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 学术研究
亦师亦友 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的成果，要形成论文或专著才能对社会和历史有所交代，王世襄先生对此特别重视，并对写作和出版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要求。那些为完成某项任务或者为应付某项考核而写的质量低劣的论文和书籍，是他极为憎恶的。
当时我也在写文章，我知道他要求高，因此送给他看的论文，都写得非常用心。可头三四年，我把写成的文章请王先生帮我看看，却没有一篇能被他留下来，只是随手拿过来翻一翻，也不说什么，当下就还给我了，连表情都没有。看着王先生这种“阅/退”的方式，我心里就明白了，显然，不值得他细看。回去以后，我便从整体上考虑增加分量，补充内容，认真改进，改完以后再拿过去，往往要增补修改几次，才能被王先生收下。记得他收下我的第一篇文章时，我很高兴，以为这回没问题了，可没想到，下一次见面，他又递回给我，仍然一语不发，不过从表情上看还是挺高兴的样子。我明白，这说明仍不是很好。我就再拿回来充实，修改。后来，如果有的文章被王先生留下，再见到我时，他会告诉我他的意见。时间一长，我从这个过程中就逐渐懂得了王先生对文章的要求：研究的内容必须有意义。例如，他很讨厌在红学研究中，某些涉及曹氏的无聊考证和没多大意义的争论；要有新观点，观点要写得明确；考据要翔实，出处要准确；对复杂的词条要有注释，注释要详尽；文字须简练，废话、空话和套话是王先生最讨厌的；如果是英文稿，要符合英文的书写习惯。直至一九八六年，即与王先生相识后的第七个年头，我才写出了第一篇获得他首肯的文章。
待若干年后，我再翻看以前写的文章，对比最初的写作，我看到了整体的进步和当时的不足，亦悟出了一个道理：人在写作时，往往会自我感觉良好，会觉得自己想要写的是最重要的，自认为很有分量。但是，当时挺激动，实际却并非真好，只有高人以旁观者的角度方能给出准确的判断，自己作为当局者则很难察觉。
在王先生对学术著述的所有的要求中，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内容必须扎扎实实，发自真正的内心感悟。他最反对写文章“炒冷饭”，即来回翻用一个观点或论据，他将此列为最令人厌恶的“十弊”之一。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就谈道：
现在你看写家具的文章很多很多，炒来炒去“炒冷饭”，写一千篇也没意思。你哪怕有几句话是真知灼见，写出来都比那几千篇有价值。[3]
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类似的话。
王先生还曾告诉我一个极重要的学术性著述的写作原则，即：不要因为怕别人说你的文章内容不够宽广深博而把写作面铺得很大。绝不能有一说一，而是要有十说三，不仅不能夸张，而且要有所收敛，每一处都要严谨至极。当时我正准备编写《清代家具》一书，已经收集了近千张清式家具的图片资料，本想出版一部令人震撼的巨著。王先生告诫我，这样做不合适。于是，我最终只筛选出一百五十件入书，虽然数量少了，但件件都具有代表性。现在看来，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此外，一些并不很确切的内容不要采用。例如：四腿八挓的小凳，即“杌凳”，是我这本书中所介绍的第一类家具。我原本准备了几十件各式各样的杌凳，后来只留下了四件。现在看来，其实这四件足以代表杌凳的主要形式和特征。还有，当时对杌凳标明了五六个名称，其中一个叫“骨牌凳”，在南方地区确实有这样的叫法。王先生跟我说：这是民间的叫法，不应放在学术著作中。作为一本开创性的专著，不是为了吓唬老百姓，也不是为了让你做显摆的，要经得住历史考验。所以我在书中只标列了“杌凳”一个名称，其他的叫法都去掉了。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先生和我，已经是亦师亦友、情同父子。他对我非常照顾，尤其是在学业方面。首先，他把他所熟悉的一批世界级收藏家和著名的学者都陆续介绍和引荐给我，让我能有与他们互相接触和学习的机会。当时，北京的一些学人，如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黄苗子先生、黄胄先生、傅大卣先生等等，彼此间联系密切，都是亲密的朋友。在那个时候，文化与艺术已开始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但与此同时，这些文化名家们也遇到一个问题：经常会有社会上的各种人士，或是冒充或是借名，自称是某一位的朋友或学生弟子，上门叨扰，无非是求字、求画、求匾、题签、找资料、帮着托人找关系等等。那时，家庭电话并不普及，况且即使有电话，也不好当着人面儿查询求证，所以也弄不清来人是真是假，冒名顶包儿经常发生，甚至有的来访者能把老先生们蒙哄得一愣一愣的。结果往往是事情办了，可为谁办的，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了好久，才发现被人蒙了。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相互约定：以后若再有以某某学生弟子的名号来托请办事的，一定要带先生的亲笔信，信中应说明所办事宜，被请求者则按照信中要求来做，否则，说出大天也没用。这是一个很管用的办法，因为这些老先生往往都有众多的学生和弟子。王先生最有意思，他一开始就跟这些老友说：“我这简单，我只有一个学生，就是田家青，你们只要记住田家青就行了，帮他办就如同帮我，多谢了！”多少年来，我到这些老先生家去从不用带书信，想要办什么事儿也是直接说，正是因为王先生向他们拜托过，有什么事儿要帮助田家青，他感同身受。因此每当我有什么需要，不仅能很快地见到这些老先生，从他们那里获取知识和需要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的接触，对我建立人生观、价值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想来，那时我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晚辈后学，可以和这样一批中国文化巨匠交往，在知识、见地和眼界诸方面所得到的惠益，是人生中最大的幸运。
一九九三年，和朱家
王先生曾重点向我推荐和介绍过一个人——著名的香港华裔收藏家叶义先生。这是很早的事，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遗憾的是，我只是在叶先生来北京时，在酒店和他匆匆见过一面，他回去后不久便不幸病故了。但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他的人生经历，对我有着深刻的启迪。王先生经常赞誉叶先生天分高，眼力好，为人正直诚恳，所珍藏的百余件珍贵的古代犀角艺术品，后来都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他还出版了竹刻专著，对中国的文博事业和文物收藏做出了卓越贡献。我见到的叶义先生，儒雅、含蓄、谦和，与当年那些水平不高、藏品一般，却爱吹嘘、自诩的收藏家们形成鲜明对比。他懂得生活，极有品位，除了博收中国文物珍品之外，还藏有两辆早年经典的劳斯莱斯轿车和一窖上好的法国红葡萄酒。当他去世之时，我记得人们在悼词中的最后两句的意思是：他不仅是一位收藏家，更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很多年来，海外每年都举办叶义的纪念和研讨会，一九九二年，我曾有幸作为主讲专家参加了这年叶义先生的纪念活动。
还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动。一九九五年，我应邀赴美国考察博物馆。临行之前，王先生对我说：“王季迁（己千）和王方宇先生都居住在纽约，两位都是中国书画收藏和研究的顶级大家，都极有见识。”王方宇先生主要研究和收藏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的作品，其研究成就和收藏都是世界一流的。王季迁先生则收藏重要的宋元名画，有些藏品甚至连故宫都难以相比。他的收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看过他的藏品，对古代绘画就不会有全面、完整而深刻的理解。其实王季迁先生是一位相当精明的人，王先生对他这种性格并不十分赞赏，还曾写过文章讽刺他，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可以否认王季迁先生的学识。王先生说：“你一定要去看看，拜访一下两位老人，最重要的是要听听这两位老人对他们藏品的理解和认识，从宏观和广义上领略他们的见识，这将有助于你对艺术的理解，同时会对你的专业有很大的帮助。这远比去博物馆或库房里看看器物、看看图书资料要来得直接，要重要得多，意义更为重大。”
王先生说话，一般并不说满。话说到这种程度，我便知道有多么重要了。因此我在纽约除参观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之外，特意又多停留了一周的时间。可巧，二老都住在同一个社区的同一所公寓里，楼向左右相对，探访非常方便。
一九九一年王世襄先生带我与王方宇、黄苗子、郁风、黄永玉、叶承耀聚会时的合影。
我一共去两位老人家中三次，两天去一次，一去就是大半天时间。两位老人会在我到之前，特意把一些非常重要的藏画从银行的保险柜中（他们的重要藏品都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回家，其中包括王季迁先生所藏在中国绘画史上地位非凡的董源的名作和倪云林等几幅传世佳作，还有王方宇先生收藏的八大山人的大幅画作和水墨册页。第二次和第三次到二老家中时，龚继遂先生也在，他当时任苏富比中国书画部的负责人（现已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还碰到了画家杨明义先生，他们也跟着我一块儿“蹭听”、“蹭看”。他们跟我说：“你可真有福气。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到王季迁先生这儿来，也没有机会看到他收藏的这几幅画。老先生专门从银行取回来，半天半天地看，还给你讲解，你真够走运的。”我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每次向王季迁先生客气致谢的时候，他总是说：“你是从大陆来的，来一趟也不容易。”我以为他就是想提携年轻人，有这个心愿和气量吧。但究竟为什么对我如此热情，一时也没太弄明白。
一九九五年杨明义、龚继遂、田家青、王季迁、王方宇在王季迁家。
王世襄先生为王季迁先生《烟云供养卷》题跋
这段时间的收获确实很大，能跟这两位成就如此卓越的收藏家对话，真是莫大的荣幸。王季迁先生透露给我一个他的观点，令我记忆非常深刻。他是一个戏迷，所以论画总爱拿京戏打比方。他说：“看画跟欣赏京戏一样，喜欢京剧的，真正懂京剧的行家，是听，听味儿，听名堂，在戏院里是侧坐在茶座上，偶尔看看舞台，那才是高水准。还有多数的人，说是喜欢听戏，并不真懂，实际上是在看，那么看戏，就是看热闹了。例如著名的《四郎探母》，非常好听，但是听不懂的人是在看，要是这样，那还不如弄个‘五郎探母’、‘六郎探母’的，肯定比《四郎探母》热闹、好看，但那叫看，不叫听。”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于是便问：“那您觉得在历史上，谁是值得听的，谁是看的呢？是不是早期的如宋元绘画才值得‘听’，后来，尤其到清朝，都注重形式，热闹了，是不是就只能看了？”他说：“不对，你的这个观点又太片面。要想‘听’董源、黄公望，没问题，但是晚期‘四王’的绘画笔法，一样有味儿，一样值得‘听’，别以为热闹的就没味儿，关键就是要真的理解什么是《四郎探母》、‘五郎探母’。这样说吧，董其昌的画就是‘五郎探母’。”我当时大为惊讶，因为人们大都把董其昌的画看作是有创意的文人画，有意境，有功力。可没想到，王季迁先生认为，董其昌正是因为没有绘画功力，玩不转笔墨，才抖机灵出新的，这和手底下有真功夫，自然而然地走入创新，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说实在的，也像他说的“看戏”一样，我听他讲的这番话当时也只觉得他说得挺热闹的，多少年以后，再反过来“听”他这番见解，慢慢体会下来，他说的确有一定道理，而且对不同艺术领域都很适用，有普遍性，称得上是高论。
临回国之前，我又一次到两位老人家中，分别致谢道别，说：“耽误了您们那么多的时间（那时王季迁已经快九十高龄了），给我讲了那么多的知识，还大老远从银行把画取回来，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么麻烦，真是感谢。”王老先生一听，乐了，说：“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你回去跟你师傅说啊，我没见过像他这样的，又是来信，还托人捎口信，中间还打了个电话（九十年代，打越洋电话是很贵的），点着名要让你看哪一件（古代绘画），我们这才专门从银行取回来的。反正这些都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的，该怎么着，你回去原原本本跟你师傅说啊！”
我这才明白了，闹了半天，是王世襄先生在后边费了这么大的心思。
回来以后，我跟王先生说起纽约观画的事情，他说：“看着真迹，再听他们讲解，难得！会对你一生都有很大帮助，所以我才卖了这么大的面子。”
陈梦家先生是中国一代著名的历史学者和杰出的收藏家，“文革”初遭迫害而自杀。王世襄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夫人赵萝蕤女士。陈梦家先生以收藏明式家具和古漆器而闻名，“文革”后退还家中的有四十多件明清家具（现在大部分都已入藏上海博物馆）。有一段时间，我在赵萝蕤女士那里对这批家具做了仔细的研究，并对其做了细致的保养。例如，那把著名的黄花梨大交椅，据其“铁錽银”饰件，应是可以证明为罕见。但当时因为房子漏雨，砖地潮湿，交椅上的铁活饰件锈蚀得很厉害。我为其上了几遍核桃油，方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万幸。
赵萝蕤教授当时已年过七旬，她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上世纪八十年代，获得芝加哥大学授予的终身成就奖，是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奖，她也是到那时为止毕业于芝大的中国人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她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专攻“英美文学”，是中国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者和翻译家，能和她交往，不仅专业上收获颇丰，增加很多见识。巧合的是，她与我爱好相同，也喜欢古典音乐。每天上午十点多的时候，只要天气好，她就会在她的小院儿里一边走圈散步，一边听古典音乐。我们因此很能说到一块儿，一起探讨音乐。一九九二年，我还帮她从当时美国古典家具研究会那里买来并带到北京（那时音像制品进口是很受限制的）一套亨德尔的唱片。有意思的是，她喜欢的是德奥晚期的音乐，像马勒、布鲁克纳等作曲家的作品，而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不仅不喜欢，反而极其厌恶，说起来还挺极端的，她认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过于矫揉造作。
当时赵萝蕤女士也在指导研究生，每周都会有研究生来，听她辅导论文，我也可以在旁边蹭听。学生走了以后，我还可以接着跟她聊。由此看来，我比她的研究生待遇还高。从她那里，我了解了很多陈梦家先生的故事。比如，她说陈梦家是一个极其神奇的人，没有得过任何疾病，一辈子连个感冒发烧都没有过。如果说他身上哪儿有一点毛病，那也就是脊背上长过一颗小粉瘤，手术切除后，就成“完人”了。那么好的身体，那么有成就，本可做更多贡献，但受迫害英年早逝，真可惜！当然，她更多的是讲述从宏观角度对艺术品的鉴赏方法。陈梦家先生的收藏和研究范围包括从远古到近代，他对中国的历史和艺术品有独特的理解，她自然也受到他潜移默化的熏陶。赵萝蕤女士跟我的接谈交往，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她留学美国多年，又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待人随和，但遇到正事又是一个极其认真和较劲的人。她所指导的北大博士生中，就有她坚决不予毕业通过的。后来听知情人讲，其实她带的博士生，学业并不差，只是她要求太高，尽管学生与她私下关系很好，她却能把学术和人情完全分开。与她这样的人交往，对我做事的行为方式及态度，都有着很重要的启迪和影响。
此外王先生还引荐我认识了杨乃济先生和傅熹年先生。从他们那不仅学到不少知识，例如如何快而准地查找档案等等，而且还领悟了一些学习的方法，而他们的优良品格和作风也给了我很大的教益。
在很早的时候，大概是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间，王先生就很正式地介绍我认识了萨本介先生，我们从此便成了好朋友，直到现在。萨先生曾在荣宝斋收购现代和古代书画，他从事书画实践，关注艺术理论，并以自己的方式赏析、品评艺术品。从他遒劲飘逸的书风中，可以读出他的气度和精神。同时他做事一板一眼，不张扬。我在和他的相处中，感悟到不少对艺术鉴赏精微处的体会，这是在别处学不来的。
萨本介先生也喜爱明式家具，我与他常在一起切磋书法、绘画艺术与家具构成之心得。他巧妙地运用木器结构榫卯凹与凸的关系，为我们木工房起了个凹凸斋的雅号，还通过抽象思维创作了凹凸关系图，并与手书相赠。
近年来，常有人说“你真走运，跟王先生这么多年，一定学了很多的知识”。其实，具体的文物艺术品的鉴赏知识，算不得什么，任何人经过几年的努力，下点儿工夫泡古玩市场，就都能学会，且下的工夫越多，学到的就越多。而我跟随王先生这么多年，慢慢品味出，最难的是学会看人，这比学会看东西要难得多，也重要得多。
如今回想起来，王先生对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在于让我慢慢领悟到应该如何分清一个人的真实水准。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断地向我讲述他心目中的文化名人以及他们的成就。在他眼中，许多学问渊博、成就辉煌的人，直到现在都未能被赋予崇高的人文褒扬和应有的历史地位。例如，如今一说起保护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知道种种关于他们的故事，公认他们为里程碑式的人物。而王先生一直在营造学社工作，跟梁、林两位先生非常熟悉，也十分尊重他们，也曾写过纪念文章。但实际上，王先生明确地告诉我，在他心目中，朱启钤先生方是中国古建第一人。论其一生，从政，位至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袁世凯授以上方银镐，蒋介石设宴款待，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为其祝寿；办实业，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大型综合性企业中兴公司董事长，雄资钜万。文化贡献方面，创办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即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古物陈列所”；做了最早的近代城市规划，开放中国第一处公园中山公园及天坛、北海、颐和园等为名胜风景区，留住了北京宫殿园林建筑群的根脉；创立中国营造学社，推动并支持对中国古代建筑及漆器、织绣、木器等古代工艺研究，是这些学术研究领域真正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卓越组织者，收藏，存素堂所藏古代丝绣织品，为海内外私藏之冠；慧眼独识，保护购藏了存世不多的样式雷图档和烫样。因此，王先生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衡量，朱启钤先生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都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任何人，若从事过他一生所从事的任何一项事业，并做出他那样的贡献，都足以自傲人生，而他一生从事了举不胜举的多项事业，并项项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是，社会舆论却只知其麾下学者梁思成，而不知其背后操盘者朱启钤。像他这样悟性极高，有真才实学的巨擘大家，不为人所熟知，甚至默默寡闻，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其人生与成就如海深山高，反而使我们所无法企及、难以理解，必是主要原因之一。
朱启钤（前中）九十大寿，身后为梁思成，后排左一为王世襄。
鉴人如鉴物，这不仅仅对明清家具专业，而且对人所从事的任何专业，特别是对人的一生，都助益无穷。尤其是当前，有些所谓“名人”，擅长利用各种媒介来获得名声，靠的是取巧经营而并非真才实学。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人，这类人大都很能说，擅“表演”，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内在能力。而能否具有鉴人的眼力，能否准确地判断出一个人的实际水平，其重要意义在于由此选择应与什么样的人交往，这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