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实证结果

依据（5-5）式至（5-9）式计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在城乡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表5．2汇报了主要结果，下文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3．1　人力资本

除生物遗传外，人力资本是导致代际收入相关的最基本原因，经济学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最初理论探讨就以此作为起点（Becker and Tomes，1979）。现有研究指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和公共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无法对其子代进行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这将给子代受教育水平带来负面影响，并会进一步通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损害子代的收入水平（Solon，2004）。

我们的结果显示，用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它的解释力基本一直保持在10%以上。进一步对教育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投资、回报这两个环节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教育的回报率在城乡都出现了明显而一致的上升，而父亲收入对子代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则变化不大。确实，由于市场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我国教育回报率的逐年上升是已有研究的一致结论（如李实和丁赛，2003）；而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的普及则为投资系数的稳定提供了解释。

3．2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也有重要影响，而“关系”更一直被视为在中国具有显著作用的特殊人力资本14，这就会激励父母对子代的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例如创造条件使子女融入具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人群，帮助子女获得政治身份和进入社会资源较为丰富的部门和行业等，从而提高子代的收入。这就使得社会资本成为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途径。这一假设也得到了本书实证结果的支持。从表5．2可以看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社会资本的投资系数小于人力资本，但是它的回报率相对较大。这就使得社会资本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解释力在2005年时也接近了10%，且也随时间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3．3　财富资本

本书的有趣发现在于，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外，在特殊的中国经济转轨背景下，财富资本也成了导致中国代际收入相关的重要原因。不同财产构成所体现的支付能力和未来预期的不同，不动产（尤其是住房）上所附着的福利和软环境差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财产的特有重视（“有恒产者有恒心”）等等，都使得财富资本的积累必然会对消费、人力资本投资等家庭生活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子代的经济成就。

从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这两项财富资本看，表5．2的计量结果非常显著地支持了上述假设。可以看出，除1988年的农村样本外，两者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解释力在个各子样本中都远远大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房产价值的解释力在2005年的城乡分别达到了37．85%和15．47%，金融资产的解释力在2002年的城乡也分别达到了31．18% 和26．51%。

而且，从表5．2还可以看出，这两项资产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巨大解释力并非来自投资系数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财富资本与人力资本受到父代收入影响程度的差别并不明显），而是直接来源于财富资本本身对子代收入的显著高额回报。例如，2005年的城镇样本中，房产价值的回报率达到了0．25，而同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则只有0．05和0．06；金融资产的回报率略小于房产价值，但在2002年也达到了0．14，显著高于同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唯一例外的是农村家庭的土地财产。可以看出，土地面积在1988年对农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还具有微弱的解释力（0．11%）；但是到1995年，投资系数变成了负值，显示父亲收入与家庭土地面积负相关；而到2002年，土地面积的回报率也成为负值，即拥有土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其子代的收入反而显著越低。

总之，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它们的解释力都呈现出随时间不断加强的趋势，在2005年达到了10%左右；然而，以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财富资本的解释力远远大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的解释力在最近可观测的年份分别达到了40%和30%左右。而土地资本的作用则从非常弱小变为了负值。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这三者结合起来，可以解释我国近年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至少60%（2005年农村部分总解释比例为37．13%，是由于缺乏金融资产和土地面积的信息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