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结论

本书运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总体情况、确切程度、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代际收入流动性与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差距和机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以公共教育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总体趋势和群体差异方面，从1988年到2005年，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提高后降低的总体趋势，而且前期的提高主要来源于低收入者后代的相对收入的提升。不同的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也有一定差异：从体制内、外的部门差异看，1988年时两者差别不大，而1995年之后，体制内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远高于非体制内部门；从地域差异看，中、东部的代际收入弹性差异不大，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明显偏高；从子代收入的不同分布上看，1988年时，代际收入弹性在子代收入分布的左端最低，在3／4分位左右最大，而右端也小幅偏低；而这一情况在1995年和2002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代际收入弹性在这两年呈现出明显而一致的随子代收入提高而降低的趋势；子代收入分布中间位置的情况在2005年基本仍和1995年和2002年相似，但是左右两端都向上翘起，呈现出和1988年倒“U”形正好相反的“U”形。

第二，在确切的程度测量方面，运用CHIPS（1995年、2002年）城镇数据中个人回忆性收入的估计结果表明，多年收入均值可显著减少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偏误，在考虑到暂时收入冲击的持久性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后，我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将处在0．66—0．85。而根据现有针对世界各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北欧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大都在0．3以下，智利、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0．4—0．6，而英美较高，在0．6左右。与此相比，我国代际收入弹性偏高。

第三，在内在机制的分解方面，运用CHIPS（1988—2002年）和CGSS（2006）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在近年来达到了60%以上，其中尤以房产财富和金融资本为重。而用CHIPS（1990—1995年）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兄妹效应为0．87，即在截面的一生收入不平等中，有87%是与家庭和社区所带来的成长背景所导致；运用CHNS不同类型父子的样本的估计显示，养父子的相关性（0．309）大概是生父子（0．570）的一半，表明了成长环境和基因遗传在我国代际收入传递中可能都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在效率与公平含义方面，现有理论研究基本一致认为代际收入流动性能够通过提供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以及提供地位市场和物质市场的激励效应来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但其和截面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本书使用国际截面数据和中国省级混合截面的微观数据统计计量分析结果证明了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相伴，但更为确切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第五，根据现有研究，公共教育的完善对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有重要积极意义，但也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相配合。不同阶段教育的影响可能不同，义务教育时间的延长和择校分流时间的推迟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则可能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改善不利。基于上述所有分析，文章提出了提高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公共政策体系。包括：从婴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多个方面建设更为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和婴幼儿成长环境；更为全面公平地提供各类基本公共品；取消户籍等制度性歧视和打破行业、部门垄断等劳动力市场分割，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并完善法制和杜绝权力寻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