伯驹夫妇生活最凄惨的时候，因为在当时没有粮票就没法生活。见到师母后，聊了一会儿近况，张夫人极不情愿可又无可奈何地低着头说：“能不能先借我点粮票，今天的饭真的没着落了。”可是师母在当时也同样生活困苦，她和王先生两个人的粮票是定量的，而且要全部交回给干校，所以手上真的是根本没有粮票，尴尬之际，忽然她想起来说：“正好，我还有一个烧饼，是今天回干校的干粮，我就把它掰开，咱俩一人一半吧。”

这件事儿千真万确，师母也至少与我和我的妻子说过两次，每次说的时候语速都很慢，语气更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沉重和无言。我不知为何王先生没有在纪念张伯驹先生的文章中提及此事。但他在《锦灰三堆》中提到过：

一九五七年伯驹划为“右派”后，由于振庭同志的推荐使得任职于吉林省博物馆。“文革”中伯驹夫妇成为无业游民，送往吉林省舒兰县插队，因不能参加劳动被拒收，两位不得已返回北京，成为“黑户”，粮票要靠亲友匀凑方能生活。[6]

早年张伯驹先生居住的院子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大宅院。时常有文人聚会，良厨设宴。王世襄先生在《锦灰三堆》中亦提到：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间，我曾几次应伯驹先生邀请，参加古琴雅集和押诗条聚会。那时他住在弓弦胡同一号，李莲英的故宅，会后他常留客人吃饭，不是筵席而是家厨备膳。有一道菜每次都有，深受大家欢迎，是任何饭庄和餐厅大都吃不到的——清炒口蘑丁。中号菜碗盛得八成满，一颗颗如小指肚大的口蘑，灰白色，有皱纹，并不起眼，可真好吃。别的菜尚未大动，它已被吃光。我更是刚端上来便先舀一大勺。[7]

如此的境遇对比可能让王先生觉得太心酸，实在写不出手了吧。

记不得是哪年了，有次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告诉我，他们征集到了一些张伯驹夫人潘素用过的器物，其中有一张月琴，造型做工精致，外边还包有一个青花印染的棉布琴套，十分讲究，从此便能看出其人的素养和艺术品位。看到这张琴，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前边说的这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