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终于写到了这一部分，到了为这近20万字画上句号的时刻。代际收入流动性，面对这个让自己在近年的研究生活中日夜思考的题目，虽然从经济学学术角度的探讨已在前文备述，但在这本应结束之时，心中却仍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
选择这一题目，最初的原因来自其所蕴含的对自由的追求。社会流动对于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此处无需再为赘述，一则，前文已经细致论述；二则，我始终感到，这一问题超脱经济范畴之外的、对于实现个人自由的意义，更让自己为之着迷。
在诗人Sandor Petofi看来，自由是可为之抛弃生命和爱情之物，而被社会科学思想和方法论浸染已久的自己，在欣赏文学家们如此美妙高歌的同时，显然无法止步。虽然不能彻底阐释自由的含义（对此的回答涉及哲学、宗教、心理等几乎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所有范畴，恐怕要远远超过一篇博士论文的能力范围，更不用说后记），但是每次重读社会科学大家们对于为何、以及如何达致这一自由的制度构建的思考，却都让自己的思绪为之驻足。
Amartya Sen在其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写道，自由是一切社会发展之最终目标和最有效途径，在他看来，个人自由，就是要人人都拥有按其所珍视的方式进行生活之能力（capabilities），而倘若社会能够通过适当的制度构建而实现足够的机会供给，那么个体的此种能力就能得到不断扩展，直到使所有人都能掌握自己之命运，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帮助。这一目标听起来颇有空想之嫌，但人类的所有成就和一次次飞越，也无一不源自曾经看似无法实现的梦想。
经济学在这一理想的实现上可大有作为。作为距离世俗最近的人类智慧，经济学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帮助所有人实现经济自由。固然，经济自由只是个人自由的一个方面，但正如Sen所言，我们所要的从来都不是物质和财富本身，而是它们所能帮助我们实现的个人生活自由。财富和幸福、物质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一定不可忽略，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可能是不少哲学家和宗教智者思考一生的问题，但我始终相信，物质财富的丰富虽不等同于个人自由，但是基本经济自由的丧失，却一定是对个人自由之实现的最大障碍。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经济自由，正是一个社会及其政府的最基本义务之一；而研究如何帮助人类社会和政府实现这一目标，也是每个经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一书中，Friedrich August Hayek同样指出了社会制度构建的目标在于实现个人自由，作者在本书的开篇写道：
“当孟德斯鸠和《美国宪法》的创制者们致力于英格兰的限制性宪法（Limiting Constitution）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就为自此以降的自由宪政奠定了一种可以仿效的模式，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个人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而他们所信赖的手段则是权力分立。”然而，“权力分立这种手段并没有实现它原本旨在达致的目的”。
在Hayek看来，西方智者所构建的社会政治体制并未能达到“为个人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这一目标，那么，究竟通过怎样的社会制度构建才能帮助人们实现个人自由？这可能是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继续努力探寻答案的问题。然而，至少从减少初始条件对个人经济成就的限制这个角度上看，适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应该是此理想社会的特征之一。
作为当代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曾以其人人都有机会走向成功的美国梦著称，然而，即便如此，其个人成就对个人家庭出身的依赖也令人震惊，Micheal Harrington曾在The Other America中写道，
“……对于穷人之所以会有如此遭遇的真正解释，在于他们选择错了父母、出生地和种族、民族。一旦他们犯下了这一错误，即使他们可以成为意志力和道德的楷模，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可能一生都无法获得走出‘另一个美国’的丝毫机会。”
代际收入传递的复杂性已经在前文备述，其中的诸多因素，如基因遗传、文化熏陶等可能都让社会政策制定者乍看起来无从入手；智者如柏拉图，也在其《理想国》中极端地提到，对于少数穷人家的聪明孩子，应把他们从其父母身旁带走，交由更适合的人来培养。
这样极端的制度安排显然不符合当代主流的文化价值取向，而如何才能让“出身”这一对个体而言纯粹的外生因素尽量少地影响个人命运，让个人成就尽可能内生地取决于个人才智和努力，这样的社会制度构建是本书写作的动力和缘由，虽至今仍未达到这一目标，但以此处的结束作为新的开始，梦想终究会有达到的一天。
最后，拙作是笔者20年之所学的成果，在此期间，关怀和帮助过自己的人难以计数，要在这里一一列出并尽表感激，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从中择其要者，试表谢意。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袁志刚教授。3年前初入袁门时，自己还是那个懵懵懂懂、只会背书本做题目的小女孩，常常迷失在袁老师对于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宏观经济提纲挈领的精辟分析之中；而今日即将从袁门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之际，发觉自己已然跳出了课本，开始能够一次次体会到真正独立思考的乐趣，开始不由自主地关注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命运，更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能够和应该为此作出的微薄贡献。知识的授予、研究的指导，都已体现在前文的所有学术研究之中；而个人的成长、思想的成熟，却已难以仅仅言谢。唯有鼓励自己，带着从袁老师这里学习和感悟到的点点滴滴，用自己在今后工作和生活中的继续更加努力，以此不负恩师的教诲和期望。
此外，还要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许晓茵老师，在我尚还年轻和迷茫的时候，用她的宽容和关爱为我指点迷津，更用她聪慧面对人生的以身作则，让我看到该如何生活的榜样，多年相识至今，许老师已和我们亦师亦友，良师之风范，概不出此；同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多位老师，例如封进老师和范剑勇老师等也都对我的学习研究给予了很多帮助；法国巴黎-大索邦经济研究中心的Jean Claude Berthélémy教授、Jean-Pierre Laffargue教授也在留法期间对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得良师如此，吾之大幸。
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18年无微不至的贴身养育，又10年离多聚少的遥远牵挂，在我终将完成学业之时，昔日可为我遮挡所有风风雨雨的父母，而今已是白发苍苍周身疾病的老人；这两位曾经为了接晚自习的女儿回家，可以在冰天雪地的漫天雪花中步行近两个小时的老人，在爸爸因病被推入重症监护室的时刻，却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业而不忍相告。每念至此，心为之动，而生之意念，也为之坚。
我是幸运的，阖家之内，不仅父母。和姐姐自小虽争吵不断，但其中的相互关爱和依赖更深。我是懂事较晚的，自幼除了读书，余事一概不理，姐姐则担当了本应由两人共同承担的所有家事。从中学时每天帮我铺好的床褥，到今日在我远离父母时代为尽孝，此等感激，妹不详述。而更让自己为之动容的，是姐姐虽经历坎坷，却始终乐观坚强面对人生，还常常为我这生来至今都一帆风顺的幸运之人舒忧解闷，此等勇气和关爱，妹永牢记，并视为榜样。
我的幸运不止于此。父母年事已高，姐姐自有家庭，与我真正日夜相伴的，唯有先生一人。我们在不识世事人情复杂之时相识，在与至亲生离死别的痛苦中走向婚姻，在生活的沸沸扬扬和忙忙碌碌中走向真实，相信，我们也会在一切都逐渐尘埃落定之时，牵手走向夕阳黄昏。我是酷爱读书之人，故毫无他念，在象牙塔中一待就是20年；虽先生之才智天赋在我之上，但种种原因，自本科毕业起就担当起了养家糊口之重任，唯对我之追求，却始终支持。为完学业之理想，我读博期间半年离家游学巴黎，先生独自一人，也毫无怨言；本书即将完成之时，也即写下这些字句之际，因意外的手术病痛，我几乎日日卧床难起，饮食起居，都赖先生悉心照料，此等种种，难以尽书。
得家人如此，夫复何求。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同窗好友们。
刚开始研究生学习生活之时，张若雪博士、李珍珍博士、解栋栋博士和邵挺博士等同门学长给了我诸多帮助；杜慧、王莉芳和项乘等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同窗，也已成为生活中的好友，她们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的关心和宽慰，使我在一次次想要放弃之时重拾勇气；而王斐、聂思远、史卉等中学时的好友，虽都已忙碌于各自的生活，甚至远在大洋彼岸，但是网络缩短了距离，使我们近十年未谋面也不感生疏，在我困乏低落之时，他们的鼓励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游学巴黎期间，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得以具体构架完成之时，而在这短暂而又珍贵的日子里，潘春阳博士、毕盛博士、郭凛博士、Ysaline Padieu博士、Diana Cheung博士，以及蒋舒、胡培根等好友给予了我很大帮助。大学城维克多·里昂楼内，我们坐而论道、把酒当歌的谈笑风生；塞纳河边，我们共赏粼粼波光、游船穿梭的难得悠闲；法国南部蔚蓝海岸边，我们迎风抒怀、倚观沧海的惬意温馨；甚至巴黎RIVOLI大道上的那家麦当劳内，我们吃着简餐却讨论着国家未来的壮志雄心；更有大学城寝室内，为了撰写论文而熬至深夜的每一个孤灯之晚，都已成为我青春岁月最美好和最有力的音符。共同走过、抑或因故未能去到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国家，一起看过的每一幅油画、每一尊雕塑，分享的每一杯冰淇淋、每一份甜点，一起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和眼泪，伴随着这一路上，我们对人生的追问、对经济学的思考，这一切，即便戛然而止，也注定会余音绕梁。
得友如此，此生备矣。
吾之幸运，在于虽出身贫寒，但自呱呱坠地，就不乏良师益友、温暖亲人相伴；更在于一路求学，寒窗虽苦，却终得眼界渐开、心智渐明之果。吾之惭愧，在于虽未敢懈怠，然所得所获之成就甚小，远不足报师友家人之厚爱；更在于虽满怀热情，然终囿于努力不缺、聪慧不足，离自己想要达到之人生自由尚有很大距离。唯以此处之结语，作人生之新开篇，望即使不能达为人类之自由而探求良好社会制度构建之壮志，亦以自身之不懈努力，为追寻此梦想而奋斗，更为师友家人之幸福而努力。
陈琳
2011年10月于上海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