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象征：“立架”标准与仪程
（一）自治象征的来源：“立架”标准
在乡村社会生活领域，乡民借助设置“立架”标准来强化梅花拳的自治象征。北杨庄目前设有30余户梅花拳文场“架桌子”，涉及邢、王、刘等家族村民。这些“架桌子”多数是由该村梅花拳文场师傅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至1998年左右，北杨庄村中大概有十余户“架桌子”。总体来看，村民的“立架”时间长短不一，长的约在20年以上，短的也有三四年。虽然北杨庄梅花拳文场“架桌子”的绝对数量并不算多，但每年村中都会有零星增加的家户。例如在2014年，北杨庄村中就有两户村民新立了“架桌子”。梅花拳文场师傅常说：“北杨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都是咱家人。”[31]村民申请“立架”时，遵循自愿原则，梅花拳文场师傅并不强求“立架”。文场师傅首先通过“老爷爷”查看“香礼”，上报上名号：“××县××乡××村×××，是否批准‘立架’。”如果“香礼”显示允许，则进行下一步程序。如果不被批准，那就让申请者继续等待。通常情况下，梅花拳文场师傅会先了解一下申请者的“立架”原因和实际需求。当然，近些年北杨庄也出现了十余户村民中途因故放弃供奉“架桌子”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城里买了新房定居，供奉“架桌子”并不方便，因此选择放弃。目前村民申请设立“架桌子”的规矩也在不断变化，过去梅花拳文场男女有别，讲究传男不传女，如今北杨庄村中的女性家户也可以申请“立架”。
大致看来，对于生活在乡村中的梅花拳文场师傅而言，他们在掌握了一定的文场知识之后，通常有着更高的个体信仰追求。村民把这种追求称为“超苦了灾”，并将推行新立“架桌子”的信仰活动称之为替“老爷爷”开道，其主要目的在于劝人行善，造福众生。而文场师傅对自身也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他们知道，生活村落中的民众受制于现实生活所困，人心很难聚齐，村民各顾各家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想要通过乡村梅花拳文场建立集体感和凝聚力，就需要借助仪式、信仰的特殊功用。当普通村民有了“立架”需求时，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够被批准“立架”。北杨庄梅花拳文场师傅遵循着一套民间“立架”标准。
“立架”又被北杨庄村民称为“进门口”，它本身就意味着乡村梅花拳组织的一种自治象征。而梅花拳文场师傅对村民“进门口”的基本要求是“心意不到位不行，功夫不到位也不行”[32]。过去进梅花拳门之后，这些梅花拳弟子需要遵守的规矩很多。如果梅花拳门内有事，一旦得到文场师傅通知，他们要积极配合工作。当有村民申请“立架”时，梅花拳文场师傅要焚香查看“老爷爷”的批示。他们以此判断申请“立架”者对梅花拳是否忠诚，能否经得住信仰考验；并会告知一旦“立架”后，不可随便放弃。例如梅花拳弟子王英武，他和该村文场师傅邢银超是盟兄弟关系，邢银超为兄，王英武为弟，两人属于换帖弟兄。邢银超的父亲精通梅花拳文场、武场知识，王英武年幼时曾跟随他学拳。时间长了，邢父见他人品忠实可靠，认为他能“伺候”梅花拳，后来就帮王英武找了文场师傅，并通过多次“香礼”考验最终被批准“立架”。当时北杨庄与他一起学拳的八个师兄弟中只有他一人被批准“立架”。“伺候”一词，实际上村民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较低的位置。也就是说村民应该像关心照顾自家老人一样，敬奉梅花拳祖师爷。不过受当时严厉的管控政策影响，民间的“烧香敬神”等活动多被视为“封建迷信”，梅花拳文场在乡村地区处于秘密状态。类似王英武这一类新“立架”的梅花拳文场弟子多来自家族内部关系可靠的家户。[33]由此可见，与其说村民对地方社会与国家政策有着较为敏锐的察觉力，倒不如将其视为村民对乡村现实生活境遇的自我调适。
与之相异的情形是，北杨庄梅花拳武场老拳师王占却始终没能“立架”。按照村民的说法，王占家族早年间属于外来户，他的父辈从外地来到北杨庄投靠姥娘家。一开始王占还跟着姥娘家姓宋，后来才恢复了原来的姓氏。他从小跟着邢银超的爷爷学习梅花拳，习得一身武场功夫。但王占后来只是接续了其父生前供奉的关公神位，家中一直没能设立梅花拳文场的“架桌子”。至于未能“立架”的原因，村民传有多种说法。有村民认为，当时北杨庄梅花拳“老三桌”在村中占据着绝对主导位置，但那时人们思想相对保守，不敢轻易给外人“立架”，唯恐带来祸端。也有村民提出，王占本身是一名老党员，所以没有“立架”。第三种说法则是王占家族在村落中属于边缘人身份，家族力量相对弱小，没能“立架”自在情理之中。尽管如此，未能设立“架桌子”并没有影响王占在村落梅花拳组织中的地位。由于他的资历老、武艺和威望较高，每次北杨庄梅花拳内部有事，村民都会邀请他参加。虽然这些年来有不少本村和外村的村民跟王占学武，但因没能“立架”，他并没有真正拜师入门的弟子。在村民看来，“立架”与否的明显区别就是对个体的约束有所不同。如果不“立架”，普通村民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练拳；一旦“立架”之后，梅花拳内部如遇事情，必须随叫随到，不能轻易逃避。这种民间规矩和“立架”标准，也是区分梅花拳弟子身份的重要符号。
当然，大多数村民对于乡村梅花拳秉持着一种模糊性的民间信仰心态，如村民所言：“梅花拳这个东西，也就是看个人的心情。你说真管事啊，这个又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吧？”[34]而梅花拳文场“立架”标准中的“神判”，其实也是“人判”的过程。村民信与不信涉及梅花拳弟子身份的边界问题，而信深信浅则是程度问题。当我们把这种民间信仰行为置于乡土日常生活的现实语境中去理解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它的功能性远大于意义性。乡民对此有着鲜明认知，认为信仰梅花拳文场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某些困难问题。正如王铭铭所言：“人们并非完全把身心交给神灵，他们也在世俗社会中通过世俗的实践来创造自己的人生，对神只是‘半信半疑’”，“神与人的关系有点像权威与附从者之间的关系”[35]。虽然普通乡民心中也意识到进入梅花拳文场并不能完全真正地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但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中获得心理层面的安慰与认同。
（二）自治象征的呈现：“立架”仪程
梅花拳“立架”仪程是乡民自治象征的重要呈现方式。相比过去，如今北杨庄梅花拳文场“立架”的程序简化了许多，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乡村梅花拳当下传承发展的现实需要。如前所述，一般情况下普通村民家中有人遇到生病等疑难问题时，才会愿意供奉“架桌子”以求家庭平安。在北杨庄，梅花拳文场师傅邢尚宝、邢银超、王奇亮等人的身份并不固定，他们之间通常可以互做引师和送师。其中引师属于介绍人，也是引路人；进门时由送师报送，请香并向神祖报到，寓意又新收一位梅花拳弟子。有“立架”需求的村民首先要向本村梅花拳文场师傅提出申请。等“老爷爷”的“香礼”批准之后，村中几个相熟的文场师傅再一同商议确定“立架”时间和参与人员。(https://www.daowen.com)
对于“立架”日期的选择，村民遵循着村落中正常的农事劳作生活节律。通常情况下，梅花拳文场师傅在确定“立架”日期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要保证所有参与“立架”人员均有充足时间，二要考虑具体天气情况。梅花拳文场师傅组织村民“立架”的日子一般选在冬季农闲时进行，“立架”前还需根据“香礼”挑选一个吉日。村中有人申请“立架”时，如果当时村民田地里的农活较多，梅花拳文场师傅会适当地将“立架”日期往后推迟；如果时间合适，则会尽快安排“立架”相关事宜。“立架”仪式时一般只需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能完成。
“立架”前，村民还要提前准备好各种设立“架桌子”的所需物品，主要包括桌子、炉盆、摆供盘碗、筷子、香支、蜡烛、金银纸等。其中炉盆、金银纸多是由梅花拳武场师傅王尚信带领村民从县城购买。等一切物品准备妥当，之前通知的梅花拳文场师傅会在约定日期当天赶往“立架”村民家中。此时梅花拳文场的“当家人”会带来一副新的“佛头”（“天地君亲师”神轴），然后按照摆供、焚香、开光、上表、敬拜等立架程序依次进行。文场师傅要在上午十二点之前把各种“立架”事宜处理完毕。他们认为，一旦过了十二点的时辰，会直接影响到“立架”效果[36]。前来帮工的梅花拳文场师傅每人负责一项工作，整个“立架”程序在梅花拳文场“当家人”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在“立架”期间还需两份手写文书，分别为“进门文”和“立架文”。这种文书用红纸写就，文本虽然采用文言格式，但文字都是白话，一般由具有一定文字功底的梅花拳文场师傅按照自上往下、自左往右的顺序书写完成。
其中“进门文”表达的主要内容是申请“立架”者个人对于梅花拳文武大道的仰慕。在北杨庄村民看来，如果不慕此道，则无需进门，因此也就用不着安设神位。“立架文”同样是由梅花拳文场师傅书写而成，内容格式比较固定。“立架”期间，主持仪式的梅花拳文场师傅口中不停默念“立架”口诀，先给供奉的神祖牌位开光，并请其赴位，而后禀报弟子入门，申请“立架”者需一直双手合十跪在“架桌子”前等候“批准”。
梅花拳文场师傅在进行完一系列口头上的程序之后，紧接着要把“进门文”和“立架文”点燃烧掉。此时，众人一同跟随文场师傅向新立“架桌子”的诸位神灵行三拜九叩之礼，然后再去院中把之前准备好的金银纸钱焚烧掉。与此同时，梅花拳文场师傅还会给新“立架”的家户传授一些简单的文场知识，譬如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给“架桌子”上香、磕头、敬拜等礼数，并交代梅花拳文场的管理规矩，叮嘱其不许轻易触犯[37]。全部仪式结束之后，参与“立架”的所有人员聚在一起吃饭，庆贺村民成功“立架”。在伊利亚德看来，“每一种创造物都是一种神圣的产品，因此也是神圣的一次切入，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创造力向世界的切入”[38]。新设立的“架桌子”可被视为一种被创造的“神圣的产品”，它是普通村民走向“神圣世界”的切入点。对这些新“立架”村民而言，不管他（她）以前在村落中的行为、作风如何，“立架”都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三）自治象征的拓展：女性“立架”
如果按照传统的乡村梅花拳立架规矩，“立架”者只能为男性。在北杨庄流传着梅花拳“传男不传女”的说法，但目前这一传统的“立架”规矩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北杨庄人认为，在村落中能被称得上“梅拳世家”的家户，至少三代人以上都得有梅花拳功夫，而且无论文场还是武场都必须有所精通才行。村民邢YZ作为北杨庄少有的女性梅花拳“立架”家户，她“立架”的主要原因是为家庭求取平安。时年53岁的邢YZ，娘家有四个兄弟和两个妹妹，她是家中长女[39]。邢YZ 25岁嫁到本村，幼时曾跟她老爷爷学过梅花拳架子的基本功。邢YZ的父亲接续了从老辈传下来的“架桌子”，她从小就跟着磕头，但并不明白梅花拳门内的具体事情。她的婆家叔叔王步航也是梅花拳武场弟子，以前王步航在北杨庄小学教练梅花拳时，她的孩子也跟着学过一阵梅花拳基本功。据她讲述，在她小时候，梅花拳“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十分严格，所以后来家人不再允许她学练梅花拳。邢YZ家中有四个闺女，这些年已经相继出嫁。因为梅花拳是祖传技艺，她本人也愿意供养梅花拳神位。在丈夫去世以后，她找到本村梅花拳文场师傅邢尚宝帮忙新立了“架桌子”。“立架”时间大约在2014年冬季12月份，当时邢银超、邢银峰、邢尚宝、邢尚娥都前往帮忙。“架桌子”安排在她房子的西屋。邢YZ家中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等牌位。她每天坚持早晚各烧一次香，并清楚地记着磕头个数。
总体而言，“立架”意味着担负责任，它本身是一种自治权威和象征，也是乡村梅花拳群体公信力的标志性符号。梅花拳文场批复“立架”的本初目的是促使乡村梅花拳更为平稳地传承下去，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有助于加强梅花拳文场、武场之间的组织和控制[40]。“立架”过程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并为村民创造一种“神圣感受”。这种“神秘性”不仅是令人们感到惊愕的东西，也是进入内心的过程，可能令人们困惑和惊慌失措，[41]由此会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和民间禁忌。长期以来，北杨庄梅花拳文场师傅不断总结形成了内部较为统一并认同的“立架”规矩，即脾气不匀者、欺大压小者、人品不可靠者均不能“立架”。为了避免未来发生不可控制之事，可能影响到乡村梅花拳的稳定传承情况，他们对村民申请“立架”一事通常是慎之又慎。因此，群体磋商机制是梅花拳文场师傅决定村民是否可以“立架”的重要方式。北杨庄上了年纪的梅花拳文场师傅时常感叹，如今的乡村社会情形和过去大不一样，许多梅花拳传统都已丢失[42]。实际上，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制约的发展状态截然不同，现在梅花拳已经成为受“保护”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