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代际收入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指子代在收入分布中所处地位相对于父代的变动情况。适度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公平和效率方面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收入分配动态格局和机会均等程度的反映，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社会正义与公平的重要衡量指标。另一方面，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以人力资本开发利用为核心的新增长方式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将有望带来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减少家庭背景对贫困儿童实现其自身潜力的负面影响，并提高劳动力市场和教育资源的匹配效率，同时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和提高对自身及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效劳动力资源。

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正在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急迫任务，收入差距扩大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也逐渐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不仅能通过高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帮助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将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动态格局而缓解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社会压力。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子代的重视，以及“望子成龙”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前所未有的普及，更加强了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并不容乐观。“贫、富、官、垄”等各个方面的“二代”现象已是网络的热议话题，社会大众对收入代际传承的关注和不满随处可见。《人民日报》在2010年9月和2011年3月连续两次就中国的代际流动问题发表专门社评，分别以“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为题，直指中国的社会结构正趋于固化。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济学探讨，以期通过对其整体趋势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提出改善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公共政策建议。与现有文献相比，本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本书从测量、机制、影响和政策等方面全面梳理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济学研究框架，并结合中国数据，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自Becker and Tomes（1979）起，经济学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历史已经超过了30年，在此期间，《劳动经济学手册》分别在1999年和2011年专列章节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但是其中只涉及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量和机制分析，忽略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政策分析，而本书则给出了相对更全面和细致的分析框架。

其次，本书从工资性收入的视角，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整体趋势、群体差异和确切程度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测算。最近几年虽有这方面的类似研究，但是这些探讨还未取得一致结论，在数据处理的严谨性、收入定义的明确性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书则选取了目前公开可得的中国微观数据中最为一致的工资性收入作为统计口径，并从年龄、工作状况等多个方面对样本进行了细致筛选。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时间趋势和群体差异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在详细证明导致代际收入弹性估计误差的原因和性质的基础上，对不同假设下的估计偏误进行了直接的模拟测算。分析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2005年，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提高后降低的整体趋势，且前期流动性的改善主要来源于低收入者后代相对收入的大幅提高；同时，在纠正了采用单年收入所导致的测量误差后，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达到了0．6以上，和OECD等发达国家，以及智利等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高。阻止代际收入流动状况的继续恶化已是当务之急。

再次，本书采用中间变量法，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的角度探讨了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制，并特别强调了引导人们对子代福利进行合理投资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测算我国的兄妹收入相关性和养父子收入相关性，对基因和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初步分析。针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内在机制的分析还很少，而且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了人力资本和职业的作用，本书则结合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情况，证明在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也是影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中间变量，而这可能带来对子代福利的投资扭曲，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兄妹效应为0．87，结合同期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可以得出兄妹收入的相似性中大约有80%可以由父代收入解释；而养父子收入的相关性（0．309）大概是生父子（0．570）的一半。这些结果可能显示基因和收入的作用在中国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样本量限制使得对兄妹收入相关性和养父子收入相关性的上述测算只能是初步分析，该结论仍有待于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得到验证。

最后，本书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效率影响和公平意义，及其与公共教育等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梳理和统计计量检验。目前针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与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采用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但由于在前提假设、分析方法和侧重点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研究的思路和结论在目前都还较为零散。本书则对这些理论模型的内在线索和逻辑进行了梳理，同时运用国际截面数据和中国省级混合截面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证明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收入差距相伴，同时，发现不同阶段公共教育的公共财政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表现。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提出了提高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针对婴幼儿、青少年和成年等各个不同阶段，建立更为完善的公共教育、卫生保健、就业扶持等基本公共品供给体系；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和婴幼儿成长环境；取消户籍等制度性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职业隔离和体制内外差异等方面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并完善法制和减少权力寻租等。

总之，本书不仅从测量、机制、影响和政策等方面全面梳理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济学研究框架，更结合中国数据，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改善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公共政策体系。然而，受数据限制，本书在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确切内在机制、最优程度与政策构建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更没有涉及与收入相关的职业、教育等的流动性，而这些内容都将是未来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陈　琳

201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