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仪礼：乡村礼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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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都必须要经历的几个生活阶段，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人生仪礼。人生仪礼的全过程是按人年龄的增长过程显示的，一般以“岁”为单位计算，几乎每岁都有一定的仪礼[53]。大体说来，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民众通常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礼仪习俗分成五个方面，即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寿诞礼及丧礼，且尤以婚礼、丧礼为重。对北杨庄人而言，人生仪礼不仅是村民参与乡村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不同家庭、家族及跨村落之间人际关系的纽带。而且，讲面子、要面子往往是乡土村落中的民众制定人生仪礼规范的必要性准则之一。下文简要描述目前北杨庄村民的日常人生仪礼生活。
（一）诞生礼
1.“过天”。添丁进口是北杨庄每个家庭都要面对且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它也是维持一个家族绵延不衰的根本保证。所谓“过天”，是指在孩童降生后第九天或第十二天时，由孩童的外婆、舅舅、姨、姑等亲戚携带礼物到场庆贺孩童出生。亲戚携带的礼物主要有新衣服、童车、挂面、红糖等物品，还要按照亲戚的远近程度给孩童数十元、几百元乃至上千元不等的礼金。当天，主家负责在家中或者附近饭店请客招待亲戚，举办庆贺孩童出生的聚会仪式，开销在数千元左右。亲戚下午回家时，主家还要准备回赠礼品以表谢意。
2.“做生日”。在北杨庄，村民为孩童过庆贺两周岁的生日，俗称“做生日”。此时主要由孩童的外婆准备礼物。一般提前准备三个篮子，篮子里面分别装入豆芽、勺子、碗、米、馍馍等物品。豆芽寓意孩童“生根发芽”，勺子、碗、米寓意不愁吃穿，篮子有“拦住”之意，期待孩童未来能够健康茁壮成长。而且，孩童的姨和姑要为其准备合身的衣服，妗子要为其准备童鞋。当地流传有“姑姑的袄，姨家的裤，妗子的小鞋迷了路”的说法[54]。
3.“上锁子”。在北杨庄，村民之间流传着为幼童上锁子的民间习俗。这种仪式，村民一般在自己家中即可完成。所谓的“锁子”，是指给幼童佩戴蓝色的绳带。平时把绳带安放在贴有灶王爷像的灶台旁，孩童每成长一岁，就随之增加一根绳带。等到孩童长到八至十二岁时，家长将绳带放在一起，给灶王爷磕头、祭拜之后将它们烧掉，以祈求孩童健康成长。
（二）婚姻礼
结婚生子是一个普通村民从少年走向成年的重要标志。在北杨庄，村民普遍认为只有结了婚才算真正的成人。受当地较为落后的教育条件局限，北杨庄年轻村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并不高，大多数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在读完初中、高中以后外出打工谋生。一旦工作稳定下来，家中父母就要着手准备解决年轻人的婚姻问题，俗称“办红事”“办喜事”。“文化大革命”以前，北杨庄村民的婚姻之事还要听从父母之命，由父母统一安排。总体来看，目前北杨庄年轻村民的适婚年龄一般在25岁之前，22～23岁结婚者居多，结婚时间相对较早。超过25岁以后，如果家中的孩子还没有结婚，那么他们的父母在村落中会遭受各种人情舆论压力。虽然父母收入来源有限，但他们仍会在孩子结婚问题上倾其所有，主要帮助孩子解决彩礼、房子和车子三大难题。归结到一起，最终都要用金钱来给婚姻做物质保证。如村民所言，现在农村结婚，“花一分钱都是男方出！”乡村婚姻生态的失衡导致各种问题显现。男女双方结成亲家之后，如果男方一时无法给女方在广宗县城购买商品房，就必须给女方买一辆新车。北杨庄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女方在男方的陪同下买了新车，但价格偏低，后来女方又向男方家里要了十万元了事。虽然男方出了钱，但女方在村中落下了“不通情理”的名声[55]。至于购买陪送嫁妆、彩礼等费用支出，基本也都由男方承担。到了适婚年龄，男孩娶媳妇就成了一个家庭的大问题，如果本身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更加剧了“娶媳妇难”的问题。当然，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是决定一门婚事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但这并非唯一的标准。
北杨庄村民把处理孩子的婚事也称为“做亲家”，且十分讲究门当户对。1950年5月1日我国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家法”从此变成了“国法”。新式婚姻法主张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婚姻中传统的家族长作用逐渐弱化。如过去在北杨庄，年轻村民结婚之前，需进行“换号”仪式，俗称换帖，双方以婚约的形式确定婚姻关系。因为过去村民结婚多是遵照父母之命，经过“换号”程序，在婚帖落款写上“家族长×××鞠躬”，就表示这门婚事已确定下来。通过这种方式，双方父母还可以知道对方家族长是谁，但如今家族长的权威已经大大弱化。现在村民“做亲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由恋爱，二是请媒人说亲。随着更多的年轻村民外出打工，年轻村民自由恋爱的情形也逐渐增多，村民娶外地媳妇或嫁给外地女婿的现象屡见不鲜。而通过媒人介绍对象，媒人可以从中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男女双方如若属于在外地打工自由恋爱的情形，那么结婚仪式也会相对简化。一般先由男方父母安排家中人员到女方家中说合，双方商议具体结婚程序。自由恋爱的情侣，婚前女方向男方家索要楼房的情况较少。若经媒人介绍成亲，主家大多都要提前准备好楼房、汽车、“三金”等物品。稍有积蓄的年轻村民，也不愿意在农村继续生活，多半会在父母的帮助下去附近的广宗县城、南宫县城购买商品房居住[56]。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北杨庄大部分适婚男性都面临着“娶媳妇难”的问题。
1.定亲。在北杨庄，无论是个人恋爱，还是经媒人介绍，新人在准备结婚前都要先定亲，这也是双方家庭缔结婚姻的第一道程序。过去举行定亲仪式时，村民一般在自家院中摆下桌席庆贺，现在多是去北杨庄附近的核桃园或杜家庄饭店集体用餐，省去不少麻烦。定亲当天，女方家来两位近亲商议定亲事宜，男方负责招待。定亲时双方需要“过礼”，也就是男方把一万元左右的彩礼送给女方。例如，北杨庄村民邢尚娥的本家侄子2016年农历九月结婚。家族商议定亲程序时，安排他到女方家协商处理定亲事宜。婚期前三个月，邢尚娥组织家族人员带了些烟酒礼物，去女方家商议双方定亲一事，并确定了男方给女方一万元的彩礼。
2.认门。双方定亲以后，女方要择日到男方家认门，即女方去男方家中吃一顿饺子，然后男方父母给女方一千元至两千元的见面礼。此时男方还要根据女方的生辰八字，查看与男方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合，然后再挑选出合适的结婚日子备用。
3.订婚。订婚是双方确定结婚日期的仪式。在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购买嫁妆、衣服、家电、项链等各种婚前物品。购买时，需要女方亲自前往挑选中意的物品。如果不购置嫁妆，男方需额外再给女方准备十万元礼金。男方在订婚时要准备“六铺六盖”或“八铺八盖”，女方负责买两双鞋。一般在正式结婚前一个月左右，男女双方要去民政局登记注册领取结婚证。
4.追节。一旦男女双方订下婚事，男方在每年八月十五和春节期间要去女方家送节礼表示孝心，俗称“追节”。准女婿需给对方父母买一刀肉，还有鱼、烟、酒、牛奶等日常礼品。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过年回家，也要在年前或年后邀请准媳妇去男方家中吃饺子，一年需请新媳妇入门两次。过年时女方父母会给准女婿一些礼钱，数额为110～160元不等。
5.迎亲。到了结婚的日子，村民在当天早晨三点钟就要起床，准备去女方家迎亲。迎亲时间多定在四点钟，由婚礼主事者安排精明能干的中青年村民带着新郎本家的嫂子、婶子或大娘等几位妇女，一块前往迎亲。接亲人员的属相需与新娘相合。迎亲时由男方提前安排好迎亲车辆，新郎本人无须陪同，一般在上午七点至九点钟把女方迎接到男方家门口。
6.进门、拜堂。众人将新娘接到新郎家大门口，新娘家送亲人员主要是女方本家的兄弟姐妹，她的父母和姑舅姨不陪同送亲。新娘进门前，要和新郎一起朝天地鞠三或六个躬。进门之后，新郎新娘一同吃饺子，村民俗称“咬饺子尖儿”。新娘吃水饺时先把饺子的尖儿咬下来，然后把剩下的水饺给新郎吃，寓意有福气。紧接着要举行新人拜堂仪式，由家中长辈主持。拜堂前方安排一张八仙桌，摆供焚香，上置一个用红布盖起来的织布梭子。新人按照主持人的指引，依次向亲朋好友磕头行礼，亲戚要给新人结婚红包，数额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一般到早上十点钟左右，拜堂仪式结束。
随后，亲戚朋友一同在新郎家坐席吃饭，庆贺礼成。亲朋吃饭的席桌由新郎家操办，也称“吃大锅饭”。新郎家邀请本村擅长做饭的厨子帮忙，婚宴席桌的规模，主要根据家族成员和亲戚人数决定，一般至少要摆四五桌。席桌上的菜肴比村民日常中的饮食要丰富得多，且以荤菜为主。按照当地的规矩，第一道先上杂八汤，里面是用黄瓜、金针菜、木耳、肉等食材混在一起烧做的浓汤。然后再呈上大菜，整个席桌共十一道或十三道菜，包括炒菜、炖菜等多种样式，牛肉、猪肉、鸡肉、鱼肉等肉菜居多。席间，新郎及其家中长辈要依次向新娘家送亲的客人敬酒，以示尊重[57]。一般在十一点钟左右宴席结束，再由男方安排车辆送女方的亲人回家。等送走了女方亲戚后，主家再摆宴招待男方亲戚。
7.闹洞房。婚礼当天举办完婚宴之后，到了晚上，北杨庄有闹洞房的习俗，俗称“闹媳妇”。当地有“结婚头三天无大小”的说法，一般参与闹媳妇活动的都是青年村民。比如，刁难新娘，让新娘点烟、倒水等。晚上主事者还要安排家族内的嫂子或婶子给新人铺放被褥，一边铺床，一边念叨“先撑里，生个女儿。再撑表，生个小儿。里表一起撑，生对双生儿（双胞胎），拍拍窗户台，闺女小子一起来”的吉利话，祝福新婚夫妇早日生儿育女[58]。
8.回门。新媳妇过门后第二天要回娘家，俗称“回门”。新娘回娘家时需带上瓜子、糖球等礼物，一般中午十二点之前再由新郎接回婆家。此后，整个婚礼流程告一段落。
和华北地区的其他乡村一样，普通村民一般用在婚礼仪式上的花销不菲。据村民粗略统计，整场婚礼下来，北杨庄一个普通家庭的开销在20万元左右[59]。这对大部分“面朝黄土背朝天”、收入十分有限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普通村民以打零工、种地为主业，家庭收入并不多。而种地和打工只能保证村民在日常收入方面保持在温饱线以上，加上繁重的礼金和日常人际交往费用，使得多数家庭不堪重负。如村民所述，二十年前，女方出嫁还会陪送柜子等简易家具，现在无论什么情况，都是由男方来承担相关开支。如前文所述，个体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是决定双方婚事能否成功的重要衡量标准，目前在北杨庄，因婚返贫、因婚致贫的现象比较常见。相比较而言，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北杨庄村的婚姻“市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用北杨庄村民自己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孩子结个婚，父母扒层皮”。而且农村彩礼的攀比之风不可小觑，村民虽然对此种现象痛恨不已，一时却没有理想的应对之策：“现在都是比家啊，比如那一家给得多，你给少了，不好看。”[60]目前年轻村民的“结婚难”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广宗地区的乡村社会，在华北地区的其他村落也有所体现。具体而言，北杨庄婚姻礼俗的变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乡村中普遍面临着年轻村民“结婚难”的困境，另一方面村民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却依旧浓厚。虽然在北杨庄的墙壁上四处张贴着像“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之类的宣传标语，但对大多数北杨庄村民而言，“重男轻女”的意识观念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村民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婚姻债务，他们仍旧希望儿子结婚后早日让他们实现“抱孙子”的愿望，并为生育男孩想尽办法。根据2003年河北省出台的《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当地农村家庭如果第一胎生育女孩，那么在政策范围内允许再生一个孩子。如果第一胎生育男孩，则不允许再生。到了2016年，《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再次修订，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如果二胎还是女孩，这个家庭还想生男孩，那就必须缴纳罚款，因为这属于超生范畴。当地的处罚标准是二胎超生罚两万元，三胎超生罚四万元。因此，一些村民陷入“婚姻”和“生育”的纠结状况中。女方家庭在抚养孩子成长直到嫁人这个阶段，前期有所付出，自然希望女儿出嫁时能够获得一定回报。村民期盼生育男孩，延续家庭香火，同时又为未来男孩婚姻的高额开销感到担忧和无奈。女性资源的稀缺，促使乡村婚姻生态转换为“女方市场”。
其次，乡村内部的通婚圈“内缩”现象愈来愈显著，村民的婚姻选择更加趋向“经济”理性。赵旭东在分析华北乡村的婚姻问题时，曾指出河北李村的通婚圈“内缩”现象[61]，这种通婚圈“内缩化”倾向在北杨庄也表现得极为明显。例如过去在北杨庄，邢氏家族和王氏家族属于姑表亲关系，本来两大家族之前定下规矩不可通婚，但后来邢、王、刘三大家族相继出现了互相通婚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同村村民之间互通婚姻，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结婚成本。此外，过去国家计划生育管理严格，一个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女孩数量相对较少。村民也明白，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女方父母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入穷人家庭过苦日子。过去如果第一胎是女孩，村民还可以选择再生一个。现在国家虽然放开了二胎政策，但村民的生育积极性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担心孩子出生后的抚养成本问题。家里孩子多，等到孩子结婚时拿不出足够的彩礼，又会形成一个新的不良循环。这些观念的转化实际上都是村民在乡村现实婚姻生态下“经济”理性的选择。
（三）丧葬礼
北杨庄设有专门的红白理事会，其成立时间已有20年之久。理事会成员长期维持在3人至5人，主要由村内各大家族年长且富有处事经验的老人担任[62]。村中成立红白理事会，便于不同家族之间商议出一套村内约定俗成的红白喜事规矩，这种规矩也得到北杨庄村民的普遍遵循。特别是在组织丧葬仪式的过程中，有了红白理事会的参与指导，村中家富者不过于铺张浪费，家穷者也不至于太寒酸。每当村落中遇到红白喜事，主家会及时邀请红白理事会中的几位负责人前往帮忙。通常情况下，北杨庄逢婚嫁红事时，多是由同姓家族内的长辈负责操持，较少牵扯外姓族人。一旦遇到丧葬白事，村民才会在全村范围内广泛约请亲邻，请他们帮忙组织丧礼。常年主持红白喜事的老年人对此也有担忧，因为现在的年轻村民多数外出打工，熟悉这一套红白喜事程序的年轻村民越来越少，白事的礼俗传承也就成了问题。按照北杨庄红白理事会负责人的说法，一般情况下，老年村民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抵抗力变弱，容易患各种疾病，该村在每年春夏之交和寒冬季节两个时段碰到的白事较多。当地人又称白事为“丧事”，北杨庄村民坚持着“丧事尽量从简，不允许大操大办”的基本原则[63]。相较而言，整个丧礼仪式流程烦琐，牵扯人员众多，北杨庄村民认为丧礼是他们的日常礼仪生活中最为耗时费力的一件事情。一般高寿年长者去世，在当地又被称为“喜丧”，丧礼前后总共要操办三天，大体流程如下。
1.穿寿衣、设灵床。通常情况下，在家中老人去世前，需安排本家族有经验的妇女给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穿寿衣。现在北杨庄流行的习俗一般是在老人刚咽气时，趁身体尚有余温，安排人员给逝者净面，穿衣。而且，逝者不论男女，都需穿棉衣棉裤，脚穿棉鞋。男性头戴黑帽，女性头戴莲花帽，口中放铜钱，脸上放盖脸纸，还要用麻绳缠足、束袖，全身盖上被单，再将逝者安置于灵床之上。夏季天热，如有村民去世，尸体还需安放在冰棺中。逝者儿子与儿媳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在灵前日夜为逝者守灵。一般情况下，逝者的儿子在屋外守灵，闺女和儿媳在屋内守灵。
2.报丧、吊丧。老人一旦去世，北杨庄红白理事会负责人需立刻安排家族里的年轻村民去给逝者的至亲（舅、姑、姨等）通报丧事信息。过去下通知主要靠骑车和步行，近些年随着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普及，只需打电话告知即可。亲属们得到通知后，要携带纸钱、鞭炮、花圈等物品前往逝者家中吊丧。吊丧时，逝者儿女在丧屋门口两侧跪着给前来吊丧的亲属行礼。妇女吊丧可去屋内探望孝眷，男性吊丧多在屋外安慰孝子。吊丧人员祭拜逝者时会哭上一阵，然后由逝者儿女给吊丧者磕一个头，拜四拜，以示还礼。
3.搭灵棚。老人去世后，村民要在院中搭设灵棚祭奠逝者。灵棚的搭设方位需冲向逝者的堂屋门口，正对屋内灵床。同时在灵棚前供奉灵牌，八仙桌上摆放四盘点心等供品，讲究双数。灵棚内需悬挂吊挂和挽联，它们一般由红白理事会中擅长书法的老人负责书写。大门口影壁墙上需悬挂“门席”，即把一张草席挂在影壁墙上，然后用白纸写上逝者信息。同时在大门口处摆放一杆门幡，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放置。大门门扇贴白条，以便告知村民家中有白事发生，亲戚邻居此时可以前来吊丧[64]。
4.报庙。北杨庄村民举办丧礼期间要组织“报庙”仪式，如今此俗已经大大简化。过去北杨庄建有土地庙，村中有白事时，要分早、中、晚三次到土地庙“报庙”。20世纪50年代前后该村土地庙被毁，后来一直未能重建。于是村民又把丧礼“报庙”的地点改在了村中大路口位置。“报庙”时，孝子孝眷一同前往，烧纸磕头祭奠。
5.做斋、求经、转供。第三天一大早，“皇经会”人员会赶到逝者家中准备做斋念经，超度亡灵。所谓“皇经会”，是指在附近寺庙修行的和尚们所组成的念经组织。“皇经会”中设有专门负责吹曲的人员，其使用乐器主要包括笛子、笙、管子、弦子等[65]。同时，从核桃园乡和巨鹿等外地花钱请来的吹手班人员也会再次来到逝者家中，当天主要在门口进行乐器吹奏、表演地方戏等活动，以此活跃丧礼现场的气氛。转供是指“皇经会”人员把逝者儿女近亲的供品转给亡灵，表示敬重之心意。
6.送路。俗称“送牌位”，吃过午饭以后，村民要举行送路仪式，凡是戴孝的人员都要参加。孝子孝眷排成长队，每人手中拿着一根香火。按照当地的习俗，直系亲属戴孝用白布，旁系亲属多用青、蓝花布，挂在肩上。送路仪式多选在本村的主街上进行。此时由唢呐乐班吹奏送路乐曲，“皇经会”人员负责念经，然后把灵牌牌位和纸扎车马放在一起，连同黄表纸在大路口一起烧掉[66]。
7.入殓。送路之后，在下午三点钟左右，村民要准备把逝者放到棺材中钉棺入殓。给逝者准备的“送老”衣服一般是从寿衣店购置，里面是一件小布衫，外边穿一件大衣，头戴帽子，脚穿一双新鞋。棺材里面要铺上冥钱，并放七个洋铜钱，俗称“垫背钱”。
8.出殡。入殓之后，准备起灵出殡。出殡当天早晨，红白理事会主事者首先安排年轻人员到逝者坟地提前挖好坟坑。过去北杨庄有用灌醉的活公鸡测方位刨坑的习俗。在北杨庄，起灵前还有“架鼓送殡”的表演活动[67]。当地任何一户家庭遇到丧礼，本村梅花拳武术队都会组织人员义务到逝者灵前进行武术表演。
9.圆坟。出殡后的第二天上午九点至十点钟，孝子孝眷还要去逝者的新坟圆坟。圆坟时需携带冥钱、黄表纸、酒、水、果供等物品，同时准备四个茶杯和酒盅，在逝者坟前焚纸摆供祭奠。圆坟后，孝子孝眷可以暂时脱掉孝服。一般从逝者去世之日算起，每七天为一个祭日。在三七、五七、尽七（两个月）、百日和周年等日子，逝者的家人都需组织亲属带上供品、黄表纸等去坟地祭奠。
总体来看，北杨庄白事流程烦琐冗长，整场丧礼的开支约在1万元至1.5万元。红白理事会专门安排一人负责管理丧礼期间的各种支出和亲朋随礼收入的账目。礼金和账簿由红白理事会负责人共同掌管。礼金来源有两种，一是主家外村的亲戚，包括舅、姑、姨等亲戚；二是本村有人情往来的邻居和族人。白事开支主要包括安排席桌、购置棺材、孝布、准备坟地等方面。丧礼宴席较之婚礼简单，由红白理事会安排厨师为众人准备白菜粉条大锅菜即可。鲍辛格说：“民间习俗总是受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对自然生长的依赖容易导致无批判地和无限制地委身于传统。”[68]现在在北杨庄村民之间仍旧遵循着一定的民间礼俗规矩。比如过去村里遇到白事，村民会邀请戏班子在街道口唱戏助兴。现在除了请“皇经会”念经，吹手队演奏，又新添了洋鼓、洋号表演活动，丧礼排场也越来越热闹。又如亲属之间白事的礼金数额通常会顾及不同家户的经济条件。面子当然不仅仅体现在礼金数额上，礼金一旦超出村民日常所能承受的接受程度，可能会被其他村民耻笑为“打肿脸充胖子”。
一般认为，丧礼的礼仪安排反映社会中的秩序，而且具有各种现实的社会功能[69]。而且，一场丧礼隆重与否，一方面要看主家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北杨庄红白理事会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红白理事会根据本村不同家族和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通过家族内部商议的形式，确定各项丧礼程序及礼金数额。一般北杨庄每家每户都会存有一个红白喜事账本，上面记录着村民与同族、邻居和亲戚之间的人情往来费用。目前村民之间随礼的金额在20～100元[70]。对于礼金，村民普遍遵循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即最少要与对方之前已经随过的礼金相持平。这几年随着村民收入的不断增加，礼金数额也呈现出水涨船高的趋势。
在北杨庄，村民至今还遵守着一系列与丧葬礼俗相关的村落禁忌。比如家中有老人去世，村民忌讳说“死”字，而是用“老了”“过世了”“走了”代替。孩童早亡，则用“丢了”“扔了”代替。又如家中有人去世，当年春节需闭门；逝者棺材不能使用榆木作为原料等。这些民间禁忌体现出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祈求规避灾祸的朴素信仰心态。此外，北杨庄村民目前仍遵循着较为严格的丧礼规矩。如果儿子或儿媳早于家中父母离世，不可先入自家祖坟；妻子如果早亡，需等丈夫去世后与丈夫合葬。
（四）寿诞礼
一般情况下，北杨庄稍微富裕一些的家户，在家中长辈六十岁或八十岁的时候，老人的儿女会组织亲戚朋友给老人过生日庆贺，俗称“祝寿”“过大寿”。也有家户提前一年给老人祝寿，有“过九不过十”之说。在老人生日当天，亲朋好友送来“寿糕”“寿桃”等礼物，全家老少聚在一起摆宴就餐，其乐融融。此后每逢十年整寿，家人都要给过寿者庆贺一番，祝福老人“长命百岁”。
（五）其他礼俗
不仅如此，除了诞生礼、婚嫁礼、丧葬礼、寿诞礼这四种主要的人生仪礼形式之外，过去在北杨庄还流传着“过继”“拜盟兄弟”“贺号”等风格各异的礼俗交往形式[71]。
“过继”，又称“过嗣”，主要针对农村中已超过生育年龄却没有子嗣的家户，将同胞兄弟的儿子认做其子的一种继承制度。过去村民传宗接代观念浓厚，如果家中一直生不出儿子，他们在村落日常人际交往中时常会背负着较重的精神压力。村民通过这种同胞兄弟过继的方式，可以使得无子家庭在名义上拥有子嗣。过继时，双方家庭需邀请同族长辈、亲友一同立下字据，俗称“过继单”，单据上要写清楚过继人与被过继人之间的财产继承和赡养关系。此后，在本族家谱中即可将过继人姓名写入被过继人名下。
“拜盟兄弟”是同村不同姓氏家庭之间缔结义亲的一种亲属形式，也叫“拜干弟兄”。一般在幼童时期，由双方父母互结义亲，孩童皆以兄弟相待，互称对方父母为干爹、干娘。结亲之后，双方家庭之间经常相互走动，关系亲密。等对方父母年老去世时，盟兄弟要和孝子一起为逝者守孝。
“贺号”，俗称“采号”，是广宗乡村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习俗。贺号的时间并不确定，一般村落每隔数年举行一次，由本村德高望重且有文化的村民负责组织。在北杨庄，孩童出生后，家中长辈先按照家族辈分给孩子起名，此时并无字号之分。等到孩童成人结婚后，村中上了年纪的老人会聚在一起商议集体采号之事，并确定本村的采号规矩。村民需要采号者，先由个人自愿口头申请，再通过“碰钱”“碰粮食”的资金筹集方式，邀请村落中的文化人根据家谱名字推敲采号。采号面向全村男性村民，采号者年龄一般在20周岁以上。一旦确定名号，村民还要置办宴席举行贺号大会。贺号先生现场宣读采号者名号，并在村落的显要位置张榜公布。名号形式为“×××，号老×”，中间加上一个老字。例如北杨庄村民王尚信，号王老诚。过去村中传有“号响名不响”的说法，如村民王尚信的爷爷名字叫王仁杰，许多村民都知道他的号叫王老超，却不知其真名。过去北杨庄参加贺号的村民不仅集体凑钱聚餐，还会邀请戏班表演河南坠子、大鼓书等民间曲艺节目，现场热闹非凡。“有名有号”对北杨庄人而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规矩。但据村民回忆，北杨庄已有四十余年没再举行过贺号仪式。其主要原因在于，贺号原本具有的功能性意义正随着村落社会的礼俗关系变迁而逐渐丧失。
总体而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是北杨庄村民在日常经济生活诉求之外最为重视的事情，它属于乡村社会中人生仪礼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耿波认为，村落礼俗传统的形成源于约定俗成的机制，并在群体自觉中得到维护[72]。这些民间礼俗，在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结构形式的变动。但对普通村民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助不同形式的礼俗内容去填充和丰富他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进而言之，人生仪礼作为社会民俗的礼仪，在实践中往往与信仰民俗发生极大关联，全部仪式所包含的社会特征与信仰特征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多样、多重的民俗结构[73]。而且，此类乡村礼俗形式，如诞生礼、婚礼、丧礼、寿诞礼，以及“过继”“拜盟兄弟”“贺号”等，也反映出乡村的日常礼俗观念与人际交往规矩，构建了乡村内部成员自组织的社会关系交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