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的特征
（一）阶级性
战争是一种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关系整个社会生活的特殊社会活动形态，而军事又是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因而它们必然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因此，作为揭示战争和军事领域一般规律的军事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性。战争和军事领域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又是通过从事战争和军事的人们的活动表现出来的。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存在阶级差别的，不同阶级的人们，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因而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也就不完全相同。阶级社会的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的伴随物。军事思想作为战争规律的理论概括，必然会被打上深刻的阶级烙印。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因而任何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军事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军事思想，它必然要服从本国的政治并为其服务。对民族之间的战争、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也要作阶级分析。它们仍然是政治的继续，反映一定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政治观点，决定军事思想的阶级性质，并制约其发展方向。譬如，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的，它所揭示的军事规律，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指南，并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斗争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
（二）实践性
军事思想来源于战争和军事实践，又对战争和军事实践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并在战争和军事实践中受到检验、得到发展。实践性是军事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毛泽东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从历史上看，人类早期的大规模战争，多发生在地中海沿岸、西亚和中国的中原地区，人们总结这些地区的战争经验，于是就出现了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思想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军事思想。战争实践具有间断性的特点，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人们通过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演习和科学实验，也可以总结出新的军事思想和新的战法。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同一方向上集中使用大量坦克的理论和战法，就是在军事演习中确立起来的，并成为“闪击战”的理论基础之一。当然，这种实践形式同实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获得的经验教训也远远不如实战那样深刻。
（三）时代性
任何军事思想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思想各有自己的特征。这种特征往往最能反映当时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物质生产水平，特别是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水平。譬如，奴隶制社会经济不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武器装备比较原始，军队和作战规模都不大，作战的方式方法比较简单，因而就不可能产生完整系统的军事思想。技术决定战术，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改进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战争的形式、作战方法以及军队的建设，因而也就制约着人们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奴隶制社会的军事思想是在使用冷兵器的基础上创立的，封建制社会的军事思想是在使用冷兵器和早期火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建立，则是同资本主义大工业、机器生产和各国庞大军队及广泛使用火器分不开的。
（四）继承性
军事思想是在继承与发展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是军事思想的强大生命力所在，但这种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所谓继承，是指对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遗产中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原理、原则及宝贵经验的保留和借鉴。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由战争和军事的统一性（共性）决定的。当然，由于战争和军事的变动性和多样性，这种继承也不是静止的继承，而是在运用和发展中的继承。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军事思想，是由于他们除了有一定的战争和军事实践外，还因为他们大量地借鉴了前人和别人的军事思想，深刻地研究了大量的战史和战例，总结了各方面的战争经验。例如，《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著作，但它也吸取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军事问题所取得的成果。法国的拿破仑不仅读过许多兵书，而且注意研究战例。他曾提出要研究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腓特烈等著名统帅的用兵方法以及有关的战役文献。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所以能写出《战争论》这部伟大巨著，是因为他不仅参加了战争实践，而且还详细研究了130多个战例。他的许多结论，都是以这些战例为基础的。恩格斯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和卓越代表，是同他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军事问题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