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历史与民众记忆
（一）村名起源及建村历史
一个村庄的社会发展变迁史，往往凝结着乡民的集体记忆及其对地方文化的特定认知观念。赵世瑜认为：“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他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17]至于北杨庄村名的起源问题，目前村内主要流传着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即“明朝迁居说”，这成为北杨庄人建构村落集体记忆的重要表征。
据《广宗县志》记载，北杨庄村始建于明代正德初年。最初由一户杨氏人员从村南杜家庄迁此定居，取名杨家庄。这种易地迁居的说法得到了北杨庄人的普遍认同，其中也透露出杨家庄与杜家庄之间千丝万缕的村际关系[18]。另据杜家庄《杜氏族谱》的记述，也从侧面佐证了杨氏于明朝迁居的说法。明朝永乐二年（1404），杜公吕一家从山西洪洞县诏迁至此地，占地立庄，取名杜家庄。后来，杜氏家族的外甥杨氏随迁至杜家庄定居。到明正德年间时，因杜氏和杨氏关系不睦，后来杨氏举家搬迁至杜家庄村北，重新建造房屋，另外立村居住，取名杨家庄。若从村落发展形态上区分，杜家庄和杨家庄属于典型的对子村。杜家庄立村时间早于北杨庄，村中老槐树附近的几个家户最早来此定居。杜家庄位于西南角，北杨庄位于东北角，两村立村时间前后相差在100年左右。北杨庄和杜家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地理边界，仅仅凭借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弯曲乡道间隔开来。由于杜家庄与杨家庄近在咫尺，过去两村人口总数相对稀少，因此二村往往被外人视为同一个村子，并合称杜杨家庄，简称杜杨庄。(https://www.daowen.com)
依据现有地方史志及村民记忆的口述资料推算，北杨庄建村时间相对久远，距今至少已有400余年历史。如在明万历年间《广宗县志》中已有相关记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广宗县共辖15社、71村、28庄、16寨、4疃、4台、4屯、3店，其中就提到了杨家庄和杜家庄。在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广宗县志》中，又再次提及杨家庄一村。民国时期《广宗县志》的相关记录则更加详细。据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杨家庄隶属广宗县第二区管辖，时年该村有村民169户，人口867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杨家庄划归广宗一区，治所位于董里集，属于其下辖的25个村庄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杨家庄长期被划归核桃园乡（公社）管辖。1953年，该村隶属于广宗县第二区核桃园公社。当地村民还编了一条“北李、楼斗、七斗店，陶辛、司马和北杨。柏城、核园、三杏村，还有毕、刘、邱、杜庄”的顺口溜，把核桃园公社所辖村庄串联起来。1956年，北杨庄改称杨家庄生产大队。1982年4月，广宗县政府重新划定行政管辖范围，为区别城南的杨家庄，遂将城北杨家庄更名为北杨庄。1984年人民公社制取消，北杨庄成为核桃园乡的行政村之一，村名沿用至今。但对北杨庄人而言，目前他们仍旧习惯于使用“杨家庄”这一较为通俗的称谓。
（二）红色记忆、名人叙事与村落传统
哈布瓦赫认为：“社会信念，无论其起源如何，都具有双重性质。它们是集体的传统或回忆，但也是从对现在的理解中产生的观念或习俗。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思想纯然是习俗性的，那么它也将纯然是逻辑性的。”[19]换言之，哈布瓦赫强调的是某种社会信念或公共意识的建构过程离不开集体性和当代性两个分析维度。同样，对于乡土村落中的农民生活群体而言，农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很容易受到其惯常生活观念或习俗的影响。而这种历时性的影响过程，往往是通过交互渗透、群体塑造的逻辑演绎方式，最终推动乡民生产出一种比较稳定的集体记忆模块，并始终穿插于乡民的日常生活叙事之中。当然，这种集体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不断滋生新的表达形式。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领域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成为研究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的重要理论依据[20]。固然，具体到村落生活传统之“大”与“小”而言，它无疑是乡民集体记忆在地方历史的发展变动进程中形成的结果之一。当下北杨庄人乐于传扬的红色集体记忆，便呈现出鲜明的区域革命文化传统，也深刻滋养了北杨庄村民的日常精神生活。
1938年4月27日，冀南军区成立，其驻地设在邢台南宫，宋任穷出任司令员，下辖一、二、三、四、五军分区。1938年9月，为了应对抗日战争的复杂社会形势，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带领抗战队伍从南宫县转移至广宗县城北的北杨庄和杜家庄一带。凭借两村之间果林茂密、便于隐藏的天然地理优势，这支队伍依靠群众在北杨庄周边乡村不断发展抗战力量，使其成为当时冀南地区著名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被人们赞誉为“西有太行，东有杜杨”。其实早在1935年时，北杨庄村就成立了党小组，并暗自在村中发展地下党员。据当地村民回忆，杨秀峰、宋任穷带领队伍进驻北杨庄和杜家庄期间，积极发展和培育地下抗战力量。杨秀峰还曾给杜家庄一户新生子起名卫国、卫民，以此激励百姓胸怀家国[21]。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北杨庄已经形成了习练梅花拳的村落武术传统，不少村民在冬季农闲时节热衷于练拳自娱。杨秀峰则主动运用群众力量，吸收梅花拳弟子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骨干成员，使得抗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不仅吃住在梅花拳世家中，北杨庄村民还曾专门挖建地窖和地道，方便共产党人隐藏，有效躲避了日军的多轮“扫荡”。北杨庄村内成立了民兵队伍，还设有机枪排，负责日常警备工作，保护村民安全。当地的沙土下面多是胶泥，在胶泥下方即可开挖地道。村民挖设的地道和地窖深达数米，并沿着村庄的东西方向相互联通，形成了通达全村的地下交通网络。同时，冀南行署还在北杨庄油印、发行了第一期《冀南日报》，建立简易通讯电台，通过报纸、电台宣传抗日主张。据《广宗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在广宗县1949年以前的入伍军人名录中，仅核桃园乡北杨庄就有烈士12名之多，可见当时北杨庄人为华北地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表1 广宗县北杨庄村烈士名录表（1949年前入伍）[22]
（续表）
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忘记这一片革命老区曾经立下的汗马功劳。1949年，河北省慰问革命老区工作团曾专门前往广宗县杜杨庄一带进行慰问演出。据村民回忆，1963年广宗遭遇洪水灾害，大量田地被淹，北杨庄和杜家庄周边的果林毁坏严重。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因公务出差路过邢台，询问杜杨庄果林一事。当得知杜、杨两村的果林由于洪水灾害尽数被毁坏时，他不禁伤心落泪，而后专门安排相关人员前往广宗县为老区人民送去一万八千棵苹果苗。他们帮助村民栽种新的果树，扶持村民脱贫，一时传为美谈[23]。当年11月中旬，河北农业大学王发武校长和杨文衡教授带领12名讲师来到广宗县，帮助村民改造沙荒，植树造林，并在杜杨庄一带首次栽种了苹果树。在此之前，村民多种植梨树、枣树、杏树、桃树等果木品种。后因经历“大炼钢铁”时期对果树林木的损坏，加上果木病虫害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北杨庄和杜家庄一带的果林再次被砍伐殆尽。但是有关军民同心抗战的红色叙事已经深深镌刻在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之中。
不仅如此，至今仍被北杨庄村民津津乐道的诸多村落名人轶事，这些事例既是本村后代子孙的效仿学习榜样，也成为年长者日常教育子女的谈资和例证。广泛流传于村落之间的名人轶事不断被村民们加工、传播，这种建构村落集体记忆的特殊方式，无疑能够大大地提升普通乡民对本土村落的群体认同感。村落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也意味着乡民在无形中传承着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例如晚清时期北杨庄邢氏族人邢良卿，他在年轻时曾力劝同乡景廷宾聚众抗捐，唯恐伤及无辜乡党，这一义举甚为村民所褒扬。而后他又游学日本，归国后将其短暂一生献身于地方教育事业。这在民国《广宗县志》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24]：
邢襄，字良卿，杨家庄人，十六岁补县学生员。光绪二十七年，景廷宾聚众抗捐。襄时游学保定，闻警奋然曰：景某，吾戚党，且有旧，吾不忍其死，并祸我乡闾。即日驰归，孤身说廷宾，不听。次年兵至，死者四五百人，襄痛乡人不明时局，弃科举而志教育。入保定师范学堂毕业，充柏乡县教员，旋里，合杜杨两村创立初等学堂。复游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班，兼习警察、音乐。归国充本县高等小学校教习，苦校址隘，筹资购宅扩充之。后就聘河南省立师范学堂，充顺德师范学堂监督，兼劝学总董。以咳血卒，时年四十八。
县志中提及的杜杨两村合办的初等学堂，系邢良卿与杜家庄杜氏名人杜之堂共同操办。杜、邢二人本是同乡，自小关系甚笃。而杜之堂早年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习政法学科，归国后与邢良卿一起在杜杨庄创办初级小学，倡导教育救国。邢良卿、杜之堂在杜、杨两村筹资组建了广宗县第一所初级小学，开设钢琴、口琴和新式体育课。时至今日，曾经在这所初级小学念过书的许多老年村民，每当提及杜杨庄的那段辉煌教育史，仍对当时先进的村落教育理念赞不绝口[25]。当年广宗县全县总共130处初级小学，学生3000余名，依据1931年区立初级小学校各村庄及其人数调查表显示[26]，杜杨家庄人数就达到80人之多，远高于周边其他村庄，可见其初级教育推行力度之大。二人在杨家庄、杜家庄提倡男女平等新式思想，不许女子缠足，并与男子一同接受教育。杜之堂还从日本买来全套小学教育用品，教授国文、算术、音乐等课程。最初，他把自家南院的三间南屋改为教室，自己出资购买木料制作课桌、板凳和黑板。后来入学人数越来越多，他又和邢良卿共同倡议筹资捐献建立了新的小学教室，这也是民国以来广宗县一带成立最早、设施最完备的乡村初级小学。校名最初采用杨家庄、杜家庄两村的“林”“杜”合用方式，曾命名“林场小学”，后又改名为“杜杨小学”，并由杜之堂撰写建校碑文，刻石立于校内。
表2 1931年广宗县初级小学人数表[27]
在抗日战争期间，北杨庄和杜家庄共同成立的初级小学更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教育先锋作用，它也一度成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中心。到了1934年左右，杜、杨两村由原来的四个小学班级扩展为两个民立高小班级，每个班级招收学生40名。后来，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军区司令员王光华曾主抓这所学校的教育建设工作，并定期给学生上课。平时，授课教师主要由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村民兼任，成员包括北杨庄邢永高、杜家庄张丙华等10余名教师。在学校就读的学生后来大部分也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当时学校还教授三民主义常识和地理知识等相关课程，师生每天都要向孙中山像鞠躬。只是后来受紧张的社会时局关系所迫，原本筹建的北杨庄大学堂没能按计划完工。据村民回忆，每当遇到日本侵略者下乡“扫荡”，学生们便把课本藏匿起来，等日本人走后继续上课。虽然形势愈发严峻，但村民在冀南行署的帮助下坚持办学。北杨庄和杜家庄村民还在村东田地开挖了一处大型地窖，将其作为学生的简陋学习教室。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来大部分走出村庄加入了革命行列。一小部分学生留在本村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后期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28]。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杨庄曾经历过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洗礼，成为乡民建构村落集体记忆的关键性素材。北杨庄作为冀南地区知名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在村落内部流传着诸多有关抗日救国的红色记忆和民间叙事，它已广泛渗透到乡民的红色集体记忆框架之中。这段红色历史记忆，甚至还深刻影响着乡民对自身村落文化传统的诠释和理解。一方面村民对过去的辉煌“军民协同抗战史”深感自豪和骄傲，是向外人展示村落“标志性”红色抗战文化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这种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抗战集体记忆，是村民传承红色叙事的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