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神圣”：“灵验”信仰与生存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看，乡村梅花拳组织并非一个单纯的民间拳班。它表面上只是一群喜好梅花拳拳术的民众集合体，实际上却反映了乡民对待村落艺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态度。在广宗乡村梅花拳近百年传承发展过程中，村民个体的“灵验”信仰逻辑及其生存智慧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导向性作用。郭于华认为，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弥漫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人们的原有的整合的生活逻辑和乡土社会的文化景观。[18]事实上，乡村梅花拳的“神圣实践”最终都要在国家政治的宏观背景下落实于乡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乡民又需依靠“灵验”信仰的生活逻辑去强化这种“神圣实践”活动，其中彰显着乡土民众对于梅花拳的独特生存智慧和自治经验。下面以北杨庄梅花拳武场师傅王尚信的个体“灵验”信仰生活实践为例予以进一步分析。
王尚信，男，梅花拳第十四辈弟子，1948年出生于本村。因为他梅花拳武场功夫深厚，被村民赞誉为“广宗县梅花拳第一武师”。在王尚信家中，悬挂着近些年他外出参与梅花拳武术表演活动获赠的数面锦旗[19]。王尚信自幼受其父亲影响，从小爱好习练梅花拳。据说他的父亲脸上长了不少疙瘩，在北杨庄人送外号“二麻瘆”。又因他皮肤黝黑，个头高大，村民也称呼他为“黑铁塔”。过去每逢梅花拳“亮拳”时，“黑铁塔”负责开场扩展地盘。他先用梢子棍朝地下鞭打，一时尘土飞扬，众人见状纷纷后撤留出大片表演场地[20]。王尚信自七岁起开始在村中学练梅花拳，他的爷爷王仁杰和邢银超的爷爷邢彦臣当时都曾在村中教练梅花拳。同时还有邢彦士、王文香、邢中道等梅花拳文场、武场师傅一同参与组织。等后来王尚信正式拜师学拳时，北杨庄梅花拳老拳师只剩下邢彦臣一人，因此他的拳法技巧主要跟随邢彦臣学习而来。过去村民在冬季没有太多娱乐项目，习练梅花拳算是村民的娱乐生活方式之一。幼时与王尚信一同练拳的村民大概有20人。村民坚持练拳，时间久了便逐渐转变成一种生活习惯。王尚信的梅花拳功夫属于子承父业，他个人善于钻研，武艺进步很快。
（一）痴迷“玩拳”
王尚信与村民王步航都是梅花拳第十四辈弟子，王尚信比王步航大四岁。他们二人共同拜巨鹿县梅花拳武场师傅为师，当时一同练拳的村民还包括邢玉俊、王俊领二人。因为喜好梅花拳拳术，他们曾在王尚信的带领下于1966年秋后组织一批年轻村民跟随武场师傅邢彦臣学拳。梅花拳在北杨庄又被叫做“架子拳”，但这些老拳师在教拳时发现过去熟悉的架子套路无法串联起来，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汇集众人智慧，一同串起了架子套路。但之后没多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级部门认为梅花拳“烧香磕头”具有“迷信”色彩，因此公开的练拳活动被禁。而在禁止练拳的这段时间里，王尚信坚持在家中跟着父亲偷偷练拳，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向村里的老拳师请教学习。当时恰逢北杨庄成立林业队，王尚信被分配到林业队中负责看护树林，既不耽误他挣“工分”，还能享用便利的练拳场所。
北杨庄梅花拳拳场停练了三年左右，到1969年冬季，王尚信又开始组织村民复练梅花拳。但那时村中的一些梅花拳老拳师困扰于梅花拳文场的“迷信”身份缠身，轻易不敢露头。在王尚信看来，他敢于组织村民练拳的原因主要得益于胆量比别人要大。王尚信认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社员”，练拳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去招惹别人，因此别人也管不着他[21]。复练一开始，只有几名年轻村民参与练拳活动，他们晚上经常一块在村中的空房子里面习练，不过有些村民闲来无事也会过去观看。北杨庄村委会担心年轻村民学拳之后惹是生非，打架斗殴，会给村中添乱，时任北杨庄村支书还专门找到王尚信，劝他别再组织村民练拳。王尚信答复说，出了问题由他来承担。王尚信边学边教，他在组织村民练拳之前，通常会向弟子强调练拳规矩和德行要求。比如，练拳的首要目的是强身健体，不能仗势欺人，其次才是御敌防身。后来，在北杨庄村干部默许下，村中第二次复练梅花拳的人员规模逐渐扩大。当时练拳人数已从最初的20余人增加到114人，此后几乎每年都不断有村民加入练拳队伍。村民学练梅花拳的内容主要包括拉架子、散打、兵器等几个方面。他们一般选在冬、春两季练拳，一直到第二年麦收时停练。当然，村民练拳期间，有些人能够坚持下去，也有村民受不了苦中途退出。普通村民想要练好梅花拳，除了个人兴趣爱好之外，能否迈过摔打关、婚姻关和家庭关等三方面考验至为关键。过去村民练拳时都是在土地上摔打，一晚上练下来通常满脸是灰。即便北杨庄每年都有新加入练拳队伍的村民，但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这一次北杨庄梅花拳拳场在复练了两三年之后，村中梅花拳“老人”才开始参与进来。
从1969年到1978年，北杨庄村民的练拳地点虽然几经变化，但练拳房屋的钥匙都是由梅花拳武场师傅王步航掌管。他每天晚上准时开门，负责“点灯”组织练拳。一些老学员每月每人出五分至两毛不等的份子钱，用来购买煤油点灯照明，一般在三间结构的土坯房内要点上两盏煤油灯。有时候学员们凑份子的钱花不完，他们也会买上两盒烟卷供武场师傅抽食以表孝心。但这种行为被梅花拳“当家人”邢生奎及时制止，并定下规矩普通村民只需碰钱点灯，无须孝敬师傅。那时候王尚信只是组织村民习练梅花拳拳术，他对梅花拳文场知识了解并不多。1978年时，北杨庄梅花拳“当家人”邢生奎带领该村梅花拳武术队参加核桃园乡组织的乡艺表演比赛，拿到了全乡第一名的好成绩，王尚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并逐渐成为这支村落梅花拳表演队伍的骨干力量。此后，北杨庄村委会开始公开支持发展村落梅花拳，紧接着又在王尚信的多次争取下，村委会为梅花拳队伍购置了锣鼓铜器。乡村梅花拳组织也向村委会承诺锣鼓铜器归全体村民使用，并产生了具有村落公益性质的北杨庄“架鼓送殡”习俗。
（二）出了“派性”(https://www.daowen.com)
季羡林曾言：“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22]“派性”是北杨庄人的一种俗语称谓，一般用来形容村落中拉帮结派的不良习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北杨庄梅花拳组织内部闹出了“派性”。当时北杨庄梅花拳“当家人”邢生奎与文场师傅邢尚彬之间产生了一些小的隔阂。随着村委会公开支持村民练拳，村中多数老拳师也开始重新参与梅花拳组织的有关活动，但邢尚彬由于自身的党员身份，并不愿意主动“抛头露面”。当时梅花拳“当家人”邢生奎对他说：“如果再不出来玩拳，以后你也永远不能参加梅花拳。”双方由此造成了一些误会。而王尚信曾跟随邢尚彬学过梅花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邢尚彬还曾劝说王尚信停止练拳，以免给个人带来麻烦。此时北杨庄村民认为王尚信站在了邢尚彬这一边，有村民指责他“闹派性”。王尚信年轻时性子急，一气之下离开了北杨庄，转而去他的丈人家刘家庄教练梅花拳。他在刘家庄教了两三年梅花拳之后，有一次正巧赶上北杨庄遇到白事，邻村梅花拳弟子前往参加“架鼓送殡”活动，在演练梅花拳期间，跟王尚信学拳的刘家庄弟子的武艺明显要高于北杨庄的弟子，后来北杨庄梅花拳武术队便想办法让他回村教拳[23]。可是王尚信脾气执拗，直接花了5块4毛钱买了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出外打工谋生。因为他的表姐家在天津生活，他过去之后在亲戚家开设的玻璃钢厂上班，一个月能挣20元钱工资。后来王尚信在天津娶妻成家，一直生活了将近20年，但他始终没有中断过习练梅花拳。当时工厂里曾有好事者和他比武，后来见王尚信武艺高强，便向他求教学拳。他在天津期间教了20余名学生。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家庭变故，王尚信又重新搬回北杨庄居住。回到老家后，王尚信紧接着做起了修理自行车的小生意，同时还在广宗县杜家庄、刘家庄一带不断收徒传拳。
（三）经受“考验”
进入21世纪以后，广宗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乡村梅花拳的保护、传承工作。在此背景下，广宗县体委、教育局和广宗县梅花拳协会协商推行了“梅花拳进校园”的地方政策，并将部分中小学体育课程改为梅花拳课程。他们到各村寻找梅花拳武场师傅担任体育教师，在时任广宗县政协主席李云豪及广宗县梅花拳协会负责人李玉普的举荐下，王尚信被选聘到广宗二中教练梅花拳。2008年4月10日起上班，当时学校给王尚信的许诺是每月1200元的工资，包吃住。然而刚去没几天，王尚信在北杨庄的家院窗户玻璃就被人用石块砸坏。当天晚上，王尚信给前魏村梅花拳文场师傅李玉普打电话，确认“老爷爷”是否同意他在学校教授梅花拳。第二天一早，李玉普回电话告知王尚信，说这是“老爷爷”在考验他，并嘱咐道：“你在学校带学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放弃不带，只有坏处，没有好处。”[24]在得到文场师傅的确定答复后，王尚信才安下心来在学校继续教拳。第一个月结束后，学校给王尚信开了2000元工资。当年9月1日学生新学期开学时，学校还专门奖励了他一面锦旗。不过此时学校和他商量想把待遇改为600元一月，不包吃，询问他是否同意。教课待遇的突然转变让王尚信心里有些难受，但他经过一番思虑，认为这是“老爷爷”对他的第二次考验。他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成绩之后才能离开，于是同意继续在学校教拳。新学期开始后，他抽出学生中午、晚上的空闲时间提高训练频度。学生们平常畏惧王尚信的威严，一听到“王尚信老师来了”，练拳时立马默不作声[25]。对于校园梅花拳的课程安排，王尚信按照年级将练拳队伍分成三个小组。一组在周一、周四训练，二组在周二、周五训练，三组在周三、周六训练，周日全体年级合练，每次练拳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一学期下来，这一批由普通学生组成的梅花拳表演队伍实力大增，具备了独立外出参加梅花拳武术表演活动的能力。而且，王尚信带领的这支梅花拳校园武术队在当地出名之后，还曾代表广宗县出访瑞士、法国等地，交流梅花拳武术技艺，传扬广宗乡村梅花拳武术文化[26]。
到了第二年的9月20日，广宗二中更换了校长。新校长见他授课认真，紧接着给王尚信涨了200元工资。王尚信认为对方很尊重他，所以继续坚持在学校教拳。又过了一年时间，学校又给他每月涨了100元工资。当年暑假期间，他去天津闺女家小住时，校长联系他说有外出表演活动，想请他回来组织演练队伍，随后给王尚信提高了工资待遇，寒暑假期间工资照发。再后来学校又换了一位新校长，约定给他每月再涨100元工资，同时兼任学生食堂卫生监督员，可以免费在食堂用餐。到了2014年王尚信过生日当天，新校长又给他涨了200元工资，他的工资待遇终于变回了第一任校长最初许诺的1200元一月，且包吃住。在此期间，王尚信带领的广宗二中梅花拳表演队伍外出表演不断获奖，广受师生赞誉。而且学校为了让他安心教拳，还专门出资改善了校园梅花拳训练场地和配套器材。王尚信在广宗二中的校园传拳经历，增强了他自身对梅花拳文场的崇信程度，同时也显示出乡村梅花拳拳师在地方社会中的生存智慧。
大致说来，梅花拳弟子将个体习拳生活经历与梅花拳文场“老爷爷”的考验结合起来，这构成了其体验梅花拳“神圣性”的主要逻辑框架。实际上，无论是王尚信最初教拳时家中玻璃偶然被砸坏的心生疑惑，还是后来学校许诺“工资待遇”未能落实时的二次考验，都体现出乡村梅花拳弟子一种朴素的“神圣”信仰观念。这实际上也是其为自身的行为选择寻找“合理性”解释的动态过程。王尚信作为一位性格开朗、豪爽仗义的乡村梅花拳武师，随着年龄的增长，近几年他也在考虑梅花拳武场功夫的传承问题[27]。因为梅花拳武场的拳技功法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王尚信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所以他特意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帮忙整理了一些梅花拳武场训练技法。即便王尚信的梅花拳武场功夫已达到一定高度，他对梅花拳文场仍然深信不疑。自从王尚信在家中设立了文场“架桌子”以后，他坚持焚香供奉，文武结合的双修模式成为其内心追求的“文武大道”。
总之，乡民一方面通过乡村梅花拳轶事来诠释“神圣”，一方面经由个体“灵验信仰”实践来体验“神圣”。二者一张一弛，构成了梅花拳这一日常自治实践框架。张士闪认为：“长期以来，村民崇尚‘武教天元’，一直传承着梅花拳‘文场’的信仰系统，并将之贯穿于村落日常生活之中。”[28]换言之，乡村梅花拳文场信仰系统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而在乡村日常生活中，村民难免会遇到各种棘手事情，此时他们找到梅花拳文场师傅求助，经过一番具有灵验性功能的“解事”，也能够强化普通村民的“神圣”信仰观念。这不仅促使民众的日常“神圣”叙事逻辑不断充实，也促使梅花拳文场信仰系统的组织、运作更加缜密、有效，从而形成了乡村梅花拳组织特色鲜明的自治生活方式。
进一步而言，乡村梅花拳的“神圣”叙事结构与乡村公共道德秩序的维系密切相关。对村落中的男性群体来说，加入梅花拳武场和文场组织是他们的一种个体生活追求。表面上看，乡村梅花拳组织具有“不能随便进出”的刚性约束，但对村民其实并没有太多制度性的惩罚措施。如果村民加入梅花拳组织之后不经常参加集体性活动，久而久之也必然会遭到其他梅花拳弟子的排斥和冷落。北杨庄村中流传的各种梅花拳轶事和“灵验”故事，以及村民经历过的“红色抗战叙事”等社会历史事件的综合影响，这并未降低乡村梅花拳的自治传承韧性，村民反而把这种红色叙事纳入梅花拳传承话语体系之中。这种乡村梅花拳组织既是一个自树权威的自治群体，也在运作民意，推行村落公益过程中展开自治实践，从而在村庄内部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稳定的乡村道德体系和自治生活秩序。