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综合看来，北杨庄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基因塑造了北杨庄人独特的乡村生活传统。而且，这也是乡村梅花拳得以孕育、产生的根本性基础。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述：“一种知识传统的许多实质内容只是部分地或不完善地为个别拥护者甚或拥护者群体所认识，然而在传统的知识传播者、接受者和发展者那里，一种传统才可能被理解得最为准确。正是在传播者和接受者阶层中，意见分歧和有意的修改才最有可能出现；在传统的传播、接受和继承过程中，不同的着重点和个体化的‘偏向’是诸种知识传统的共同命运。”[96]换言之，乡民作为乡村日常生活的主体，他们是认识、接受、修订或传承乡村生活传统的决定性力量，表现出鲜明的自治特性。这种乡村生活传统，常常以乡村日常生活景观的透视方式予以展现。对大多数普通村民而言，这片被外人戏称为“沙窝之地”的贫瘠土地，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基础。这里还孕育了丰富多姿的民间节日、人生礼俗、信仰观念等乡村精神生活要素，也是构建北杨庄乡村日常生活景观的重要部件。目前的问题在于，土壤的贫瘠和水源的极度匮乏，使得当地民众并不能单纯依靠土地获取安稳生活，他们还要想方设法不断寻找新的生计和经济来源。因此，伴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迁，乡村日常生活景观又会出现新的展示形式。
其一，村民生计方式是形塑乡村日常生活景观的根本性基础。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个体组成的任何群体里，我们都可以识别出和这些对挫折和悲痛的不同反应情趣相投的人：或对之置若罔闻，或以一种无拘无束的表达沉迷于其间，或求平衡，或惩罚无辜，或求恢复原来的情景。”[97]通常在以农事劳作为主的乡村日常生活中，村民个体基于共同或相似的物质生活诉求集结在一起，围绕着土地展开农事劳作，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的乡村群体生计方式。这种多元的生活观念，实际上夹杂着一定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也是建构乡村集体记忆的重要素材来源。例如北杨庄村民口中乐于提及的遍布村落周边的大片果树林，它既是北杨庄村民建构乡村历史记忆、生成红色叙事话语的重要资源，又是村民对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沙土地的真实情感积淀。
其二，民间节日与人生仪礼是搭建乡村日常生活景观平台的重要媒介。在北杨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遵循着三大民间节日体系，一是以传统岁时节日为基础的年中行事体系，二是以在地化民间信仰活动为基础的节日信仰体系，三是以乡村梅花拳武术组织为主体的节日信仰体系。赵旭东曾指出：“（乡村文化）在呈现农民特有的人际交往模式的同时，也为乡民现实生活中的思维逻辑与行为选择提供了内在基础。”[98]在当地乡村生成的传统节日文化体系，无疑也是乡民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群体生活逻辑的展示。而且这三大乡村节日体系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并穿插于北杨庄村民的人生仪礼生活之中，与诞生礼、婚丧礼、寿诞礼等人际交往习俗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例如，传统节日观念和意识与村落生计状况紧密相关。举凡重要的节日，当我们询问村民要吃些什么食物的时候，村民多半都会答复“吃饺子”。村民夏天常吃韭菜鸡蛋素馅水饺，冬天爱吃白菜素馅水饺。在村民诸多生活记忆之中，白面饺子常常是北杨庄村民庆贺各种民间节日的重要食品。亲戚往来，村民也习惯于用饺子作为待客的主食。这表明，饺子记忆是北杨庄乡村社会生活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随着北杨庄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逐年增多，一般来说，春节是年轻村民的集体返乡期。年末岁初是整个村庄最为热闹的时候，春节成为呈现乡村娱乐生活景观的主要时段。因此，民间节日和人生仪礼为搭建乡村日常生活景观平台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其三，村民的信仰观念也深刻影响着乡村日常生活。哈布瓦赫认为：“宗教群体记忆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他群体的记忆彼此相互渗透，而且倾向一致，但宗教群体的记忆却自称一成不变。”[99]换言之，宗教记忆与其他集体记忆一样，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它不是在保存过去，而是重构过去。在北杨庄，乡民的信仰观念和群体信仰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充实。例如，北杨庄至今仍传承着以“菩萨会”为代表的村落共同信仰仪式活动。当地村民除了普遍信仰菩萨、全神、关公、玉皇及财神等中国民间诸神，还会在一年之中定期举办“菩萨会”、玉皇会、全神会、麦王奶奶会、关公会和地母娘娘会等民间仪式。北杨庄村民信奉神灵众多，村落神灵的功能也具备了多重功能和意义。村民在组织、操持村落公共庙宇重建、信仰仪式活动时，间接划分了乡村公共信仰资源。组织这种仪式活动需要村民进行分工协作，它是维持乡村内部相对稳定的信仰体系的重要方式。虽然基督教、天主教的少量存在影响了北杨庄的乡村信仰格局，但这种外来宗教信仰目前还不足以撼动乡村传统信仰对象的优势地位。
总之，在冀南广宗这片“飞沙弥漫、土瘠人贫”的乡村大地上，当地民众共同塑造了北杨庄独特的乡村生活和文化传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梅花拳这一传统乡民艺术活动才能在乡村社会中得以长期平稳地传承下去，并深刻影响着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接下来的几章，笔者将进一步探讨以梅花拳为代表的乡村自治组织在乡土社会的生成、传播、发展、运作的逻辑与机制问题。
【注释】
[1]姚烽：《冀南农村里的妇人》，载《星华》1937年革新第6号，第40页。
[2]华北平原是中国第二大平原，主要由黄河、海河、淮河、滦河冲积而成。在河北，其涵盖区域主要包括冀东、冀南两地，代表城市如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
[3]姜榓荣修，韩敏修等纂：《广宗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
[4]《广宗县旧志校注》委员会编：《广宗县旧志校注》，2001年，第32页。
[5]《广宗县旧志校注》委员会编：《广宗县旧志校注》，2001年，第69页。
[6]《广宗县旧志校注》委员会编：《广宗县旧志校注》，2001年，第515页。
[7]广宗县地名办公室编：《广宗县地名志》，邢台印刷厂1984年印制，第34～35页。
[8]萧玉雄主编：《邢台地区水利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主编：《中国县情大全·华北卷》，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
[10]致远：《冀南农村状况》，载《国讯》1935年第114期。
[11]参见广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宗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2]甘振波主编：《河北历史地名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13]吕迪吉：《冀南农民生活》，载《县乡自治》1936年第2期，第77～81页。
[14]1953年5月，广宗县调整全县行政区划，分设3区，区下设1镇32乡204个行政村。核桃园乡隶属于广宗县第二区，共辖杨家庄（今北杨庄）、杜家庄等6村。1956年9月，核桃园乡改为核桃园人民公社，下辖行政村改称生产大队。1963年，核桃园公社下辖杨家庄等13个生产大队。1982年4月，核桃园公社杨家庄更名为北杨庄大队。1984年6月，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广宗县12个人民公社更名为同名乡，生产大队恢复为行政村，生产小队改称村民小组。1985年，核桃园乡下辖北杨庄、杜家庄、刘家庄等13个村庄。后来，将董里集乡下辖数村并入核桃园乡，遂形成了当前的行政区划。
[15]崔乃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35页。
[16]［日］直江广治著，王建朗等译：《中国民俗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17]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4页。
[18]“以前在杨庄的东南角，有一片面积不小的土丘，老百姓叫杨岗子，属于杨家坟。后来庄子面积不断扩大，岗子被平掉了，老百姓在上面盖了新房子。”被访谈人：王SX，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蒋帅；访谈时间：2015年4月21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19]［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20]参见［美］芮德菲尔德著，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1]“杨秀峰当时在那个南屋里住过，还配着警卫员。那时候俺村里的一户老百姓，生了一对双胞胎，杨秀峰给起的名字，叫卫国和卫民。”被访谈人：张XJ，男，杜家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6年4月7日；访谈地点：杜家庄。
[22]广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宗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8～869页。
[23]“那时候遭洪水，搞‘大跃进’，把树都砍了。杨秀峰当时是教育部部长，他在南边视察，回到邢台。他问知道杨家庄的情况吗？一听说树都毁了，掉了眼泪。后来派的林大的学生，重新无偿给树苗，种了果树。”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6年4月4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24]姜榓荣修，韩敏修等纂：《广宗县志》卷一四《列传第六》，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411～412页。
[25]“那时候口琴一般人都不会吹，我就吹口琴了。我可以吹个小曲，那时候卖这个东西的很少。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会唱的歌曲，就会吹。”被访谈人：张XF，男，杜家庄村民；访谈人：张士闪、李海云；访谈时间：2015年4月7日；访谈地点：杜家庄。
[26]姜榓荣修，韩敏修等纂：《广宗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42页。
[27]姜榓荣修，韩敏修等纂：《广宗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42～243页。
[28]广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宗文史资料》（第1辑），广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印制，第138页。
[29]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30]被访谈人：王SX，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31]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2]族谱资料由北杨庄村民邢YX提供。
[33]据北杨庄村民刘JY回忆，刘氏家族出赁盘碗规矩由本族族人共同商议设立，后因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这一民间规矩被村民自行取消。
[34]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蒋帅；访谈时间：2016年4月4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35]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
[36]被访谈人：王SX，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5年3月25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37]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宗县各个村庄普遍流行贴大字报，村落中的人际关系出现了暂时性紧张，村落内部家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邢家人给王家人贴了大字报，王家人暗地里找到邢家人说：“都是老亲戚关系，何必如此。”第二天大字报便被悄悄撤下。
[3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39]“靠地里的这点活，老百姓能有些收入。这几年看人家种什么挣钱，就跟着种。种得多了，又卖不上价格了，然后再换别的种。现在种地不如打工挣钱多了，有点本事的，都出去打工，谁也不能光靠这个生活。”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5年4月6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40]“金银花是从魏村那边传来的，从人家那里弄的苗。是魏村的大爷和二爷给的，大概得有七八年了吧。玉琢和玉璞，是从那边学过来的。这个可以在沙地种，也可以在玉米小麦地种；那个是种了采就行，就是麻烦点。”被访谈人：邢尚娥，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41]“果树种得太多了，卖不上价格，除去投入，有时候一年都白忙活。那时候周边几个村子都到俺庄子来交易水果，大概是六月份吧。很热闹，不过是个临时的水果市场。”被访谈人：刘JL，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42]“我经历过，1963年发洪水最厉害的时候，那时候村里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是苦啊，吃不上饭啊。都是凑合啊，一方水土一方人，那时候沙地，就是种的红薯，也就是地瓜。老百姓切成片，晒干了，维持生活。那时候地里也不收粮食。”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6年3月25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43]被访谈人：刘JL，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44]“村里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共收入，过去靠卖宅基地还能有些钱。现在是一穷二白的了，这附近也没有工厂什么的，老百姓除了种地，就是出去打工。”被访谈人：邢SE，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45]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46]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页。
[47]“过年过节的时候，都得把已经去世的老人请回家过年，这也表示咱对老人的尊重，俺这里也叫‘请家亲’。”被访谈人：邢YC，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5年8月12日；访谈地点：北杨庄。(https://www.daowen.com)
[4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7页。
[49]被访谈人：王FL，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赵京伟；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50]“年下十月份的时候一般天也变冷了，活着的人得添厚衣服，这些老人们也得穿厚衣服御寒啊，就是这么个风俗。”被访谈人：邢YG，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5年8月12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51]仲富兰：《中国民俗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52]王文章主编：《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现状与对策：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调研实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5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长春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
[54]被访谈人：王FL，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5年8月12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55]“现在农村的女孩少，男孩子多，娶不上媳妇也正常。还是重男轻女的观念重啊，都想要小小子。到了孩子结婚的时候又开始犯愁了，没办法，这过日子不还是过的人啊。”被访谈人：王FL，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雷明月；访谈时间：2015年4月7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56]“现在有钱的户都去广宗或者南宫县城买楼房住了，盖房子的人家对象都不一定愿意啊。结婚主要就是钱的事。”被访谈人：赵YM，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赵京伟；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57]“俺们这边的红事还算是简单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不是多富裕，什么也都还是以简朴为主，但是该有的礼数还是得要，摆个席桌表示一下。”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5年4月4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58]被访谈人：赵YM，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赵京伟；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59]“最近（2016年）俺村里有一户村民请媒人说亲。盖房花了十五万元，定亲花了八千元，彩礼给了六万六千元，买汽车花了八万元，买家电花了三万元，总共开销达三十万元。如果在本村盖房，如果是五间房宅基地的话，长二十米，宽二十二米，材料费加人工费总计开支最少在十二万元。”被访谈人：邢SE，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60]被访谈人：邢SE，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61]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62]“目前北杨庄红白理事会成员还有3人，年龄都在65岁以上。邢尚平是会计，负责记账，其余两人，一个负责总理事务，一个掌管现金。一开始只负责本家族的红白喜事，后来年轻人不断外出打工，遇到红白喜事找不到人，我们的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被访谈人：刘JH，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63]“白事咱们这边也都办得挺简单的，村里有个红白理事会可以给协调一下，不能说富的太张扬，穷的办不起来，那就太不好了。”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64]被访谈人：刘JH，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65]“皇经会”是当地村民的俗称。在村民看来，这一由信仰佛教的人员组成的念经组织可以为逝者超度灵魂。
[66]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67]北杨庄梅花拳武术队会专门组织人员到逝者灵前“参灵”，而后敲锣打鼓，表演梅花拳，村民称其为“架鼓送殡”，寓意是送逝者最后一程。
[68]［德］赫尔曼·鲍辛格著，户晓辉译：《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69]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70]被访谈人：邢SE，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71]“‘贺号’过去在广宗各个村庄都很普遍，上了年纪的村民，都有自己的号。那时候都是一伙人在一块组织，找几个村里有文化的老人，根据你的名字帮你起号。不过有的人的号能叫起来，有的叫不起来。”被访谈人：王SX，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5年3月25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72]耿波：《乡规民约治下的社区传统与城镇化调适》，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7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长春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74]［法］葛兰言著，程门译：《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5页。
[75]姚烽：《冀南农村里的妇人》，载《星华》1937年革新第6号，第40页。
[76]李亦园：《宗教与神话论集》，立绪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26～127页。
[77]被访谈人：邢YC，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5年4月4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78]［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3页。
[79]“天地三界，全神都保佑着，农民要吃饭，就要靠老天和土地。全神纸马代表着天和地，咱们都要尊重。”被访谈人：戴SE，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5年4月7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80]“家院里的各个地方都有供奉的神灵啊。门口有宅神，家院里有观音，屋里还有全神、财神什么的，很多，基本家家都供奉。我自己在家里还供奉着齐天大圣孙悟空。”被访谈人：王FL，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赵京伟；访谈时间：2015年4月7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81]被访谈人：邢YC，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5年4月4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82]［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83]韦伯进一步指出，这种职能正是“城市”没有的。乡村而非城市，是村民利益范围内的一个有实际防御能力的联合体，这一点十分重要。［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84]“这个菩萨庙修的时候可费劲了啊，当时村里人出力，希望给大家伙修个能行好的地方啊。以前是个小小庙，这样修了新的庙以后，过‘菩萨会’也好操办啊，最起码有地方了。”被访谈人：王FL，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崔丛聪；访谈时间：2015年4月7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85]岳永逸在河北梨区的民间信仰研究中发现，“家中过会”是当地村民在家居空间中围绕特定“神神”定期举行的庙会。他认为，集中体现中国民众信仰的乡村庙会不仅是非常态的狂欢，更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家中过会”也成为梨区庙会的“息壤”。岳永逸：《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
[86]“我现在快七十了，我那小时候就有关爷庙。那时候是高的，用泥做的胎。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把庙给拆了，把关爷碑扔了。过了‘破四旧’以后，后来俺们又按照原先的形式盖的，问的上岁数的老人重盖的。”被访谈人：邢SJ，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5年4月5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87]被访谈人：王FL，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崔丛聪；访谈时间：2015年4月7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88]“这个庙前后没几天就修起来了。男的出工出力，女的出去敛钱。村里面各家各户自愿捐一些，一分不嫌少，一百不嫌多。村里边给批的地，就在村北的那个位置，也不妨碍谁。”被访谈人：赵YM，女，北杨庄村民；访谈人：赵京伟；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89]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周连华；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90]被访谈人：邢SJ，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2015年4月5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91]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
[92]被访谈人：邢SE，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周连华；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93]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94]李生柱：《冀南醮仪中“功”的逻辑与实践——兼论民俗语汇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载《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95]被访谈人：刘JY，男，北杨庄村民；访谈人：张兴宇、蒋帅；访谈时间：2015年4月5日；访谈地点：北杨庄。
[96]［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
[97]［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6页。
[98]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99]哈布瓦赫进一步阐释道：“宗教群体的记忆用自身的永恒持久性与其他记忆的不稳定性相比照，从而把后者贬到一个较低级的层次上。在一成不变的事物与转瞬即逝的事物之间，存在一个本质上的而非程度上的差别。”［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