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性别差异

2．1　子女的性别差异

匹配性婚姻（assortive mating）和女性劳动供给的特殊性使得学者们考虑到代际收入弹性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但现有研究还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结论。一方面，匹配性婚姻的广泛存在，意味着高收入家庭的女性子代往往有更高收入的配偶，而这会通过负的交互工资弹性（negative cross-wage elasticity）减少女性的劳动供给，从而导致女性子代代际收入弹性的降低（Raaum等2007）；而另一方面，由于女性自身的劳动供给弹性（own-wage elasticity）往往更大，这可能导致其代际收入弹性的提高。

虽然现有研究基本就匹配性婚姻的存在达成了一致。如Chadwick and Solon（2002）发现子代与其配偶父母之间的相关性几乎和与其自身父母之间的相关性一样大；Ermisch等（2006）运用德国和英国的数据发现，代际家庭收入相关性的40%—50%可以由配偶的收入来解释；Bladen（2005）针对加拿大的研究也显示女儿的配偶和其自身父母的收入之间具有强相关，且其自身父母和其配偶父母之间的收入相关性达到了0．2，和个人的代际收入弹性程度接近，该文还通过对同居、离婚、结婚较早等不同种类夫妻的比较，发现父母收入相关性更大的夫妻关系更稳定，即证明了“门当户对”在保持婚姻关系稳定方面的有效性。

但是，目前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Hirvonen （2008）运用瑞典家庭收入数据的研究发现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只略小于儿子（分别为0．231—0．250和0．257—0．297）；另一方面，Chadwick and Solon（2002）等运用美国PSID数据的研究发现女儿和父亲的收入相关性明显小于儿子（分别为0．35—0．49和0．54）。

图3．5汇报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性别差异。可以看出，1988年时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明显大于儿子，但是在1995年之后，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大幅下降，之后基本小于和接近儿子的代际收入弹性。

这一现象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相关。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曾经在计划经济强制劳动的制度下畸高，然而，以1996年国有企业富余职工的大规模下岗分流为标志，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陆铭和蒋仕卿，2007），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渐下降。根据姚先国和谭岚（2005）的统计，我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88年到2002年下降了8．04个百分点（从91．37%到83．33%），而同期的男性劳动参与率则只下降了2．3个百分点（从96．41%到94．11%）。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图3．5的结果：在1988年时，女儿对父亲的依赖程度更高。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被压抑的交互工资负弹性效应逐渐显现，而随着市场化改革，匹配性婚姻也在加强，这些都导致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可能较儿子有更大的下降幅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出于数据限制和文章核心目标的考虑，我们未对中国的匹配性婚姻情况进行细致分析，但这将是很有趣的未来研究方向。

2．2　上一代的性别差异

从本质上说，代际收入流动性关注的是个体儿时家庭物质条件对成年经济成就的影响，后者的数据较为容易获得，但是前者较难衡量。如上文所述，由于数据限制，本书把关注点集中在了工资性收入，即劳动力市场收入的代际传递上，且只能采用同期的父子代收入11。但是，对于父代的收入，仍有父亲、母亲两个维度，图3．6显示了以母亲工资性收入和父母工资性收入之和为解释变量时的情况。可以看出，从绝对值大小和时间趋势来看，这两者和使用父亲收入时的代际收入弹性都非常接近12。这就证明了使用父亲收入作为代表的可行性和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