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拳的伦理观与文理武功

（一）父子道：梅花拳的伦理观

乡村梅花拳在当地又被称为“父子拳”，即师徒之间可以称父子，但父子之间不能互称师徒。透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师徒传承关系，实际上也体现出村民在练拳过程中的亲情伦理观念。北杨庄村民认为，因为父子之间毕竟存在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如果父亲收儿子为徒，在日后传拳时便会心有所忍，恐怕技艺习练不精^[93]。尤其是梅花拳的武场，练武期间不动真格便学不成真功夫，习练者必须要经得起摔打。而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使得父亲往往没有那般狠心训练儿子，并且还可能会使两人产生隔阂，因此梅花拳内部沿袭着“子不拜父为师”的民间规矩。但村民在幼时初练梅花拳基本功时，往往又会受到父辈的家学影响。例如北杨庄梅花拳拉架子的基本功最早就是在父子之间相传，一旦进入更深层次的梅花拳技法套路学习时，父子之间的师徒关系就要划清界限。

其实，对于拜师后师徒之间的关系维系，则主要在于营造、培养一种“情同父子”的亲密关系。乡村梅花拳内部流传着“梅花拳，父子道”“天下梅拳是一家”等说法，梅花拳师徒之间可以互称“父子爷们”。如果从“师”的角度来讲，师徒之间具有“义”的职责^[94]。这种师徒关系表面上看起来与上述“子不拜父为师”的规矩有所矛盾，但它更强调梅花拳师徒间的伦理亲情观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乡村梅花拳增强内部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抱团式”组织运作方式。(https://www.daowen.com)

（二）文理武功：化解日常“难题”

杜赞奇认为，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参与民间信仰活动（如敬神、修补庙宇等），曾是地方乡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95]相比较乡村梅花拳组织而言，文场师傅在村落信仰领域主要承担着类似地方乡绅的“领导责任”。对梅花拳文场师傅来说，他们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帮助村民解决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阴事”和“虚病”。通过自身习得的梅花拳文理武功，帮助村民化解日常“难题”。对于家中已经供奉了梅花拳“架桌子”的村民而言，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小小不然的问题，可以在家中自行焚香敬拜祖师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旦碰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则需邀请村中功力更为深厚的文场师傅从“香礼”上帮忙。例如，该村梅花拳文场师傅邢银超的爷爷在生前曾借助“香礼”功夫帮助村民医病。当时有村民身上长了怪疙瘩，去核桃园医院治疗后仍不见好转，于是找到邢银超的爷爷帮忙。^[96]在北杨庄，目前通晓梅花拳“香礼”的文场师傅主要有邢银超、邢尚宝和王奇亮三人。当然，除了本村村民之外，有时周边村落的村民也会找这些文场师傅帮忙“解事”。他们一般是由于家庭遇到困难之事无法解决时，才会请他们帮忙“医治”。梅花拳文场师傅要从香谱中寻找引发困难之事的原因和对策。等问题解决后，村民还要再到文场师傅家中“还愿”以示谢意。

实际上，就梅花拳武场功夫的传承而言，它看得见，摸得着，属于实打实的拳脚功夫，相对容易学习。文场敬祖师，研究拳理，有文化典籍世代相传。它集佛、道、儒三家学说和周易之理为一体，修心养性，称为文功^[97]。梅花拳文场知识与武场拳法有所不同，它本身属于一种精神意识层面的观念认知，且与人们的身体感受紧密有关，因此文场的功夫修炼更加不易。北杨庄梅花拳文场师傅邢尚彬生前曾对其弟子邢尚娥说：“学‘香礼’难，到老还得捞个难。”^[98]而类似这种文场知识的师徒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来完成。在村民看来，梅花拳内部的‘香礼’知识讲究活学活用，文场知识的修炼也不仅仅只是一层表面功夫。其中请一炉香就有上千种‘香礼’说法，综合梅花拳弟子所请的六炉香，它所显示的‘香礼’则更加复杂多变。例如，处置肚子疼和胃疼的‘香礼’显示方法就大不相同，文场师傅则主要根据‘香礼’中的提示找出具体的处置方案。由此可见，乡村梅花拳的文理武功既考验着文场师傅的个体耐性与知识储备，也是一种满足乡民日常信仰诉求的文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