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收入流动性与经济效率：理论机制
经济学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关注历史并不久。由于Becker and Tomes（1979，1986）等早期文献其都假设了不同代人之间的行为决策相互独立、且流动性不会对教育回报产生影响，所以不能对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的流动性进行比较。而后续的研究大都通过打破这一假设，从而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内生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可以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有三个1：
1．1 人力资本投资效应
代际流动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途径是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与工业化早期物质资本更为重要不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对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同时，虽然工业化早期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可以把收入集中在储蓄倾向更强的人群中，进而实现资本积累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发展中后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较低的社会流动性可能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从而构成经济增长的障碍。
已有学者通过构造经济学理论模型对此进行了证明（Owen and Weil，1998；Maoz and Moav，1999；Galor and Moav，2004）。这些研究的核心结论都在于，高的代际流动性能够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意味着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增强，从而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例如，Owen and Weil（1998）的具体模型内容为：假设个人能力为随机变量，个人的教育投资来源于父代，且受到信贷约束，增长来源于受教育劳动力的增加，而受教育劳动力和非教育劳动力之间互补，则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相互促进的：在不发达经济中，教育水平较低，教育和非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低受教育父母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不足，而高受教育者对其子代进行教育投资的激励较大，从而导致流动性的下降，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教育资源匹配效率的下降。Maoz and Moav（1999）进一步用OLG模型把经济增长内生化，Galor and Moav（2004）则构造了一个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内生替代物质资本的模型。
事实上，这一结论的关键假设在于能力的分布是较为随机的，也即低流动性意味着能力较低的高收入子代更多地占用了教育资源，而高的流动性将能够把这一资源配置给更高能力的低收入子代，从而带来整体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虽然本书上述章节的分析都表明，能力的代际相关性可能使得这一假设并不完全成立，但是只要代际能力的相关性至少不是完全的，这一结论的核心内容就不会受到影响。
1．2 劳动力资源的匹配效应
代际流动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应。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个人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把不同的人配置到不同职业和岗位的过程。高效率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按照个人能力与特质实现“能者居其位”，这样的人力资源匹配机制将大幅提高政策社会的运转效率。
Galor and Tsiddon（1997）通过构造OLG模型对此进行了证明。作者对技术进步的形式进行了区分，即技术革命（invention）和技术创新（innovation）。在重大的技术革命阶段，个人家庭出身变得不重要，传统的在家庭内部的知识传递的效率下降，高能力个体会在高技术部门内集中，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而随着技术的可获得性不断增加，流动性开始减弱，个人家庭背景变得逐渐重要，高技术部门的高能力个体集中度下降，这就会减少进一步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导致未来增长速度的放缓。
由此，作者认为，决定个人收入的两个因素，即父母的人力资本和自身能力的相对重要性，即收入流动性，是决定技术进步周期和产出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以低流动性为特征（characterized by social impediments to mobility）的社会可能造成人力资源的错配（distorted allocation of talents across occupations），从而经历低频率的技术革命和缓慢的产出增长。作者进而由此得出了低社会流动性将带来经济增长障碍的结论2。
此外，Hassler and Mora（2000）构造了一个技术进步、代际社会流动和人力资源配置同时决定的理论模型。作者假设每个人都拥有随机性较强的基因遗传所决定的内在能力资产，以及与父母成就正相关的教养环境所决定的遗传资产（主要是关于上一期企业家决策的正确知识），个体通过效用最大化选择自身的职业（企业家和工人），社会流动性则由市场匹配机制（social sorting mechanism）对个人能力和遗传资产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决定。
作者通过理论和数学分析证明，快速的技术进步和一个基于内在能力的人力配置机制（作者把其等同于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相互促进的：快速的技术进步增加了对内在能力的报酬，使得人力资源的配置更多地依赖于内在能力、较少地依赖于社会背景，而内在能力高的人能够更好地处理未知问题、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从而使技术进步速度更高；反之，倘若技术进步较慢，家庭传承的知识就更重要，从而使得出身对职位获得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流动性下降，高出身低能力的人群能更多地占据企业家职位，而低能力人群的技术创新能力较低，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也较慢。这样，一个经济体就可能处于高增长与高流动并存的快速发展体系，但也有可能陷于低增长与低流动并存的低增长泥沼。
确实，个体才能和人力资源的匹配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代际流动性会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结论，其实暗含了低的代际流动性意味着高收入家庭的低能力子代占据了本可以得到更优配置的教育资源和社会岗位，而这一前提仍取决于代际收入传递的内在机制，尤其是能力的分布式较为随机，而直接的继承性较小。
1．3 物质市场与地位市场的激励效应
社会流动性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途径是构建促进人们努力工作的激励效应：在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作用越来越显著的现代社会，激励机制会对人们的工作效率，进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产生很大影响，而高的社会流动性正是这一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世平（2006）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作者指出，与《国富论》同样重要的亚当·斯密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已经指出人类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所得，而且希望得到因社会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满足感（或者说是虚荣心），所以，要想使人们努力不懈并以此推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社会就必须在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都提供激励；而社会流动渠道则调控着地位市场中的激励结构，它将类似于产权通过影响物质市场中的激励结构而影响经济增长。
作者还进一步结合现实指出，大众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直接传播知识，而且还在于“大众教育是对社会流动的重要保障和承诺”，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教育“产业化”改革使本来精英主义色彩较淡的中国教育体系变得相当精英主义，而这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3。
最后，作者还以这两个市场的激励机制及其互动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有趣而符合现实的解释。文章指出，就激励结构而言，现代工业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在于前者在两个市场中都为个人的努力提供了激励，而后者最多只在一个市场中提供了激励。
Brown（1973）从社会学角度，也用类似的观点解释了文艺复兴时期工业革命的兴起，认为这与当时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密切相关：在封建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通过非经济方面的因素得到实现，例如土地、血统、宗教等，商业人群的社会地位不高，从而导致人们没有足够的激励从事经济活动。当时，低层子代的向上流动主要通过进入教堂和为上帝服务之名而实现。而这些职位都需要固守传统，对促进经济发展并无很大益处。文艺复兴之后，宗教和封建主义逐渐衰退，生而平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出现，和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精英主义观念不谋而合，在这些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导致了新的流动途径的出现，商业逐渐受到重视，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这些研究着重分析了地位市场的激励效应，从而对应于社会学对职业社会分层流动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激励机制拓展到物质市场，从而对应经济学对收入、消费等更多维物质利益流动性的研究。类似的结论在物质市场中同样适用，高的社会流动性将使人们看到获取收益的希望，从而激发人们努力工作和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