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美学体现意味的人性美
中国陶瓷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装饰感与形体感随着时代的美学精神而改变，但是，其本质始终表现为内在的实用性，而这种实用性又具有浓厚的人的精神。儒家是中国文化的血液，儒家以礼求仁，故器为礼用，延伸它的意义，以人为主体而存在。这就使得中国陶瓷像其他工艺器皿一样，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担起着服务于人的目的，又反映了人的精神品位，即思想的折射以及对美的无限追求。儒学是“仁”学，由此，儒学开始了人的研究，因而也影响了中国艺术的美学思想。孔子主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就显示了一种人性的自觉精神。李泽厚认为：“孔子指出，即使神圣的‘礼乐’传统，如果没有这种人性的自觉，它们也只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外壳、死物和枷锁。”因此，联系到器物用具，除了作为典礼或日常应用之外，其审美的取向应是人性的，符合人的本身情感以及人道的本性。而孔子在讲到六艺时要求“游于艺”，只有达到“游”的境界，才能自由地驰骋于知识领域，那么也就意味着人由于掌握了艺术的规律性，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自身的解放，正如今道友信教授在研究东方美学时所认为的那样，他认为孔子的艺术思想是向彼岸世界的精神的上升。因为追求艺术成熟的过程，就是向神无限接近的过程。“成于乐”就是这种艺术经验的超越体味。看来，无论是先前的“仁”，还是后来的“乐”，都是诉诸到人本身的不断超越，从而获得了一种审美境界。中国陶瓷吸收了这种美学思想，使得陶瓷既具有了实用性的世俗美；同时，人性的光环映照，使得中国陶瓷情致盎然，内涵丰富，而儒学“礼”的影响，使得中国陶瓷在构造上经常显得中和端庄。
儒学并非是一部完美无缺的思想理论，道家与释家的补充使得中国美学富有完整的人性美。比尼思说：“西方艺术充满着对于可见世界的美妙景象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感受，尤其对于人类的美、人类活动的美的感受就更是如此。但是在闪闪发光的河流、绿茵茵的草地、阴影婆娑的树木和绿色的山群诸美之外，还有着西方艺术所规避的某些领域：太空，这包容一切的、无限的、未开拓的太空。”比尼思在此正道出了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关键区别。
禅学追寻生命的永恒性，在有限中求无限，瞬刻中求永恒，强调空幻、短暂、寂灭，因而使中国艺术走入一个幽深渺远的境界，这也正是中国艺术的魅力之所在。由于禅的空幻感是在人生经验中的当下即得，而且也是在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所以禅意正是在对感性生活的超越以及经过理性哲思的积淀后而形成的。因而它是一种心灵絮语，但是由于来自现实生活，它始终在寂灭中仍生机无限，在空幻中仍能听到山涛水声。这正如李泽厚所说的：“具有禅意美的中国文艺，一方面既借自然景色来展现境界的形上超越，另一方面这形上境界的展现又仍然把人引向对现实生活的关怀。”这就使得中国陶瓷既有镜中花、水中月的空幻美，同时又充满了现世生活的生命精神。
如果说不考虑中国陶瓷的功能性，光是从欣赏角度来看它，它始终具有一种鲜明的日用性。即使是最富禅意美的宋瓷，仍然在空灵、精妙的外形中透出了生活气息，从而显示了禅学是对生活、人生、人、动物、植物以及无生命物体的一种形而上的审美，这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孔子的“仁”本身就是审美一样。因而，纵观儒、道、释三者主流思想，由于它们互相吸收与同化，实际上中国文化早已区分不出它们之间的彼此了。而中国陶瓷正如其他艺术一样，就是在这三位一体的美学精神下焕发出各自独特的光彩。以磁州窑为例，磁州窑是一座民间瓷窑，它那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装饰题材、粗犷洒脱的艺术风格以及鲜明生动的造型品种，都因历代封建统治对民间艺术的偏见而未受到官方重视。但是，它的艺术价值却是名垂千史，时间给予了它正确地评价。磁州窑在陶瓷发展史上创造性地将单色釉瓷器发展到了彩瓷装饰阶段，并且融中国绘画、书法、诗词于一体以及图案装饰法，生动地呈现了一部中国陶瓷史、文学史以及美术史的艺术缩影，同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三位一体美学精神下的浓浓的人性情调。如宋代磁州窑的一种铁绣花瓶，民间陶瓷艺术家匠心独运，巧妙地把中国绘画中大写意的技法作为图案绘制在瓷面上，即将具有中国浓厚的文化品位的绘画的表现方法运用到图案设计中，使得图案写意与工艺相得益彰。此外，它的瓶口微小，瓶肚却庞大而圆润，到底部又收缩到瓶肚直径的三分之一，整个构造与道家精神不谋而合。综观整体，它不但深得三位一体的美学精神，而且流动的线条，明快的写意装饰，静止的体形，色彩的强烈对比，使这个最平常的花瓶百看不厌，回味无穷。这不仅是审美上传递的愉悦感，更是它那民间气息中透出的深厚的人性意识，使观者与艺术品之间达到了精神上的融合。
中国陶瓷艺术在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中浸染而成，做到以人为主体，解决了人与物的对立关系，把陶瓷作为传达生命意义的载体，一方面，中国陶瓷已显示出人类与客体和谐相处中的人性美。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思考人生、宇宙、万物时，他们寻求着把自己的生活与潜藏在宇宙万物中的纯粹精神联系在一起，因而中国陶瓷艺术往往显示出这种形而上意味的人性美，如宜兴紫砂陶器，可以说它完全是中国美学精神的化身。因此，在与人的关系方面，中国陶瓷艺术具有有意味的人性美。
综观上述，中国陶瓷作为日用器皿而有别于纯艺术作品，中国陶瓷艺术的魅力显示了中国陶器在世界工艺史上的永恒性，这主要在于儒、道、释三大主流思想的共同点都在于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中国陶瓷显露了典型的中国美学的精髓，一方面，作为日常的器物致用，构造上已显示出它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对结构及瓷面、装饰等的刻意营造，却暗示了人们在日用处体味美感或人生中的意义。这正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超越了日用经验后所积淀下来，以艺术的方式传达出生命精神的境界。如元朝青花瓷器常见的都是些大件器物，大盘、大梅瓶、大罐等，器形单一，具有禅的韵味冲淡之美，器面几乎全为青花所覆盖，器面绘画并无中国山水中的“空白”之美，却未给人繁缛之感，相反显露出一种生活气息浓郁甚至给人以壮美之感，这就是儒、道、释三位一体的精神表达。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使得日用性的中国陶瓷显示了比日用性更有意义并超越日用性的美学精神，使得中国陶瓷最终走向世界，走向永恒。
【注释】
[1]《美术原理新编》，杨辛、甘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