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实证检验方法
2．1 断代分析
我们采用断代分析（cohort analysis）的方法。
在用实证方法检验公共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研究中，第一个方向是计算不同代人的代际流动性变化，并运用不同年代的人所经历的教育制度的不同对此进行较为宽泛的解释。其中，Mayer and Lopoo（2005）运用Solon（2004）模型的主要思路，实证分析了美国PSID数据中不同代人的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化趋势：1954—1963年期间出生的人代际流动性表现为上升趋势；而此前1949—1953年出生的人，其代际流动性表现为下降趋势。该文作者指出，美国1965年之后偏向穷人的转移支付（mean-tested transfers）的大幅上升，可能是对此现象的合理解释。
同时，还有学者分析了英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扩张（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其中，Blanden and Machin（2004）分析了父母收入对20世纪70、80年和90年代上大学的三代人是否取得高等教育文凭的影响，发现英国的高等教育扩张增大了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子代在高等教育成就方面的差距。类似的，Machin and Vignoles（2004）运用英国1958年生人和1970年生人的数据，从代际教育和代际收入两个角度，证明了富人家庭的子代更多地从高教扩张中受益，Machin（2007）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但是，简单的代际分析是比较粗糙的：同一政策往往在一个国家所有地区的一代人内同时展开，而这一政策的影响和其他很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宏观经济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使我们很难区分出对其影响，这也是教育政策的作用难以估量的原因。也正因此，虽然很多国家都进行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但是相关的实证分析并不多。
2．2 DID分析
然而，还是有少数国家的改革过程提供了类似自然实验的数据，使得常用的政策分析工具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方法成为可能，这就是检验公共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第二个方向。这些研究利用了某些教育体制变革在不同地区和时间、针对不同代人进行实施的事实，构造了基本处在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中，但是所接受的教育体制不同的对照组与实验组，通过这一政策变量与父代背景的交叉项系数，考察了教育政策变更的影响。
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了数个北欧国家的教育制度改革。例如，1950—1970年，瑞典把原本7年的义务教育延长为9年，且取消了期间在第五年进行的择校分流（traking），让所有小孩都在统一的9年义务教育体制下学习。这一政策从1949—1962年在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并在1969年推广到全国，不同地区的实施先后顺序为DID方法提供了可能。针对此的研究都发现这一变革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例如，Meghir（2005）发现实验组和参照组在教育年限、程度和年收入方面都显示出显著区别，Holmlund（2007）发现该制度变革使IIE下降了12%。
类似的，芬兰在1972—1977年也把原本的两个并行分流体制（2-tracking school system）改革为了一个统一的九年制教育体制，Pekkarinen等（2009）发现这一变革使得IIE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Bauer and Riphahn（2005）针对瑞典延迟择校分流政策的类似研究也发现，这一变化减少了子代受教育程度对父代的依赖程度。
此外，Schuetz等（2005）还运用不同国家在择校分流方面的政策差异，通过国际数据进行了跨国的DID分析，作者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择校时间的差异和父代背景的交互项，证明了过早的择校分流对教育平等不利；Hanushek and Woessmann（2005）还进一步证明过早地择校对平均的教育质量也有负面影响，从而指出择校时间的选择并不存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过早地择校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是无效的。
总之，运用断代分析（cohort analysis）的分析都表明，在义务教育之外的更高程度的教育扩张可能不利于代际流动性的提高，而DID方法的研究基本证明了初等教育均等性和延长基本义务教育对于代际流动性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