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宗县梅花拳历史溯源
我国拳术派别之众百有余门矣，但溯其源泉则一也。盖学拳者侧重于身体之一部，而展其所长，另创一家，于是门派生焉。迄今尤能保持原有状态者，仅梅拳耳。……其内容基本则五势四门架子八方成拳拧拳梅花桩等。五势为大顺拗小败五势是也。势如梅树之花叶也，而架子如树之根干河之源泉，惟其变化又惟其特长矣，兹分志之。[4]
上文中这一小段关于梅花拳拳术门派形貌的简要文字介绍，据传出自一份流传于河北省广宗县乡村的清乾隆年间手抄本拳书——《梅拳秘谱》。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民间传统拳术门类之一，梅花拳在华北乡村地区曾广泛流传，民间百姓习练此拳者甚众。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单纯讲究武功技法的民间拳术不同，梅花拳练习过程中一般采用文场、武场相结合的训练方式。尤其是梅花拳的文场修炼，通常以“秘不示人”的神秘形象展示给外界，因而显异于中国其他民间拳派门类。在近现代华北乡村社会，梅花拳这一植根于民众日常生活传统之中的民间拳术，又以其独特的健体、修心、娱乐和教化等多重功用，持续影响着冀、鲁、豫一带乡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认知观念。
至于梅花拳的名称来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与其独特的训练技法有关。一般而言，过去梅花拳的武场演练多是单人、双人或集体站在梅花桩上进行练习。演练者站桩习练期间，五势桩功忽开忽合，身法状如梅花，以此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所以梅花拳也被称为“梅花桩拳”。最近20余年来，历史学、武术学等学科对此已有诸多讨论，目前学界大致提出了三种代表性观点[5]：一是“梅花”形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梅花通常象征着高洁傲雪的品格，而梅花拳基本桩功技法中有桩步五势之说，恰好契合了梅花形状之五瓣。传说早年间梅花拳祖师爷云磐下山传拳时，目之所及，见遍地梅花开放，故将其拳术命名为梅花拳。二是政治隐喻说。民间传说梅花拳初兴于明末清初，当时的梅花拳组织尚具一定的秘密教门性质。“梅”与“煤”同音，而明朝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以“梅”之谐音代“煤”而称，内含“反清复明”的政治隐喻。三是梅开“亮拳”说。梅花拳相较于其他门类的民间拳种而言，其独特之处便在于梅花拳内部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秘密拳会组织群体。而拳民之间定期聚众表演拳术、交流拳技，俗称“亮拳”。他们将“亮拳”日期一般定于梅花初开之季，因此得名梅花拳。综而观之，梅花拳本身只是一种乡村拳术的象征符号和文化标志，单纯从武术起源学角度考证梅花拳名称的来源问题，受历史长时段和文献资料缺乏等因素所限，目前很难对此问题下一定论。但依据现有民间文献资料至少可以推定，梅花拳之名在明末清初已经定型。
再者，关于梅花拳这一民间拳术的发源问题，学界亦是众说纷纭。据河北省广宗县、平乡县一带梅花拳弟子所收藏的《梅拳秘谱·梅拳概论》记载：“梅拳之始因年代久远而不可知，传云汉时已有之，至今已有百廿余世矣。”[6]可见追溯梅花拳的历史起源问题并不容易。学界已有梅花拳研究成果认为，梅花拳的拳种起源主要涉及“西周说”“春秋战国说”“明末清初说”三种典型说法。其中，“西周说”是指在西周周昭王时期，“古佛”东方离（化名云磐）居于西域天磐云程孝县清静宫玄金殿（昆仑山一带），修炼期间创立了“八卦”和“梅花”两种拳术。云磐祖师后定八卦拳为行路拳，梅花拳为看家拳，民间流传有“出门合八卦，回家踏梅花”“东昆仑八卦神掌，西昆仑梅花神拳”等俗语。“春秋战国说”则是指在公元前479年（周敬王时期），由王秋白、齐建文、楚庄明、宋定国、吴龙军、秦穆和等6人共同创立了“梅花五虎拳”。后又于公元前223年将梅花拳正式立谱，分为四大谱和四小谱两类，写成拳谱传于后人。“明末清初说”是指在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梅花拳四大谱被定为祖谱，改称“梅花令”，以“正忠令”为祖，具体又细分为十二支三大派（龙门派、青龙派、金龙派），并把梅花精拳改为梅花拳。在周伟良看来，“明末清初，激荡的社会矛盾加剧了下层民众对宗教的皈依心理，而接连不断的兵祸匪患使得那些光靠诵经祈福来自我慰藉的教门难以自保，梅花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既具教门气息、又以‘学习拳棒’为特色的拳会组织”[7]。
以上三种关于梅花拳起源的说法在冀、鲁、豫乡村梅花拳弟子收藏的民间文献资料中均有呈现，但具体传承信息则语焉不详，故其可信度仍待商榷。另据梅花拳弟子之间的口传资料来看，在乡村梅花拳组织内部还传有“前百代”和“后百代”之说[8]。加之年代久远，学界对梅花拳名称及拳术起源的相关考证，大多是基于现存民间文献和乡民口述资料的综合性推断。实际上，对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诸多民众而言，无论是梅花拳名称的来源，还是梅花拳拳术的起源问题，他们的认知情形大多停留于口头传承叙事层面，而且更具模糊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梅花拳是一门“土生土长”的乡村拳术。这种拳术之所以能够长期在村落社会传播发展，是因为难以摆脱其本原的乡土属性。
河北省广宗县是中国著名的梅花拳之乡。众所周知，清末民初，在我国华北地区曾发生过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宣传口号的农民武装运动——义和团运动。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乡村梅花拳领袖赵三多曾发挥过重要的领导核心作用[9]。而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同是梅花拳弟子的河北广宗县东召村村民景廷宾，又于1902年4月发动了一场以“抗交洋捐”“扫清灭洋”为口号的景廷宾起义，一时震惊晚清朝野。虽然数月之后，赵三多、景廷宾等梅花拳弟子因势不敌众，英勇牺牲，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是华北地区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抗争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并间接加剧了腐朽清政府的衰亡[10]。而且历经这两次农民运动，一度以相对“秘密”的状态潜默运行于冀、鲁、豫乡村地区的梅花拳武术群体也因此声名远扬，又因其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被后人赞誉为“爱国拳”。不仅如此，纵观近百余年广宗地方社会变迁史，乡村梅花拳在不同时段展现出了此消彼长的传承发展态势。而且，梅花拳自有清一代传入广宗县各乡村伊始，就与当地乡民的日常生活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梅花拳既是一个以习拳练武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拳会组织，也是有着自己拳技特点和拳理功法并至今衍传在广大民间习武群落中的“一门艺业”[11]。如在民国《广宗县志》中就曾记载：“冬令农事已毕，各村延请技师，练习拳棒刀枪艺术。既可锻炼身体，亦足以自卫身家，固为有益。”可知广宗诸多民间村落在那时已经习武成风。依据现存地方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溯源广宗县梅花拳的传承历史过程，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https://www.daowen.com)
（一）起始发展期：邹祖魏村初传拳
乡村梅花拳是一个非常讲究辈分传承的民间拳班，这与其创始之初由梅花拳祖师爷设置的文场、武场管理方式密切相关。据流传于广宗县乡村梅花拳组织内部的梅花拳经书《根源经》记载，相传梅花拳第一代祖师为“收元老祖”[12]。清朝康熙壬辰年间武探花、梅花拳第五代弟子杨炳在其所著《习武序》一文中，将“收元老祖”注解为天地[13]：
历来相传武祖要言，如文子敬孔子，使人有过庙生肃、过墓生哀之意。真性本于天生，教道成于师传。上拜收元老祖。收元老祖即天地也。言一元之气，化生万物，成始成终，故为收元老祖。
实际上，这种把第一代创拳祖师神话化的情形在我国各类武术拳派中并不鲜见，而“收元老祖”所代指的“天地”一说也与梅花拳文场敬拜的“天地君亲师”信仰串联起来。目前历史学界通过综合考证各类文献资料后指出，“收元老祖”应为一位虚拟人物，他是被梅花拳拳民神秘化、赋予了神圣性象征的一种标志性符号。真正将梅花拳这一民间拳术发扬光大的则是其第二代祖师张三省，这在《根源经》中被称为“小张山立文武大法流通”。小张山本是明朝崇祯年间徐州人氏，又名张三省，字登，他创立了梅花拳文武之法，而后将梅花拳拳术传授给第三代祖师邹宏义。邹宏义为清康熙年间徐州府铜山县城里北街人氏，他在习得梅花拳技之后，从徐州府前往河北省广宗县前魏村、平乡后马庄等地传拳[14]。邹宏义在前魏村收王西贞、李科法为徒，广开拳场。清乾隆九年（1744），梅花拳第四代宗师邹宏义之子邹文聚从徐州北上寻父，再次来到前魏村。据《邹氏家谱》记载：
今者余年七十有二矣，邹姓，讳文聚，字会庵，居住江南徐州府铜山县。自乾隆九年间迁居于北直顺德府广宗县前魏村，继而南和县，至乙卯年又东迁于平乡县北十里许，曰马庄桥人。
由此可见，邹文聚是广宗县梅花拳传承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据村民讲述，邹文聚与前魏村王西贞、李科法等人首开广宗梅花拳文、武两场，继续收徒传拳[15]。邹氏在前魏村传拳授艺期间，也成为广宗梅花拳发展传播的关键阶段。此后梅花拳在广宗周边各乡村不断发展开来，前魏村、谷常相村、后平台村、西召东屯村、马鲁湾村和杜杨庄村等村落先后成立了梅花拳班。杜赞奇曾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他认为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主要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16]在乡村梅花拳的初始发展阶段，乡民其实也采用了这种相类似的组织联结方式。当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乡村梅花拳组织网络，并涌现出一批乡村梅花拳名师，这在广宗县梅花拳内部流传的秘谱资料中均有记述[17]。至清道光年间，广宗县约三分之一的村落都有梅花拳拳班传承，前魏村也转而成为广宗乡村梅花拳的传播圣地。
（二）兴盛—式微期：“秘密社会”的“秘密”
清末民初，华北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灾荒频仍，民众生活潦倒不堪。梅花拳这一民间拳术在冀南广宗一带的乡村地区发展迅速，势力逐渐兴盛。正如李怀印所言：“对农民行为的理解，不能离开这样一个社会情境，即惯行、共有观念和权力关系总是交织在一起，激发并制约着村民追求自身利益和集体目标的活动。”[18]实际上，村民平日里组织练拳，一方面可以强身健体，另一方面也能够在世道相对混乱的社会环境之下防身自卫，关键时刻甚至可以联合组织起来共同御敌。一直以来，乡村梅花拳具有秘密传承的典型特征，对外人而言，普通乡民大多只闻梅花拳武场舞拳弄棒之勇，至于文场烧香磕头敬拜祖师之事，则知晓不多。中国明清时期的秘密会社一般由两大系统组成，一是各色教门组织，二是诸种会党团体[19]。他们发源于下层社会，活跃于大江南北，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乡村梅花拳作为清代诸多民间秘密结社方式之一，其传承发展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这在清末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巡抚张汝梅呈报的一份政府公函中亦有所体现：
盖梅花拳本名义和拳，直东交界各州县地处边疆，民强好武。平居多习为拳技，各保身家，守望相助。传习既众，流播遂远，豫、晋、江苏等省亦即转相传授，声气广通。历年春二三月，民间立有买卖会场。习拳之辈亦每趁会期传单聚众，比较技勇，名曰亮拳，乡间遂目为梅拳会。[20]
毋庸讳言，乡村梅花拳自传入广宗地区伊始，就被赋予了一层神秘的民间结社面纱。其所蕴含的巨大社会性力量，在晚清时期由广宗县梅花拳弟子景廷宾领导的“扫清灭洋”起义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场农民起义运动的起因源于一场“教民冲突”。正如路遥所述，近现代西方教会与中国本土民众信仰之矛盾，从其一入中国大门就注定难以化解。中国本土的民间信仰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反映着他们的特定心理结构和信仰意识。对教会而言，“无论其在民间传播或使教民皈依，都莫不以精神征服为指引，其遭到乡土文化抵制与民间信仰对抗乃势所必然”[21]。广宗天主教最初是在清朝光绪初年从威县赵家庄传入广宗周边乡村，当时这一外来宗教依靠清政府的保护享有各种传教便利条件，平日里侵占普通乡民利益，积累了不少隐性社会矛盾。
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宗县油堡村梅花拳师王四、郑宗元、郑兴泗等人集结周边村落数千名拳民攻打、焚烧了广宗县城南新立村天主教堂，没收了教民的部分财产。与此同时，广宗县城关、平台一带的梅花拳民也随后攻打了附近的天主教堂。教民冲突事件发生后不久，广宗知县与新立村教堂法国神甫强迫县民照数赔偿教民损失，并强令乡民按亩摊派“赔款”，引发广宗各村百姓的极大不满。1902年4月23日，广宗县东召村武举、梅花拳第十一代弟子景廷宾组织联络当地梅花拳拳民数万人，扛起“扫清灭洋”大旗，在冀南地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反抗运动。随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地带的梅花拳弟子纷纷举旗响应起义。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奏报清廷，调集清兵两万余人前往广宗镇压起义军。起义队伍势单力薄，在历经“东召保卫战”“厦头寺大捷”“件只战役”等数场惨烈战役之后，起义以失败告终[22]。在这场“扫清灭洋”的农民起义运动结束之后，梅花拳在广宗县各乡村的力量也暂时性蛰伏起来，呈现出式微态势，但梅花拳文、武两场在村落之间的谱系传承并没有因此中断。也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期间梅花拳拳民打起“扶清灭洋”大旗却被清廷出卖的惨痛历史教训，此后梅花拳文场师傅向其弟子一度立下“不保朝”的门内规矩，并深刻烙印在梅花拳拳民的集体记忆之中。虽然教派运动常常导致暴力行动，但是许多民间教派还是和平地、默默无闻地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持续存在着。[23]其实对广宗乡村梅花拳组织来说，他们大多数时间在村落社会都处于秘密发展状态。
概言之，乡村梅花拳交替出现的“显隐”传承状态，始终无法脱离乡土民众的社会生活语境。至少从民国初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花拳在广宗县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县约三分之二的村庄设立了梅花拳班，梅花拳成为名副其实的“庄稼拳”。实际上，梅花拳弟子的“家国”情怀也并没有因为义和团运动的失利而完全消逝。及至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宗县一部分乡村梅花拳弟子积极参与抗日武装斗争。例如在广宗县北杨庄，该村梅花拳弟子曾暗中配合时任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等人开展地下抗战工作。他们引导村民开挖地道，建立电台，刊印报纸，发展基层抗战力量，为华北地区的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及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由于国家适时调整了对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管理政策，广宗梅花拳再度陷入沉寂发展阶段。早在1942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鉴于各地秘密会门渐为日伪军汉奸利用，于是在当时颁布了取缔会道门的布告。布告宣布对一切受敌利用之秘密结社严加取缔[24]。1949年1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布《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同年7月26日，邢台市政府又发布了《解散会道门组织并限期登记》的布告，规定所有会道门首要分子及一般道徒须于8月15日前到市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在这次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有82名道首、1849名道徒登记并声明退道，有严重罪恶的反动道首5名被杀，被逮捕者27名。布告还规定：
首要分子若拒不登记，继续活动，一经查明定予严惩，所有被胁迫或被诱骗参加会道门的一般道徒，只要向派出所声明退道，一经脱离组织，停止活动，一律不予追究。[25]
在此背景之下，受国家临时性宗教管控政策影响，广宗县乡村梅花拳逐渐进入隐秘不发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梅花拳文场涉及烧香敬拜等宗教性仪式活动，尚难摆脱民间秘密结社的教门群体属性。而且，梅花拳文场弟子因涉足“烧香磕头”等活动被抓进监狱的情形时有发生，这无形加剧了当地村民习练梅花拳的恐惧心理，所以广宗县乡村梅花拳组织一时不敢再公开进行“亮拳”表演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各种封建会道门等不良秘密社会组织持续施加高压管控态势，梅花拳也被河北省地方政府列入了封建会道门名录。此时普通村民的日常信仰活动基本被压制甚至取消，梅花拳的文场活动在广宗乡村继续以隐秘状态缓慢发展，武场传承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约束。至1958年3月中旬，广宗县公安局曾协助各乡对巫婆、神汉、会道门、流氓、小偷、赌棍等不良分子进行分批集训、批判教育。1966年，国家普遍推行“破四旧、立四新”的社会运动，梅花拳文场信仰活动自然又被纳入“四旧”之列。例如当时广宗县前魏村一户王姓梅花拳弟子，曾因习练梅花拳文场被广宗县监狱收监并进行思想改造[26]。在中国乡村民众的普通认知观念中，被官方“抓进监狱”注定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它不仅使个人和家庭蒙羞，甚至连整个村庄也会觉得没面子。因此，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自保”成为梅花拳文场和武场弟子的自然选择。此时对大部分村民而言，不去参与梅花拳的相关活动才是最安全的应对之策。所以，梅花拳在广宗乡村的武场传承进一步式微，而文场信仰活动也变得更加秘密化。
（三）缓步复苏期：从“武术”到“艺术”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同时重新调整了对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管理指导方针，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进一步解放，乡村梅花拳这一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方才进入缓步复苏期[27]。蛰伏于村落中的广宗梅花拳武术群体开始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拳民参加各种乡艺表演活动，梅花拳在广宗乡村地区呈现复兴态势。此时梅花拳是作为一种民间传统乡民艺术而存在，并被当地政府、民众所接纳，但梅花拳文场仍处于相对隐秘的状态。此前梅花拳被官方禁止的重要原因正是文场的“烧香”“占卜”“符咒”等诸多活动，多有“封建迷信”嫌疑。
实际上，张士闪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就已注意到：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梅花拳的组织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梅花拳弟子对门外人绝口不谈梅花拳之事，至于梅花拳的经书、拳谱等文字资料，更是不能外传，以致路遥教授等国内外学者，通过政府体育部门或武协组织也无法了解梅花拳的实际情况。后来，河北广宗、平乡两县先后成立梅花拳协会，冀、鲁、豫各县乡村梅花拳的公开活动逐渐多了起来，社会各界也开始逐步了解梅花拳。而梅花拳内部的许多老前辈，在客观形势下解放思想，敢于向外界介绍梅花拳的事情，并陆续向外界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梅花拳资料。[28]仅在1988年，广宗县已有22个村庄恢复了梅花拳武术训练组织。次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的帮扶和支持下，广宗县梅花拳研究会在该县谷常相村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梅花拳民间武术组织被正式纳入国家合法管理轨道。广宗县各梅花拳村在地方政府的鼓励指导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广宗县梅花拳研究会相继制定了乡村梅花拳保护和传承计划，并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扶持。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祖先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出的实践产物，它以独特的人文内涵、多样的表现形式，遵循着家族血缘和师徒传承方式，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仍散发出独特的魅力[29]。一定意义上而言，梅花拳之所以能够在广宗乡土村落扎根发展，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对梅花拳的政策性扶持，这也与国家不断重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及至1994年，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广宗县正式成立了梅花拳协会。新成立的广宗梅花拳协会组织、协调全县90多个有梅花拳武术训练基础的村庄，在其中56个村庄组建了梅花拳武术培训班，向村民广泛传授梅花拳拳术[30]。1995年，广宗县举办了3期广宗各村落梅花拳骨干培训班，在全县范围内普及梅花拳体育知识。广宗县梅花拳协会统归广宗县体委、文化局管理，并于2012年9月办理了广宗县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第15号），目前法定代表人为广宗县梅花拳第十三代弟子李玉普，注册资金3万元，办公地点位于广宗县前魏村；其业务范围包括参加各项艺术表演，活动地域主要在广宗县内及周边区域。广宗县梅花拳协会武术队统一制作了队旗，旗面上绣梅花图形和“梅”字，红底黄边，异常醒目。《根源经》《五护纲领》《万法归宗》等梅花拳典籍资料也相继被当地的文场师傅贡献出来供学者研究。后来广宗县梅花拳协会又成功复原了由108件稀有兵器组成的梅花拳独门兵器——梅花独轮车。
1996年，广宗县荣获“邢台市梅花拳之乡”称号。1997年，广宗县被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和省体育总会授予“河北省梅花拳之乡”称号。1999年9月，广宗县梅花拳获河北省民间艺术节武术大赛组一等奖。王尚信、孙瑞周等乡村梅花拳武场弟子在山东省梁山县全国武术大赛中斩获四枚银牌和一枚铜牌。2000年，广宗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在此期间，广宗县政府还多次组织梅花拳专题学术研讨会，邀请体育学、武术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跨学科学者，研讨广宗县乡村梅花拳的传承历史、文化内涵及拳理功法等多方面内容，同时还在春节、民间文化艺术节等特殊时段，组织村民进行梅花拳武术公开展演活动。总体而言，在此发展阶段，广宗县乡村梅花拳得到了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扶持。
不仅如此，随着当前国家文化管理政策的不断调整、优化，广宗县乡村梅花拳的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而梅花拳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则是这一长期蛰伏民间的传统武术项目得到正名的标志性节点事件，这也成为当下乡民习拳、传拳的一把“尚方宝剑”。2006年6月，广宗县梅花拳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被归入杂技与竞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广宗县前魏村村民梅花拳第十三代传人李玉琢同时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1]。在当地政府和乡村梅花拳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十年之久，广宗县乡村梅花拳终于实现了市级、省级、国家级文化遗产的“三级跳”。广宗县梅花拳因此声名远扬，成为当地一张著名的标志性文化名片。
同年，广宗县政府授予郉银超、王孟强、李玉琢、谷恒通等“武术世家”荣誉称号，授予邢玉栋、代西贵为“梅拳名师”荣誉称号。此时，在地方政府的统一指导下，广宗县已有136个村庄建立了武术训练队或武校，并依据村庄规模大小酌情设立梅花拳武术体育辅导站，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乡村梅花拳体育健身组织，广宗乡村梅花拳演练者达6万余人之众。而且，广宗梅花拳在国际上知名度也不断提高，来自加拿大、美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梅花拳练习者分别于2002年、2005年、2007年三次组团到广宗县进行武术寻根考察。2009年7月，应欧洲梅花拳协会的邀请，广宗县政协原主席李云豪曾带领梅花拳拳师王尚信、李济民、李聚行等人远赴法国、瑞士进行了为期15天的访问，积极宣传、弘扬广宗梅花拳武术文化。2014年，广宗县梅花拳协会参加邯郸市梅花拳传统武术第三届运动会，曾获得一等奖。广宗梅花拳成为国家级“非遗”，给予了当地政府和村落民众极大的精神提振，梅花拳在广宗乡村地区的复苏发展势头更加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