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建议
1.主要结论
基于EKC 和STIRPAT 模型，利用1992～2015年二十国集团的数据来研究二十国集团CO2 排放的各项影响因素，并检验其数据是否符合EKC 的各个假设。研究结果表明：
（1）1992年至2015年，二十国集团的CO2 排放均呈现增长趋势，但不同的国家群组之间的增长情况却存在差异，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整体上呈微弱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组整体上则呈现上升趋势。
（2）静态回归的计量结果表明，二十国集团的CO2 排放与EKC 假设一致，即CO2 排放与人均收入呈倒U 型，且尚未过拐点。在二十国集团整体面板数据估计中，人口因素对CO2 排放影响最大，人口每增加1%，CO2 排放会增加约0.855%，其次是人均GDP，每上升1%，CO2排放将上升0.83%。
（3）动态回归的数据表明，前期的CO2 排放对当期CO2 排放有正向的累积效应。在二十国总体数据回归中，CO2 排放一阶滞后项的系数0.1%水平上显著，为0.725，系数大于零说明前期CO2 排放越大会导致当期CO2 排放更多。城镇化和老龄化对CO2 排放存在不显著影响，意味着它们对二十国集团的CO2 排放没有起到最关键作用，作用比较显著的是人均GDP、人口规模、碳强度和开放度，其中人均GDP 对增加CO2 排放起到最主要作用（系数为0.2），而碳强度对减排作用最强（系数为0.303）。动态回归中，二十国集团CO2 排放符合EKC 模型，CO2 排放与经济发展呈倒U 型关系，且未过拐点。由于二十国集团整体人均GDP 未过倒U 型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也就是说二十国集团整体上还不具备控制污染排放和实施严格环境管制的内在动力和能力。
2.提出建议
（1）提高技术水平，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二十国集团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其经济仍会继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不断壮大，产业升级不断推进，快速城镇化，使得这些国家对能源和资源需求大大增加。城镇化是各国发展中所必经的，发达国家早已开始且城镇化进程已经稳定，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却又时常与环境规律相违背，单纯选择降低CO2 排放而使城镇化停滞，也不是明智之举，毕竟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还是发展。所以开发利用新能源、节能减排，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十分重要。政府应该积极鼓励新能源的推广和使用，使用清洁能源来替代煤炭、石油等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时，应当主动学习先进的节能技术，不要单纯为了招商引资而放弃环境保护，发达国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不要为了一国私利而将高污染的产业外移，污染问题是全球问题，任何一国不能独善其身。实证结果显示人均GDP 和CO2 排放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技术水平到CO2 排放为单项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二十国集团的CO2 减排遭遇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要想不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又可以节能减排，似乎无法做到，因此必须提高技术水平，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2）控制人口数量，提升居民绿色消费意识
人口数量是对CO2 排放“贡献”最大的变量，很多环境问题的出现从源头上来说都是由人口问题引起。人口快速增加给资源、环境、社会造成许多不好的影响。例如，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食物来养活，必然要求增加农业生产，而农业活动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不断增加的人口也增加对能源的使用，城镇化也是人口增加的一个必然结果之一，而国际贸易也正是为了满足国内人口对国外产品的不断增加的需求而产生。所有这些人类活动活动都对CO2 排放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控制人口数量十分必要。在人口规模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人口质量也要提高，主要是绿色消费意识。人口规模对环境的影响是一种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公民的环保意识对于降低碳排放却能产生快速反应。从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减少使用高能耗电器、多植树造林、到资源的回收利用等，每一件小事都是很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比推行环保政策要容易执行。
（3）制定严格有效的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若考虑到环保政策差异化因素，不同国家的EKC 的倒U 型曲线则会所差异，作为外部强有力的政策干扰，严格有效的环境法规，可以促进经济向绿色化发展，由此改变EKC 的形态特征，甚至可能会让拐点提前到来。制定严格的环保政策，就是将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写到法律中来，以强制手段对市场上的经济主体进行强制性约束，给予环境保护强有力的后盾，保证环保政策的实施，对违反违规人员或企业予以惩戒。在具体的规定制定时，要细化条款，具备可行性。例如，可以建立限排制度。根据不同企业类型来划定排放标准，未达标者，首先予以行政处罚，屡教不改且影响恶劣的，强制关闭营业。也可以建立产品CO2 排放标准体系，符合标准的产品予以在市场出售，反之则禁售，并责令厂商整改，技术升级；也可以考虑制定碳税，针对现阶段二氧化碳排放情况，面向所有集团内的国家同类产品制定相关税收政策，用来补贴减排所需要的资金。
（4）不同国家应区别和明确减排责任
发展中国家整个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相较于发达国家是比较落后的，这意味着更高的能耗和更大的减排空间，平均而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拥有更低的单位CO2 排放削减成本，因为污染物边际的减排成本曲线一般都是单调递增的。发展中国家应当转变发展方式，推行产业升级，对能耗大的产业积极淘汰，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多元化发展，这样带来的环境收益大于淘汰成本，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达国家在计算二氧化碳排放上不仅应该关注自己领土范围内生产型排放，也应该将消费型和转移的碳排放纳入计算，从而引起发达国家内部的居民对碳排放问题的重视，来升级消费模式。发达国家应当利用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大力采用低碳生产，运用科技来提振经济发展，从而使拐点提前到来，进入第二阶段，人均收入越高，CO2 排放越低，帮助缓解全球减排问题，主动承担减排责任。
（5）加强国际合作，国家自主减排贡献
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保护环境是每一个地球人的责任，每个国家不能只追求自身的发展，就以“减少温室气体会阻碍经济发展”为借口来逃避二氧化碳减排责任，而是要制定针对性政策，积极有效地行动起来，开展国际合作。作为全球最引人瞩目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二十国集团更应该积极合作，摒弃以往自上而下“摊牌式”的强制减排，代之以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这种方式使得各国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可以灵活地根据自己的国情调整减排目标，采取减排措施，这样做可以减少谈判阻力，国家间尤其是具备影响力的国家合作意愿会更强烈，国际协议执行起来也更容易。而且大国间的多变或双边协议，例如中国和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分别签署的气候变化双边声明，有助于解决众多分歧，求得共同行动，便于实现全球共同努力减排的目标。与此同时，国家间的减排合作也有利于公众对气候科学的认知进一步深入，便于环保理念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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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基金项目：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专项资金资助.
[2]样本数据选取的时间段是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取的，同时考虑到俄罗斯联邦从苏联解体后的特殊时间。
[3]http：//data.worldbank.org.
[4]http：//edgar.jrc.ec.europa.eu/overview.php?v=CO2ts1990-2015&sort=asc1.
[5]原本20 个国家24年的时间跨度样本数据应该为480 个，但由于俄罗斯1992，1993年的开放度数据缺失，故实际样本数据为478 个。
[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组标准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29 个发达经济体分类，分别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芬兰、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瑞典、瑞士、中国香港、丹麦、挪威、以色列、新加坡、新西兰、塞浦路斯、冰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