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本章小结

本章对代际收入流动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做了详细梳理，并运用微观数据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包括：

首先，现有针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内在机制的探讨主要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利用双胞胎、养父子等丰富的微观数据来区分“基因”与“环境”的相对重要性；二是通过分析对父代收入的外在冲击，来确认“收入”本身的重要性（Sandra and Devereux，2011）；三是通过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分解，来识别不同中间变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所起到的作用。基因与环境都很重要、父代的收入本身对于子代成就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子代人力资本中的各个因素都可能是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是现有研究的基本结论。

其次，针对不同种类中间变量的分析表明：第一，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作用非常明显，这表明促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分布和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将对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有积极作用；第二，社会资本的解释力也在不断上升，且达到了和教育相近的程度，这既意味着通过权力寻租来实现代际收入传递的现象的存在，也暗示着我们有必要打破行业垄断、职业隔离和体制内外差异等方面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第三，房产和金融资产的显著解释力和土地的负面作用，提示我们必须在要素市场和福利领域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这三个因素合起来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在近年来达到了60%以上。

最后，用CHIPS（1990—1995年）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兄妹效应为0．87，即在截面的一生收入不平等中，有87%是与家庭和社区所带来的成长背景所导致；进一步结合对同期代际收入弹性的估值可以得出，约有80%左右的兄妹收入相关性和父代的收入有关，显示收入因素在我国还是比较重要的；而运用CHNS不同类型父子样本的估计显示，养父子的相关性（0．309）大概是生父子（0．570）的一半。

需要指出的是，降低截面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往往存在政策成本，需要在降低不平等和保持经济激励机制之间进行权衡，而上述提高代际流动性的政策则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分布、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割，以及进一步深化的市场体制改革，不仅能提高动态的收入公平和机会均等，其本身也会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而且在当前的中国，还可能利于缓解过度储蓄，并减轻房价上涨带来的民众抱怨与社会压力。

此外，虽然不少研究都认为除基因遗传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代际收入传递，是有碍公正并需要消除的，而本章的研究则强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构建，来引导人们正确的对子代的经济能力进行投资。毕竟，在子代福利中所体现的利他主义是经济个体的一大特性，为了提高后代福利而做的努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和房产所表现出的重大解释力，更是尤其需要引起政策关注的：“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鱼”这一现象的出现，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子代经济福利的特别关注，可能导致对这社会资本和房产、金融资本的过度投资，并相对挤出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这将非常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