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章小结
本章对代际流动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代际相关性进行的科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Galton从生物遗传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相关探讨；20世纪上半叶Sorokin（1927）社会学专著的出版，则标志着社会科学领域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专门研究的出现；此后至今，社会学从职业角度对代际社会流动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经济学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了对此问题的研究，且主要从收入角度进行。
其次，不同学科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在社会科学内，社会学者主要采取流动表的分析方法，但是这一方法虽直观却过于繁琐，基于其流动性系数又存在不一致性等问题。基于简单回归方程的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IIE）则是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济学衡量指标。较流动表和各种流动系数，这一弹性指标能够提供更为统一和清晰的分析框架，故成为本书所采用的主要分析工具。
第三，虽然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已经对代际流动性问题进行了很多探讨，但是对于不同学科、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制和政策含义，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结论。而对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济学讨论则在趋势、程度、机制、影响和政策等多个方面都仍处于起步阶段。
注 释：
1 由于代际流动性研究是一个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题目，故笔者认为从其整体研究历史的介绍应该是相关文献述评的必要部分。所以，本章主要从多学科的视角对代际流动的整体研究历史进行梳理和述评，而测量、机制、影响和政策等各个具体方面的详细经济学文献将在下文逐章介绍。
2 例如，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两部都与此有关：《红楼梦》讲述了贾家由盛而衰的故事，《水浒传》描述了草根英雄们的个人奋斗；在西方文学中，《红与黑》围绕一个木匠的儿子费尽心机步入上流社会的遭遇展开，《卢贡 马卡尔家族》更是直接以同一个家族的五代人的经历为主线，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探讨遗传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由于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其特定的家庭出身，从这个角度看，与代际流动性相关的文学作品举不胜举。
3 Francis Galton（1822．2．16至1911．1．17）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学术生涯始于跟随英国皇家地理协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在非洲南部的探险，并在当时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地理气象学家。但是，在阅读《物种起源》之后，Francis Galton对生物遗传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和Charles Darwin是表兄弟，在学术方面也有频繁的交流），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不仅是计量生物学、差异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也是在社会科学中运用相关性概念与回归分析方法的奠基者。但是，由于他对于个人差异源于生物遗传的强调，以及在其所创立的优生学（Eugenics）中所表达的部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思想，使得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http：／／galton．org，该网站提供了对Galton的详细介绍，及其大多数著作的电子版本。
4 例如，根据作者的统计，全英国平均4 000人中有1个杰出者，但是平均每100个法官的亲属中就有38．3个杰出者。
5 例如，在杰出者的亲戚中有更多的杰出者，也可能是由于这些人从其良好的成长环境中受益所致，而并不能直接得出“天才源于遗传”的结论。事实上，下文将表明，对这一内在机制的分析在今日仍然是未能解开的谜题。
6 Pitirim A．Sorokin（1889．1．21至1968．2．10），出生于俄罗斯，美国国籍，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者。他在1927年首次出版了名为《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的著作，并在1959年重新出版，更名为《社会与文化流动性（Social and Culture Mobility）》。本书参考的是1959年版本。
7 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向上社会流动渠道基本上只有通过成为宗教神职人员，而主流的宗教教义都强调个人的“安分守己”；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强调“安居乐业”，例如，清金石学家齐彦槐在其宗氏祠堂上所题对联为“士恒士，农恒农，工恒工，商恒商，族少闲民，便有兴隆景象；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门无乖气，方为孝友人家”，可见，在当时的文化中，子承父业和低的社会流动是被作为兴隆繁荣的前提。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这可谓近代人类社会之前的少数允许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例外机制，它对中国封建帝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8 在社会学之外还有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协会，这些协会联合起来组成国际社会科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当时成立这些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主要目标不仅是促进人类在这些领域的知识进步，更是为了通过知识进步来实现世界和平（“in the belief that greater knowledge in these fields will benefit mankind．．．to promote research in fields crucia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aceful world order．．．”，Angell，1950），这一目标对我们今天的代际社会流动性研究仍有指导意义。
9 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3．18至2006．12．31），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Reinhard Bendix（1916．2．25至1991．2．28），德裔美籍社会学家。
10 以本书后续章节所用的主要子代样本为例，总体收入的GINI系数为0．41，而在13个细分的职业种类中，按各个职业分别计算的GINI系数小于此值的只有5个职业，包括国有和集体单位负责人、乡村干部、普通工人、临时工和农民，其中最小的为0．32（普通工人），其余都高于0．41，最高的达到0．69（党政机关负责人）。
11 在这本长达89页的政策纲要中，Nick Clegg如此撰写了卷首语：“一个公平的开放社会应该给予每个个体取得成功之自由，而这也正是政府政策的核心首要目标。所有人都不该因其出生环境而无法完全实现其潜力。决定个人成功的应该是个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才能天赋，而非所上的学校和父母所从事的工作。本战略的目标就是描绘这样一个公平社会的美好图景，并为在现实中实现之而提出政策措施。”（“A fair society is an open society，one in which every individual is free to succeed．That is why improving social mobility is the principal goal of the Government's social policy．No one should be prevented from fulfilling their potential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birth．What ought to count is how hard you work and the skills and talents you possess，not the school you went to or the jobs your parents did．This strategy sets out our vision of a socially mobile country，and how it can become a reality．”）该报告把个人成长分为四个时期，就不同时期提出了确定了代际流动性的方法和具体负责部门。虽然从学术的严谨性上看这个报告还有诸多不足，例如，仅针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是不是越高越好”这一基本问题，当前的学术研究还不能给出确切解答，但是作为首个以代际收入流动性为核心目标的公共政策，这一报告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2 流动表也被应用于代内流动性研究以及垄断企业市场份额的跨时分析，但是，最广泛的应用还是在社会学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研究中（Shorrocks，1978）。
13 证明如下：（为简便起见，假设Y已经是去除了性别和年龄因素的个人收入值）
IIE的基本计算方程为：log
＝
＋
，
＝
＋
，
两式相减得：log
）＝
故有：
～
14 贫困线低于人均纯收入78．48%。设代际收入弹性为β，处在贫困线上的家庭经过n代人可达到接近人均收入水平的5%以内，则可通过解不等式0．784 8×（β ～n）＜0．050 0求得n，再假设每一代人为25年，可得出相应的年数。针对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分析将得出类似结果，例如，2010年，上海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 838元，最低生活保障为5 400元，最低生活保障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83．04%，当IIE从0．2变化到0．8时，所对应的年数也为50年到325年。
15 为简便起见，假设Y已经是去除了性别和年龄因素的个人收入值。
16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地位和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很多社会阶层的构造体系中本身就包含了经济能力；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同一社会阶层内存在收入差距，即上述研究强调的内容；另一方面，两者在某些社会中也确实存在不一致性，例如在封建中国，商人的经济地位很高，但是其社会地位并不高，而在封建中世纪的欧洲，部分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贵族可能很贫穷。
17 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对不同指标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研究基本上仍在各自平行的领域内进行。把这些领域的方法、结论和相互关系统一起来非常复杂。拙作曾尝试运用中国数据对这些不同指标下的代际流动性进行比较和统一分析，但是发现其繁复性很快就使人迷失在了缺乏实际意义的数据游戏中。故最终只选择了其中的收入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拙作源于作者申请经济学博士的论文，更是由于收入指标可能较其他指标在研究工具和意义方面都具有优势：首先，在基本分析工具方面，收入的连续性使我们能够应用更为简洁的回归分析方法；其次，在理论基础方面，针对收入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较为成熟，这使我们能够在较为坚实和宽广的理论视角中对代际流动性的原因、影响和政策含义进行分析（上文已经对这两点进行了详细说明）；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在研究代际流动性的现实意义方面，收入不仅仅是个人经济社会成就的衡量指标（社会地位和教育也是这一指标体系的构成部分），它更是维持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而教育只是满足这一生存条件的一种途径），从这个角度看，收入流动性相较于其他两个指标具有更为根本的社会现实意义。
18 心理学和生物遗传学也对智力、性格等的代际传递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些指标并非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且很多方法也已远远超出社会科学的范围。故略。
19 据史学研究显示，科举制的公平性在宋朝大大提升，当时很多大臣的子孙由于未能考上科举而只能担任中低层官员，据称“富不过三代”的俗语就产生于当时。
20 经济学界对中国收入流动性的现有分析则主要关注代内收入流动。尹恒等（2006）发现中国城镇的代内收入流动性在1990—1995年较大，但是1995—2002年显著下降；孙文凯和路江勇（2007）则发现农村的代内收入流动性大于城镇，且在1986—2002年呈现先上升后稳定的趋势；Nee（1996）也发现农村的代内流动性在1978—1989年处于上升趋势；Khor and Pencavel（2010）则发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代内收入流动性和其他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类似，大于美国等OECD国家，且农村的流动性小于城镇，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随着截面收入差距的扩大，代内收入流动性开始下降，且城镇更明显，导致这一时期的农村代内收入流动性开始大于城镇。这些研究和本书一样，都采用了CHIPS数据，而后文将表明，这一结果与拙作后续章节的发现有一定一致性，即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从代内和代际两个方面来看，农村的收入流动性都大于城镇，且城乡的流动性都呈现出先上升后稳定、甚至下降的趋势。
21 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当期收入对一生收入的代表性较差，会导致大幅估计偏误（Mazumder，2005），而在王海港（2005）一文中，父代和子代的最高年龄分别达到了79岁和76岁，这也是其1988年城镇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远低于本书的原因。我们对此进行了详细检验，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来信索取更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