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部门差异

改革开放之后，从1981年开始实施的价格双轨制起，市场化改革使得高度统一的全民所有制逐渐改变，非国有部门的比例也不断增加。然而，增量改革在为体制外部门提供生存空间的同时，并未完全打破核心体制内部门的利益。特别是近年以来，要素市场和体制改革的滞后，更使得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形成了鲜明划分，使这两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可能存在差异。图3．7证明了这一结果。

1988年时，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惊人地一致，而在1995年之后出现了很大差异。虽然整体时间趋势都是先下降后上升，但是体制内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远高于非体制内部门，显示父亲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家庭，其子代受到父代收入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父代，往往更容易通过裙带关系等对子代收入产生影响。已有研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结论，如杨瑞龙（2010）发现父亲的党员身份在其离职前对子代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证明政治资源在我国代际收入传递中的重要作用，而政治资源往往在体制内部门有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