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重要经济事件及分析
2017年，中国经济力挽狂澜，实现了超越预期的增长率，随着“一带一路”等对外政策的逐渐实施，中国经济更加经受住了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的考验。面对新时期的经济转型及社会问题，我国实施了多方位战略，如雄安新区的设立、中国高端设备制造的提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A 股纳入MSCI 指数等战略的实施从各个方面来提振中国经济的活力和解决社会问题。
1.雄安新区——第三个国家级新区诞生
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重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是，东部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带来阻碍，国际市场上消费低迷，靠出口拉动经济难以为继，2010年以后，我国GDP 增速出现持续下滑，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破局之法，所以经济增长由出口拉动转为内需拉动，发展重心由沿海转向内陆迫在眉睫。而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区域增长的不平衡问题主要集中在各大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东部和中西部的不平衡以及一些经济增长极的内部不平衡，其中京津冀的不平衡发展尤为突出。
京津冀地区面临的挑战和矛盾是全国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缩影，人口大量聚集，区域经济相差较大，如河北各城市经济相较于北京和天津有天壤之别，如何进行资源分配及区域分工的问题便横亘在我们的眼前。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多次深入基层调研、会谈，提出建设雄安新区这一国家级新区以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以实现给北京减压的同时也带动河北等地区的经济增长。
图1-6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wind 金融数据
表1-2 建设雄安新区可能疏解的非首都功能
数据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设立雄安新区。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的走访调研和会谈，确定了河北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如同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样，雄安新区同样被赋予了新时期探索创新发展模式的历史使命。雄安的设立是在我国经济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速由“重量”向“重质”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时期，只有依靠创新、培育创新驱动力才能适应和把握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脉搏。雄安新区这一千年大计的设立面临着整合京津冀各区域优势，实现“1+1+1>3”的发展愿望，也是为了缩小京津冀的区域经济差别，建立全球创新高地。
建设雄安主要面临五大问题：一是对雄安的定位和设计。雄安新区是非首都功能的承载之地，首要目标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给北京降压减负，同时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级新区，将会建成一个拥有现代化功能的大城市，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擎”之一。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雄安新区要有规划的进行空间布置，从多个方面来增强新区的自我发展要求。在经济新模式探索方面，雄安应加强创新的能力，通过各种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就业，发展高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利用雄安的地理位置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等众多要素，拉动河北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并驾齐驱。这一布局的实现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撑，雄安的建设离不开人才、资金，所以通过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建立宜人的生活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等，才能为吸引高端人才和优质产业、企业的入驻带来可能。目前，雄安地区到京津的高铁已开工建设，在未来的几年，将可实现半小时到达北京，交通将十分便利。三是雄安的城市规划问题。雄安的规划需要兼顾生态、交通、旅游等诸多方面，这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力度带来巨大的考验。四是产业规划问题。雄安新区涵盖了容县、雄县、安县等三个地方，有“华北之肾”之称的白洋淀便坐落于此，白洋淀的生态环境已经较为脆弱，对雄安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带来了考验。五是住房与土地问题。住房与土地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各大、中城市，房价较高对人才的引进较为不利，所以雄安新区在建设之初就应该考虑到人才的住房问题——合理引导、抑制投机，找出一条可持续的住房供应体系，不要让住房问题成为“千年大计”的绊脚石。
雄安新区是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齐名的国家级新区，与两者不同的是深圳带动的是“开放”，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对外开放的窗口，通过深圳的成功可以将经验推广到珠三角等沿海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去，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浦东带动的是改革，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浦东的角色承担了市场经济示范点的重任，拉开了20 世纪90年代全国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雄安新区带动的将是绿色发展，雄安是要建设成为一个集绿色、智慧、现代于一体的国际化大城市，并起到带动河北甚至华北地区的城市转型，为治霾及环境治理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法。
2.中国高端制造业强势崛起
自1949年以来，我国从落后贫穷、毫无制造业可言的国家发展为一个能够拥有种类齐全、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的国家。制造业举足轻重，它是我国现代化和工业化文明进程的催化剂。制造业是否强大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它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长久稳定地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通过横向对比，我国制造业的落后之处便显示出来，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虽门类齐全，但工业水平较低，创新不足，所以导致竞争力较低；产品数量虽多，但质量方面与全球同类产品相比却得不到认可。中央提出的“制造业2025”战略的实施任务艰巨，产业转型升级亟待解决。数据显示，在高端装备领域，我国大型石化装备、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汽车制造的关键设备以及集约农业装备依然大量靠着进口。中国在低端设备的自给自足率达到了85%，但在高端领域处于的劣势地位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所以能否升级制造业水平，提升创新能力关乎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为此，《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明确将高端设备制造业作为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集各种优势主力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转变经济方式战略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也在重新划分。我国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统筹布局，建设我国高端设备制造业。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兴衰与否决定着国家经济的强弱，也决定了人民生活的品质，它是一个国家与世界竞争的主要影响因素。所以，提升制造业水平达到国际标准代表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也是我国安全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本质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高速发展，所以建立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我国踏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基础。(https://www.daowen.com)
2017年4月，首艘国产航母下水；5月，量子计算机研发成功；同月，C919 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成功首飞；之后，全世界最快的高铁复兴号上路运营。另根据《中国制造2025》报告，高端装备创新工程与制造业创新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等并列“中国制造2025”五大工程，作为我国制造业振兴战略的一部分，承载着我国高端设备跻身于国际一流水平这一“中国梦”实现的希望，同时我国通过法规制度的配合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集中政策、资金等一切力量来推动高端制造设备项目的进程。这种种事项都表明，我国在高端设备制造业领域已经从前期的认识不足和中期的奋力追赶到了当前的强力政策支持和有明显进步这一阶段，相信我国的高端设备制造业将在不断优化、不断升级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3.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政策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高的重视。将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得到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认可。以英国和欧盟为例，英国央行将微观、宏观审慎及货币政策三者集于一处，专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与管理，以形成与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定货币政策相对应的独立机构。欧元区同样将货币与宏观审慎政策紧密结合，组成了以欧央行为核心和各成员审慎当局共同负责的政策框架，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视程度。
我国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是在2011年，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与自有资本水平的相适应，防止因利诱导的杠杆水平的盲目扩张，给金融机构带来风险。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差别准备金机制已不能完全满足防范风险的需要，2016年起，我国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格”为MPA 体系，通过宏观审慎体系（MPA）的建立，更多的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被纳入监管的范围内，从多个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引导，通过逆周期的调节，以期改善金融市场环境；2017年又将表外业务纳入MPA 的管理范围中，从表内和表外两个方面加强对金融机构风险的管理，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机构的健康平稳运行；2018年同业存单业务加入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大家庭，从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
立足于本国市场的基本情况，在深入了解、汲取国际宏观审慎政策的情况下，2015年中央人民银行将跨境资本的流动纳入了MPA 体系，同时在外汇市场和跨境融资两个维度，对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杠杆融资行为和通过短期自由资金的炒作两个方面采取逆周期调节。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以及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并驾齐驱将为政策制定者调控经济政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方法和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金融稳定四大方面。中国较为通常使用的调节政策主要是货币和财政两个方面。然而这有时会出现两难境地，如经济增长低迷与金融泡沫共存时，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可能会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而期望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来挤压金融泡沫会导致经济进入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此外，有研究发现，货币政策本身可能也是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根据丁伯根法则，当一项经济政策只针对一个政策目标时，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同时使用的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解决系统性风险用宏观审慎政策，而对于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经济目标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工具。2018年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双支柱调控的提出为此提到了新的高度。
央行通过因城施策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力度。当前，银行方面，流动性平稳，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也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大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情况健康稳定，杠杆和投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普通企业和居民的借款需求得到一定的保障。另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建立为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提供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也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参与建设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的建立，将有效的改善金融市场面对的环境。首先，货币政策与MPA 体系二者会相互影响。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市场利率和汇率的作用将影响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同样，宏观审慎政策的宽松还是紧缩对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也产生了影响。第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双支柱调控体系的主导者对系统性风险和宏观审慎政策作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对二者的融合有较好的保障。第三，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部门的监管者也是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者，其特定的角色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设立在央行的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与财政部和三会对政策的制定与实行集合着各自的优势。
4.A 股纳入MSCI 新兴市场指数
MSCI 是美国著名的指数编制公司摩根斯士丹资本国际，从1969年编制出第一只指数产品开始，到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据公司官网显示，全球100 家重要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有97 家是其客户，某股票纳入MSCI 指数将意味着非常大的买盘，从而MSCI 指数逐渐地成为反应国际投资者投资的风向，给投资者的投资带来参考。
2017年，中国A 股纳入了MSCI 新兴市场指数，在连续三次的失败后，中国A 股终于被认可，第四次成功纳入该指数。随着A 股市场的进一步国际化，准入制度也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初始纳入的22 只A 股将分为两步：分别于2018年5月和8月实施。这意味着从2018年开始，国际投资者将可通过MSCI 指数来购买A 股股票。
A 股纳入MSCI 新兴市场指数如同实体产业2002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后者是实体产业进入了全球化范围，而前者则是中国股市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这将为中国资本市场参与国际化带来便利。A 股纳入MSCI 指数，在两个方面对中国的股市起到促进作用：一是这意味着国际化资产管理公司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在不断的增强，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反映出了这一担忧的缓解和消化；二是这是国际市场对中国证监会主导的股市治理和改革的认可，反映出中国股市的阶段性成长，对股市未来的发展带来利好。尽管目前看来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市场也对中国股市信心十足，但由于股市停牌过多，沪港通、深港通的交易额度的限制，股票停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加强中国A 股纳入MSCI 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5.国企混改有突破性进展
2017年是国企改革的“施工年”，继2016年发改委宣布展开第一批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以来，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要求推进大型国有垄断领域带头迈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给其他企业的改革形成模范作用。国企混改对于政、企参与方都存在着较大的挑战。政府需要完善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建设，为混合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开辟道路，保驾护航。而国有企业作为被投资的一方需要改变思维、积极参与、拿出诚意、真正的与民营企业合作，规范合理地建出一个新模式。
国有企业混改是一项重大的产权制度改革，虽然过去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当前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首先国有企业需要清产核资与资产确权，避免国有资本的流失，再者国资管理体制的提升也亟待解决，现有的法律法规限制了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然后是企业公益机构的剥离与移交问题能否处置好对混改项目将带来较大影响。
2017年，共完成134 家央企的公司制改革任务，扫清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障碍，所以2017年可称为国有企业混改的见效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