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章小结

本章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

首先，从1988年到2005年，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提高后降低的总体趋势，而且前期的提高主要来源于低收入者后代的相对收入的提升，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基本的子代个人特征，以及用总收入代替工资性收入时仍然稳健。

其次，从性别差异看，1988年时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明显大于儿子，但是在1995年之后，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大幅下降，之后基本小于和接近儿子的代际收入弹性；而用母亲收入和父母总收入计算的代际收入弹性则和使用父亲的收入相差不大。

再次，从体制内、外的部门差异看，1988年时，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惊人地一致，而在1995年之后出现了很大差异：虽然整体时间趋势都是先下降后上升，但是体制内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远高于非体制内部门；而从地域差异看，中、东部的代际收入弹性差异不大，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明显偏高。

最后，从子代收入的不同分布上看，1988年时，代际收入弹性在子代收入分布的左端最低，在3／4分位左右最大，而右端也小幅偏低；而这一情况在1995年和2002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代际收入弹性在这两年呈现出明显而一致的随子代收入提高而降低的趋势；子代收入分布中间位置的情况在2005年基本仍与1995年和2002年相似，但是左右两端都向上翘起，呈现出和1988年倒“U”形正好相反的“U”形。

上述代际收入流动性从改善到开始恶化的趋势与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体制的建立唤醒了被计划体制束缚已久的经济活力，数亿劳动力通过地域间的自由流动参与到世界分工体系内，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得以克服背景劣势，获得了提高收入的大量机会。而近年来，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逐渐形成，以及要素市场和户籍、福利等核心制度领域改革的滞后，市场化初期带来的社会流动性改善正在走向转折点，家庭背景对于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开始增强。

确实，学区房的高房价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正在远离优质的教育资源，房屋资本化带来的收益正在为子女的海外留学等高额教育支出提供支持，高校扩招和“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困难使得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通过“读大学”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逐渐减小，户籍制度、国有垄断等体制内部门竖起的高墙可能正在把社会中下层出身的年轻人挡在其大好前途之外。阻止代际收入流动状况的继续恶化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