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实证结果
3.1 基本结果
图3.1汇报了运用(3-1)式针对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1988年到2005年,我国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明显趋势8。

图3.1 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时间趋势(总体)
为了更加明确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上述趋势的内部结构,我们以城乡各年样本的父代收入中位数为标准,针对父代收入划分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比较(图3.2)。可以看出,不同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在1988年时基本没有差别,但是这一情况在1995年之后发生了明显变化: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在2002年之前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在2005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则在1995年呈现出大幅下降,到2002年仍处于稳定低值,但在2005年也有所上升。这一结果说明,图3.1中显示出的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在1988年到2005年的明显改善,主要来源于低收入者代际收入相关性的减少。

图3.2 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时间趋势(不同收入阶层)9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在20世纪的最后十多年内,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速度进展较快,尤其是增量改革和体制外部门的形成,以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和高考制度逐步走上正轨,在中国融入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的过程中,社会低收入者的后代,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后代获得了大量改善自身收入的机会,使得低收入阶层的代际弹性显著下降,成为我国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好转的核心推动力;同时,改革基本未触动高收入者的利益,其代际相关性的变化必然不大。
而进入21世纪以来,核心领域的改革放缓,使得低收入者流动性的提高放缓;同时,高收入者逐渐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收入优势开始通过教育投资、裙带关系等多种途径传递给其子代,从而使得收入分布两端的代际流动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Chen等(2010)就构建政治经济学模型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化进行了刻画,指出既得利益者通过投资子代资本从改革中获益,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这可以部分地解释高收入群体较低的收入流动性。
在现有的西方研究中,也有针对其他国家代际收入流动性时间趋势的研究,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例如,针对北欧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一致而显著的流动性上升趋势(Bratberg等2005;Pekkala and Lucas,2007),针对英国的研究发现流动性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下降趋势(Blanden等2004),而针对美国、法国等的研究则未能得出明显而一致的时间趋势(Lefranc and Trannoy,2005)。
3.2 对基本时间趋势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通过在回归方程中放入更多的控制变量,来检验时间趋势结果的稳健性。为此,在(3-1)式中的“X”中控制子代更多的个人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工作职业、行业和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10。其次,使用总收入代替上述的工资性收入,对上述时间趋势进行检验。
图3.3汇报了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控制子代详细特征,还是使用总收入,所得到的时间趋势结果都和上文一致。从而表明上述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图3.3 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时间趋势(稳健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