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现代经济中，汇率不仅是货币间兑换的比率，也是开放经济下的一个核心变量。从国际角度来看，汇率的波动会引起资本的跨国流动，贸易均衡的变化，以及通胀和资产价格变动的跨国传导；从国别角度来看，汇率的变化会影响到一国国内的价格指数与利率水平，并且各国政府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也通常以维护该国货币汇率稳定为先决条件。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很难再形成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政府均在探索适应本国经济体制，可保持币值稳定的汇率政策机制。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经济体已经难以单独引领全球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角色。世界上呼吁各国协同应对金融危机、维护汇率稳定的声音逐渐加强。在此背景下，于1999 成立的20国集团国际经济论坛（以下简称G20）的影响力近年来日益显著，其在协调各国金融政策，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发挥了实质作用。在2010年的G20 首尔峰会中，汇率作为一个专门的议题被讨论提出，并达成诸如“提高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和“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等成果。2016年杭州G20 峰会公报中，重申了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承诺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同时声明各国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透明度。由此可见，汇率问题的妥善处理，不仅需要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有着清晰认识与精准把控，同时国别研究的经验分享和政策借鉴也不容忽视。

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G20 中的亚洲国家，原因在于G20 国家均为世界上的重要国家，有较强话语权与影响力。同时，其中的亚洲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它们在经济增速的不断调整中容易出现汇率的剧烈波动，其汇率走势有较强研究价值。另外，亚洲多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和汇率政策各有不同，也有助于我们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过往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研究亚洲汇率的角度各不相同。朱孟楠和严佳佳（2007）将人民币与日元、菲律宾比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等六种货币进行互动性比较分析，同时认为现阶段我国应该在不放弃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考虑适度放宽汇率波动的区间。万志宏等（2009）针对Ogawa 等（2005）推出的亚洲货币单位（AMU）指数，运用月度数据对双边汇率变动进行说明，试图揭示影响AMU 汇率变动的主要经济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各主要经济体与货币篮子之间的汇率变动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汇率表现的时间惯性基本一致，且对美元汇率比较敏感。郭志芳和林季红（2013）利用1997年至2010年亚洲八国的数据，研究了日本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FDI 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东道国汇率波动加剧，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同时若东道国汇率预期升值，日本FDI 下降。杨雪峰（2015）利用2010年至2014年的数据研究了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锚的可能性，并认为中期内人民币不会成为亚洲区域内的单一货币锚，即亚洲部分国家以美元和人民币混合构成的货币篮子为锚。刘伟江等（2016）发现人民币与印度卢比和新加坡元之间相关系数较高，而与日元和韩元间的相关系数则相对不稳定，2010年6月新一轮汇改后，人民币与各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汇率间相关关系波动变大，但整体仍保持在较高水平。Henning（2012）研究了东亚国家隐含货币篮子的权重，结果发现美元在各国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正在不断下降，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这样的东南亚经济体正在试探性地参与"人民币区"。Almukhtar 和Hamid（2015）利用1980年至2011年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得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外国债务存量的增加却减少了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的实际汇率波动，但增加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实际汇率波动的增加。我们分别进一步考察了几个重要因素对两组国家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Caporale（2017）利用1993年至2015年期间美国与韩国等七个亚洲国家的月度双边数据，研究了权益和债券投资组合流入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除菲律宾以外，较低的汇率波动与亚洲国家和美国间的债券流动有关。(https://www.daowen.com)

整体来看，过往涉及亚洲汇率的文献主要研究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但很多都没有涉及对汇率自身走势的观察。同时，近年来的新现象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尤其是针对本文要选择的五种G20 中的亚洲国家货币，即人民币、日元、韩元、印度卢比和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卢比的比较研究。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对亚洲五国汇率走势与变化的总体状况进行观察，随后分析各国汇率走势的经济背景以及各国在汇率变化同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接着再利用VAR 模型对影响汇率走势的几个经济因素展开实证分析。最后，我们总结全文并重点提出对人民币汇率的思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