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其他国家
（一）巴西
作为21 世纪新兴国家的主要代表，巴西近年来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目前位列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同时，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巴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57%。不过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巴西的自然环境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据2013年《巴西气候变化论坛全国评估报告》预测，随着全国平均气温的不断抬高，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北部亚马逊流域的极端干旱天气将频繁发生，致使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退化为大草原，而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降雨将明显增多，洪涝的威胁也随之增大。到2100年左右，亚马逊地区的降雨量可能降至现在的45%，平均气温则上升6 摄氏度。如果不能有效遏制乱砍滥伐现象，“地球之肺”的森林面积将会急剧减少，最终有可能出现多个地点“草原化”现象。这份报告汇总了近百名科研人员长达7年的研究成果，并被提交给巴西气候变化论坛，该论坛于2013年在圣保罗召开。报告中还指出，气候变化将给巴西的农业、电力、水利等领域造成严重后果。为此，巴西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改变当地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帮助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1.减排与碳交易
2011年，里约热内卢市颁布了《气候变化法》，规定各部门与企业须在2012年底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8%，2016年和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16%和20%。该法令为里约市的减排治理工作制定了阶段性的目标。2012年，里约热内卢还与世界银行合作推出一项节能战略计划，这是里约市实现上述低碳目标的进一步落实。计划中提出将建立一套新的碳交易制度，使得当地政府可以将本市的减排成果转换为经济收益，再将得到的收入投资于更多的可持续发展项目。[13]
事实上，早在21 世纪初，巴西政府就意识到减排的重要性，并且付出巨大努力。就全国水平而言，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4年达到峰值（26 亿吨），此后便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中，2005年下降到21.92 亿吨，2009年则下降到17.75 亿吨。2012年，巴西政府设立了数字化的森林资源交易平台BVRio，允许林场主将自己多余的森林砍伐“配额”交易给其他林户，同时也可以出售与其林木资源相对应的碳交易份额，并通过财政补贴来保证原始森林的自然面貌。[14]为了规范碳汇交易市场的运转，巴西政府也出台了配套的法规政策，并对其实施严密的监管。
2.新能源开发
1973年，过分依赖能源进口的巴西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遭遇沉痛打击。为避免悲剧重演，降低国家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巴西政府根据自身的资源水平，于1975年推出了轰动一时的“国家酒精计划”。所谓酒精计划，是指重点发展以乙醇和生物柴油为代表的生物能源技术，充分利用巴西的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大量种植木薯、甘蔗等作物，并从中提取足够的酒精，从而实现以生物燃料作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巴西政府利用财政补贴、额度分配、强制采购等各种方式推广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例如规定人口在1500 人以上的城镇必须安装乙醇加油泵，并且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生物燃料在汽油中的比例等。历经数十年的努力，巴西目前跃升为全球第二大乙醇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具体而言，2013年巴西的乙醇产量为237亿公升，2014年达到277 亿公升；2013年巴西甘蔗种植面积为850 万公顷，2014年增加到880 万公顷。[15]大力研发生物燃料是巴西的一项基本国策，政府通过制定能源、农业、经济等一系列法律来推动落实。近年来，除开发乙醇燃料外，巴西政府还鼓励开发生物柴油技术，利用大豆、玉米等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农作物制造新型生物能源。生物燃料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巴西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在各国纷纷开始研发新能源的今天，生物能源作为一种新型清洁能源让巴西站上了世界的前列。
此外，巴西政府也对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其他新能源方面提供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特别是在发展风能方面，巴西东北部地区是世界上利用风能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其风能发电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3.森林资源保护
亚马逊森林地处巴西北部，是全世界最大的热带森林。在过去的若干年内，工业的无序扩张和无节制的乱砍滥伐致使森林面积急剧下降，并由此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0%。为保护生态环境，巴西政府通过立法渠道制定了相关法律，包括《亚马逊地区保护法》《气候变化与环境法》《巴西21 世纪议程》等；此外还与国际组织合作实施自然生态保护计划，累计投入上千亿美元，对亚马逊流域进行专项的生态治理。2006年初，巴西政府大力推行森林监督和管理条例，并制定出具体的调控目标，即2020年巴西将在减少80%森林砍伐的同时实现新增植树面积翻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22 亿吨。据巴西《圣保罗页报》报道，2012年巴西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为20年来最低值，约14.8 亿吨。而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亚马逊森林资源砍伐量的下降。在1990年到2012年期间，巴西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上升了7%，而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了37%，说明巴西政府保护森林资源的政策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印度
印度是全球人口第二大国，也是碳排放量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全球变暖对印度自然资源和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日益突显。受困于贫乏的石油资源，印度的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因为当地的煤炭储量十分丰富。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迫使印度进一步扩张对能源的需求，从而加剧了对煤炭的依赖，并一度达到能源消费的一半以上。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印度则必须减少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选择一条低碳的发展道路。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印度的态度可谓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即强调经济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而一切有关减排的活动都应获得相应的补偿。在哥本哈根谈判中，印度承诺至2020年实现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5%。与其他国家消极面对气候合作的态度不同，印度政府在国内大力提倡低碳经济，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满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求。2008年6月，印度颁布《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定全面规划，同时表明了对环境治理的态度和决心。行动计划的内容非常宽泛，其重点强调要实施八大全国性计划：绿色印度计划、可持续生活环境计划、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计划、农业可持续发展计划、提高能源效率计划、太阳能计划、水资源计划和喜马拉雅生态保护计划。
印度发展低碳经济的侧重点十分明确。首先，在整合原有法律的基础上颁布新的《电力法》，实行“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依照能源效率标准建立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匮乏地区除外）碳汇交易市场，以促进相关企业节约能源。其次，政府强调对生态脆弱地区的重点保护，将喜马拉雅山区自然资源的保护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最后，政府在低碳经济的监管程序上角色明确，政府只进行综合审批与提供利率或财政补贴，具体项目的监控主要由银行进行。[16]
印度低碳经济实践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司法机构的参与。为维护公众权益，高等法院可直接对污染企业提起诉讼。另外，只要发展低碳经济涉及公共利益，地方法院有权审查项目的合同并对相关纠纷进行裁判。[17]
（三）韩国
为实现“低碳绿色增长”的发展战略，建设绿色经济强国，韩国政府在立法上积极推动，目前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法律监督体系，涵盖农业、能源、制造等相关领域，并且创造性地推出一系列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
2008年8月，韩国政府发布《国家能源基本计划》。该计划指出：到2030年底，国家要降低能源消费中煤炭和石油的比重，从目前的83%下降到61%；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把其比重从提升至11%。同时注重提高能源的循环率和自主率，计划到2012年，能源循环率提高到16.9%，而1995年时仅为5.5%；能源自主率要由2007年的3%提高到14%。[18]
2008年9月，韩国政府发布《绿色能源发展战略》。首次将可再生能源提升至国家战略地位，同时在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提出了可实现的目标，其目的是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绿色产业的差距，为新兴的能源产业从研发到出口提供全程的支持。
2009年7月，韩国政府发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提出应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最终实现韩国的能源独立，并积极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计划到2020年将韩国发展成国际公认的“绿色大国”。此外，政府还发布了《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和《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战略路线图》，这几个战略文件共同构筑了韩国绿色增长模式的框架。
2009年1月，政府决定制订《绿色增长基本法》，并于2010年4月正式颁布了这条法律。该法律综合吸纳《能源基本法》《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和《可持续发展基本法》的核心框架。其主要内容如下：到2020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温室气体排放预计量”的30%；构筑绿色低碳增长基本框架，今后将全面依法实施绿色低碳增长计划；制定绿色低碳增长国家战略、气候变化、能源、绿色能源产业等项目及具体的实施计划；实行能源和气候变化目标管理制、设定温室气体中长期的减排目标、构筑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管理体制以及建立低碳交通体系等有关内容。[19]
由上可以看出，韩国政府从制定绿色低碳增长战略到该战略的全面展开实施，采取了立法、政策与规划高度同步并进的方式，这样可以更好地为该战略的顺利实施予以保障。
参考文献
［1］冯静茹.《论欧美碳交易立法路径的选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河北法学》，2013年第5 期.
［2］李海东.《从边缘到中心：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美国研究》，2009年第2 期.
［3］高翔，牛晨.《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进展及启示》《美国研究》，2010年第3 期.
［4］卢璐，邓红兵.《美国温室气体减排努力现状及近期动向》《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2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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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志，陈波.《碳交易市场走势与欧盟碳金融全球化战略研究》《经济纵横》，2011年第1 期.
［9］陈奕琼.《欧盟碳交易市场实践给我国带来的启示》《现代商业》，2015年第15 期.(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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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盈，匡建超.《中外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中外能源》，2014年第19 期.
［14］孙英兰.《国家方案应对气候变化》《瞭望》，2007年第24 期.
［15］丁金彪，钟青编.《碳市场蓝皮书：中国碳市场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16］王彬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及其立法跟进》《时代法学》，2015年第13 期.
［17］郭冬梅.《印度低碳经济对策及对中国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4 期.
［18］于欢.《印度出台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中国能源报》，2010年1月28日.
［19］宋彪.《“韩国绿色增长基本法”述评》《国际商报》，2010年2月3日.
［20］赵刚.《韩国推出“绿色新政”确立低碳增长战略》《中国科技财富》，2009年第17 期.
【注释】
[1]李海东：《从边缘到中心：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美国研究》，2009年第2 期.
[2]参见“布什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演讲”。
[3]欧盟委员会：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index_en.htm，2016年1月20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jlyd/201502/20150200888593.shtml，2015年2月4日.
[5]杨志，陈波：《碳交易市场走势与欧盟碳金融全球化战略研究》《经济纵横》，2011年第1 期.
[6]李布：《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特征、绩效与启示》《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第3 期.
[7]张盈，匡建超.《中外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中外能源》，2014年第19 期.
[8]孙英兰.《国家方案应对气候变化》《瞭望》，2007年第24 期.
[9]国务院办公厅：http：//www.gov.cn/zwgk/2012-01/13/content_2043645.htm，2012年1月13日.
[10]丁金彪，钟青编.《碳市场蓝皮书：中国碳市场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5 页.
[11]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2014年.
[12]中国新能源网：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81611.html，2015年8月17日.
[13]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18/c_111984633.htm，2012年5月21日
[14]人民网：http：//env.people.com.cn/n/2012/1226/c1010-20023223.html，2012年12月26日.
[15]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20131224/100317732350.shtml，2013年12月24日.
[16]于欢.《印度出台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中国能源报》，2010年1月28日.
[17]郭冬梅.《印度低碳经济对策及对中国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4 期.
[18]赵刚.《韩国推出“绿色新政”确立低碳增长战略》《中国科技财富》，2009年第17 期.
[19]宋彪.《“韩国绿色增长基本法”述评》《国际商报》，2010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