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之秘密：从“黑拳”到展演扬名
如前所述，以北杨庄为代表的乡村梅花拳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还曾长期处于隐秘运行的生存状态。表面看来，梅花拳只是中国民间武术拳派的诸多种类之一，除拳术技巧不同于其他武术形式之外，并无什么特殊隐秘之处。但该拳派以“祖师敬拜”为典型特征的文场秘密修炼模式，以及相对严格的师承架构关系，无形中强化了梅花拳的秘密属性。而且，从乡村梅花拳前辈起初参与义和团运动留下的惨痛历史教训，再到1942年和1950年地方政府颁布的“扫除封建会道门”严厉政策，紧接着又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除封建迷信，北杨庄梅花拳经历了不断走向“秘密化”的过程。而这种拳派的秘密属性，一方面深受社会时局的政策性影响，拳民们为求自保不得不隐秘运行；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有将梅花拳“神秘化”的传承需求。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段，对梅花拳弟子自身而言，拳派秘密属性的不断强化，实属一种自然而然的应对防护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北杨庄梅花拳一度被认定为村民口中的“黑拳”，但它在村落中的文场、武场传承体系并没有因此中断，反而表现出极其坚韧的拳派特性。
所谓“黑拳”，是北杨庄村民的一种俗化称谓，它体现了村民朴素的“法制”观念。瞿同祖认为，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47]。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乡土社会中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遵纪守法是乡民追求安稳生活的基础保证。大部分村民的一般处世原则是既要符合法律规则，又要遵循民间规矩。当时，“黑拳”意味着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法律规定，属于禁止和规避之列。而且，在“打击封建会道门”“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梅花拳文场信仰中的“烧香磕头”等行为被认定为封建迷信，公开练拳、传拳不被允许，参与梅花拳相关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有违法之嫌。梅花拳在当时成为村落社会的一种“禁忌”。如道格拉斯所言，“禁忌随之带来的是规则和压制性”[48]。但梅花拳“黑拳”之身份并未完全禁绝村民习拳练武的风气。村委会遵循上级指令，不允许梅花拳武场师傅组织村民集体练拳，村民就将练拳地点改在自家院中进行，或者转移到村西大片果林里偷练；不允许梅花拳文场烧香磕头，文场师傅就在烧香敬拜祖师时紧闭家中大门，禁止外人闯入。
正是由于北杨庄梅花拳持续未断的武术传承传统，才使得它能够在1978年的乡艺表演活动中从“黑拳”身份华丽转身，一举扬名。此次乡艺汇演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北杨庄梅花拳弟子的传拳信心和热情。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主要与当时国家加强对传统武术的弘扬、保护政策紧密相关。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体委为了弘扬武术，弥补“十年动乱”给传统武术造成的损害，趁身怀绝技的老拳师尚在之时，及时发出了“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体委一定要对武术的继承、发掘、研究、整理工作给予足够重视”。1983年至1986年，开展了我国武术发展史上空前的“普查家底，抢救遗产”工作[49]。正是在此宏观背景之下，1978年春季，北杨庄所在的核桃园公社组织下辖各村进行乡艺表演竞赛活动。北杨庄村委会经慎重商议，最终决定申报梅花拳代表该村参加表演。(https://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是北杨庄梅花拳武术队在蛰伏多年之后的首次公开展演活动，但梅花拳弟子们对过往的梅花拳“黑拳”历史仍心有余悸。他们在去核桃园公社参加节目汇演之前，担心身背“黑拳”名分影响表演效果，所以偷偷打着邻村杜家庄的“洪拳”名义上台表演[50]。过去村民在组织梅花拳武术公共演练活动时，一般还需同时配合敲打锣鼓铜器，烘托现场气氛。但当时北杨庄早就没有了这些表演助阵设备，于是村民又私下托关系提前从件只村借来了锣鼓铜器，以备表演助兴之用。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最后北杨庄梅花拳武术队的功夫表演获得全乡第一名，周边村落通过此次文艺汇演活动真正认识了北杨庄梅花拳的实力。后来，北杨庄梅花拳武术队成员被邀请代表广宗县前往邢台市参加正月十五元宵节文艺表演活动，开演时他们先使用梢子、流星等器械开场，然后依次演练梅花拳的套路、兵器等独家绝技，因武术功底扎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又扬名邢台。自此以后，北杨庄梅花拳武术队经常受邀参与广宗县政府及广宗县梅花拳协会在年节期间组织的各类武术表演或竞赛活动。
其实，乡村梅花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被视为一种以男性结社、互助自治为典型特征的民间组织群体。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结构是关于人的配置，而组织则是关于活动的配置。”[51]与此同时，北杨庄梅花拳弟子通常还会以普通村民的身份涉足村落公共生活领域。例如，该村梅花拳弟子在最近几十年来曾多次担任过村主任、村支书等职务，热心参与村庄政治生活领域的治理。这些村民，在年轻时或多或少地都曾跟随村内梅花拳武场师傅学习过梅花拳基本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刘金永曾在村中担任民兵队长；20世纪90年代，村民王步良担任村主任一职，并主持北杨庄村委事务。他们两人都是北杨庄梅花拳武场师傅王尚信的弟子。乡村梅花拳在村落中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影响空间，它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关系中，而其自身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每次北杨庄武术队外出参加梅花拳武术表演活动，皆是在梅花拳文场师傅的统一组织和带领下集体活动。长此以往，在梅花拳弟子之间形成了较强的集体观念和认同意识。
不仅如此，北杨庄梅花拳弟子与外部社会长期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交流渠道。他们固然希望多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以此拓展乡村梅花拳的社会交往圈，而且通过与外部社会交流梅花拳拳技功法和文理知识，村民既能够增长见识，也可以相互促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北杨庄梅花拳文场名师邢尚斌曾将自己珍藏的《习武序》《万法归宗》等梅花拳民间文献资料经村民邢银昌之手，转交给山东大学历史系路遥教授和数学系燕子杰教授进行学术研究。而邢银昌本人有着深厚的历史学功底，他也曾对北杨庄梅花拳的历史溯源和派系传承等做过比较细致的梳理。早年间邢银昌为山东大学燕子杰教授提供了许多梅花拳民间文献资料，此后外部社会才逐渐认识了乡村梅花拳内部的传承运作机制。而以王尚信为代表的梅花拳武场师傅，凭借其多年来练就的精湛高超的武艺，在广宗县也享有盛名。最近20余年来，不断有梅花拳爱好者、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与地方媒体前往北杨庄考察乡村梅花拳传承情况，这使得北杨庄梅花拳更加声名远扬。乡村梅花拳从“黑拳”到“文化拳”的历史性身份转换，为其在村落社会的稳定传承注入了长期持久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